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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先生穿着黑衣，很奇怪地始终歪着近乎45度角的头，在凤凰卫视开讲文化。2006年1月1日上午10点半，我看到了凤凰卫视播出的《秋雨时分》，那是被称为精华版的“连环篇”。秋雨先生当然没有李敖大师那么洒脱，凤凰卫视《李敖有话说》播了老长时间，影响还是蛮大的；现在是豪放下台、婉约出镜了。 不能不说，余秋雨先生适合电视，适合在电视上传播“秋雨式文化”。如果要评比华语“电视文化”中的最佳上镜先生，相貌良好的余秋雨不拿最佳大奖，那至少可以获得提名奖。所以多年来，秋雨先生既乐此不疲又乐此不彼。在这期节目最后，为了鼓励大伙儿收看《秋雨时分》节目，秋雨先生还顺带贬了一下新闻和娱乐，褒了一回“电视文化”，可见他对“电视文化”真是情有独钟的，只是忘了新闻和娱乐就是“电视”的主打品种，是广义的“电视文化”的组成部分。 一个人“生有涯”，精力亦有涯，殊为可惜的是，些许年来，秋雨先生自打开始钟情电视之后，就越发写不出好书了；不过，这样的价值取向是个人的事，他人无权干涉，我也只能是作为读者感到遗憾而已。现在，电视文化节目《秋雨时分》刚刚开播，由“读者”变为“观众”的我，想在提醒秋雨先生在镜头前把头摆正之外，希望他尽量少说或不说胡话昏话，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天文地理鸡毛蒜皮都懂的主儿。我的提醒基于以下几点： 头一个是常识。常识告诉我们，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如果信口开河，那么注定是“言多必失”的，大师也不例外。 第二个是经验。越是基础的东西，越容易出错，秋雨先生曾经被爱好咬文嚼字的人“咬嚼”过，因为他确实错了不少。如果说严谨于考据的李大师敖先生“失”之于放大真实的局部而不时导致整体失真误判的话，那么，秋雨先生考据之“失”恐怕就会不时出现。从经历经验看，秋雨先生的差错确是不少的，即使在一晃而过的电视上也被人给揪住了。比如2005年央视中秋晚会上，他即席吟诵两首“含月”古诗时说：“苏轼有首诗，诗句说不全了，意思是为了赏月，叫城门不要上锁。”杭州有位老报人就给当地媒体写信指出，大师错把看潮当赏月了（见2005年9月29日《都市快报》）；其实，那首诗主要内容是看潮水，不是赏月，诗名《八月十五日看潮》，秋雨先生吟诵的是第1节：“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苏轼时任杭州太守，他白天刚欣赏了钱塘江涌潮，听说夜潮更为壮观，就写下了这看潮诗，尽管诗中有尚未到来的夜间的“玉兔”，但与“赏月”完全不搭界。似是而非的错是最容易犯的，若拿狡辩来掩盖，则叫欲盖弥彰。 第三个是识见。秋雨先生总算是学识渊博了，但有些稍稍离开“文化”远一点的“识见”，就显得很倒灶。典型如传播甚广的一个“名篇”——《另一种贫富》，该文首见秋雨先生大著《行者无疆》（华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页），后来太多的报刊转载或转摘，最近又在一本叫《视野》的杂志2006年1月B期上看到了，题目演化成了更明确的《另一种贫穷》。这篇文章是批评瑞士首都伯尔尼的，余行者秋雨先生开篇就以知道分子的口吻说：“世人皆知瑞士，但如果追问瑞士的首都在哪里，多数答不出来。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是，作为首都的伯尔尼，居然没有机场。”“余行者”毕竟不是“孙行者”，没有机场那怎么得了！所以秋雨先生用独立一段的一句话说：“这连想一想都烦不胜烦。”伯尔尼为什么没有机场？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国度，其首都市民怕飞机降落的声音太吵，就经过民主投票予以否决了：不建机场！人家首都公民的选择，可让秋雨先生大大的受不了：“我觉得老是拿着这样的事情进行公民投票，看似民主，恰恰违背了支撑民主精神的理性原则。”显然，秋雨先生只顾及自己“交通不便”的“烦不胜烦”，而不顾及人家“噪音扰民”的“烦不胜烦”。秋雨先生大约浸淫于中国的“东方文化”，谙熟政坛“高票通过”上级提请审议的各种工程项目之高效率，所以对人家的民主抉择感到不可理喻。问题恰恰是，我们凭什么说车轮滚滚、飞机轰轰就是现代文明？公民热爱耳根清净、热爱安宁环境，难道不恰恰是真正的现代文明吗？我们凭什么说领导决策、一致通过就是现代民主？尊重公民的耳朵、尊重多数人的选择，难道不恰恰是真正的现代民主吗？ 秋雨先生还以智者的姿态说，“我不知道它是否已经自我觉察”，还特意“写了一段话相送”，这段话之幼稚，让我等寻常读者看了也差点乐掉五颗大牙：“骄人的富裕培养了你的自负，百年的成功鼓励了你的保守，长久的安宁增加了你的琐碎，太多的福利吞食了你的追求，缺少文化积淀和精神主轴，你的美丽中埋藏着太多的隐忧。”这里的“你”不恰恰是“电视文化人”余秋雨先生自己的写照吗？常常拿一段哲理式的“秋雨的话”赠送，是《秋雨时分》传播“秋雨式文化”的节目手段，文字画面与秋雨话外音同时出现，然而，我可不愿意看到和听到类似上边的这种昏话。 这个世界尽管不大，但通常不是“行者无疆”，而是行者有疆、思者有涯的，而公众大抵都很明白这点，谓之“自知之明”，那么，大师就更需要明白这个道理而“自我觉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