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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话 ”一直是我的读书旨趣之一。自汉代刘向父子受命校书秘府，著为《别录》、《七略》，其后班固据以纂成《汉书?艺文志》之后，三国两晋而下，唐宋明清以来，各种书目著录相率而出，书话著述应运而生，蔚为大观。由志目而为题跋，而为近之书话，著述体裁递相嬗变，盖因风气之所使，亦为古今文人援笔意气之不同；然惟书是癖，道及心性，几成历代时贤之雅事雅趣，其精神意味，用世之心，在在可见。无论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还是寻绎轶闻，点化掌故，其中斐篇不绝如缕。此类文章皆为津逮来学而作，书里书外，字里行间，自有传薪之意，亦可启染后世文人。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的阿英、郑振铎、周越然、唐弢等人的书话，不仅兼具前人书跋性质，而且更为注重书之掌故、事略、情致、意境之开掘，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手头这一册《夜趣斋读书录》（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乃当代闽人林公武之作。不由得让我想起宋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书，二位作者名字几同，书名亦有相沿之趣。《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私家藏书书目，其编排体例、各类序和解题的有机结合，融知识性、科学性于一体，尤其是类目的设置、解题的编写和校勘整理，树私家藏书书目编辑之典范，也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文化载体。林公武的《夜趣斋读书录》，乃傅璇琮等编著的“书林清话文库”之一种。该书秉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傅璇琮编著《学林漫录》时着重于“学”与“漫”的宗旨，汲取了中国历代书话著述的一些基本特点，除版本校勘、事略订正外，还记录许多书人书事，融入自身读书的心得、情致乃至趣味。作者读书多年，积累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从中精选出近三十万字，凡百余篇文章，可见其用功良多，用力甚勤。全书以“涵养励志修身养性立德乐人”的读书治学立意，凸现了读书人的一种文化自觉。 林公武说：“读书至乐，有得辄喜，题记跋语于书更是至趣。”我以为，这便是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最重要的文化自觉。作者幼承家学，童年的家境虽不富裕，却能够在长辈的影响与支持下，读了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并于古诗词、文言文及经学、史学、古文字学有所涉猎。到高中毕业时，“已藏书数百册”。作者读书不分门类，不囿成见，不树门户，古今中外，多方涉及。他说：“唯无愧者，志之不颓，学之不怠，不随俗，即孔子所云：‘博学而笃志’。无论何时，或困苦，或欢乐，或逆境，或顺境，常年读书，一以贯之，‘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吾所好，广而全；吾所求，博而精。读书不厌，以书为师，自悟自得，‘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温故而知新。’”昔宋人尤袤酷爱读书抄书，曾有“四当”说，形容书“饥以当食，寒以当衣，孤寂以当友朋，幽忧以当金石琴瑟”。这无疑是一种境界。半亩方塘，天光云影，好读书者，自有会意。从古到今，读书都在接续一种文化性情，以使得传统“斯文”未坠于地。数年前读《古今典籍聚散考》，感慨颇多。书史种种，或沉或浮，或聚或散，都是一页页沧桑的历史。而书卷人家的确是可风后人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叙述了他们夫妇的藏书之乐：“每获一书，即同其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舒磨展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这是何等的书卷情怀！ “诗书继世长”。书史之兴亡沧桑，亦表征了文化的兴亡沧桑。《夜趣斋读书录》的作者虽然不能说是睥睨一方的藏书家，然而以他的嗜书求书惜书的经历，坐论起行，其拳拳之心亦属难得。他藏书不为附庸风雅，常常于校勘修饬内外，由此在藏书的记录上别见手笔，别有境界。一部光绪26年自刻的缪荃孙撰《艺风藏书记》八卷本，曾经让作者心仪多年。缪荃孙乃上世纪末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作者早年略知其事迹，并从他身上引发了对版本目录的兴趣，惟嫌不足的是此书尚属阙如。1997年5月下旬，作者在上海拜晤顾廷龙先生时，顾先生慷慨将内有缪荃孙亲笔附题的《艺风藏书记》赠与作者。是书虽非珍本秘笈，然出自20世纪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之手，当弥足珍贵，所以作者“接书时，尤感份量弥重”。沉迷于古籍的藏书家大都有如此的体验：鱼龙曼衍之中，何处去寻觅古籍消息？这大概是一本理不清的烂账。私家藏书的渐显式微，我以为亦与此有关。当年大藏书家周叔弢曾高价收入海源阁流出的一部宋版《庄子》，加上原先收入的另一部宋版《庄子》，便额其书斋为“双南华馆”，一时传为佳话。《夜趣斋读书录》中作者所记述的购书经历，亦有许多是颇具曲折的。作者早年收藏的一部上海广益书局印行的施崇恩著《最新八行手札》，因系民国印本，“文革”时为免遭“秦火胡灰”之厄，遂贴上商店包装纸，冠其名为《行书字帖》，并在封面题上“此集书法尚有些可取之处，而内容却乌七八糟，不值一睹”。此举现在看来未免可笑，却是求书若渴情怀下的一种宛转意态。作者某回偶得久寻之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印行的《通志略》，只是存卷不整，“虽残亦可一阅，足供雅玩。书与我有真缘，宇宙之大，均在指掌之中”。在作者的藏书经历中，索值甚高的不惜重金收入，甚或倾囊以偿；残本破卷的力求补缀完璧，不侈求其精湛。作者充满文化自觉之藏书心态，由此可见一斑。 读书人由求知而爱书嗜书，而后又反哺读书，这种文化自觉堪为书林佳话。林公武说：“藏书为读书，读书为治学；治学为涵养，涵养为励志；励志为修身，修身为养性；养性为立德，立德为乐人。”格物能致知，博学方多识，这一直是林公武治学论艺的尺度与准则。作者在其“夜趣斋”之外，又号“一明百清轩”，乃取“读书治学处事格物能举一张万，解一明众，则必明了清晰”之意，取此室名，大抵可看出他的治学蕴藉。中国历代学者从汉代法门、魏晋经说、宋儒理学到乾嘉学派，在治学问题上风格多样。以我的理解，林公武可能更注重乾嘉学派治“汉学”的理路：作注作疏，力求返古返朴。正如王鸣盛在《十四史商榷?序》中所说的乾嘉学者治学之道：“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执义理以求之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林公武在购得《十三经注疏》和《十三经今注今译》后，多次披览，认为“治国学者不治《十三经》或不能精研一二经，则为‘盲人’；而终生穷守，无所创获，亦称迂腐。入而化新，出而治世，古为今用，益国益民，方是治学之道”。 能“入”亦能“出”，——这对于治学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完全的文化自觉。《四库全书提要》曾批评乾嘉汉学之“吴派”领袖惠栋的长短：“其长在博，其短亦在于嗜博；其长在古，其短亦在于泥古。”正是说他有“只能入不能出”的毛病。在我看来，《夜趣斋读书录》所思所论颇多独特见解和深刻意味，在于能“入”能“出”， “入而化新”，方使得“故纸犹香”。 学问之道，既在内取，亦在外求。林公武藏书治学能“入”能“出”，善于不耻多方问学，求教诸多大家。他于丁吉甫先生、顾廷龙先生、王元化先生、贾植芳先生和邓云乡先生等处受益良多，所述的那些忘年之谊，读来情真意切。这些鸿学硕儒“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高尚品格，让他不断开阔眼界，拓展治学胸襟，策励自己“矢志学问，砥砺品行，不敢怠慢”。以古人为师，掩卷思道；以今人为师，见贤思齐。他读王元化先生所赠《清园夜读》，于其中《扶桑考辨》一文连续写了三次颇有感触，以为“治学者不持严谨态度，无自家主见，非为学也！凡事需加思辨，正其真伪，于昔之权威，唯唯诺诺，必自奴化，岂不悲哉！”我想，这是读书人的文化自觉，当然也是读书人的学养和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