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0年的初夏，美丽的喻园（华中科技大学本部）因为离别而躁动不安。不谦虚地说，我也曾为那时喻园的噪音污染贡献过高分贝的。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我有幸得获曹聚仁先生所著《鲁迅评传》。对于鲁迅粉丝的我来说，真比得到周先生亲笔签名还高兴！于是强忍了一夜蚊虫叮咬、瞌虫袭扰，囫囵吞枣地读完了。其时当然是心 潮澎湃。可惜思绪虽有万千，下笔却无一言。到如今大部分都早还给曹先生了，唯有一句“毋求备于一夫”铭记在心。 五年后的暮秋初冬时节，罕见的大雨在我居住的江南小镇肆虐地连续泼洒了10天。真是多亏了韩石山先生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帮我解了“秋雨之困”。（真是不大敬了）我很佩服韩先生搜集史料之功、解构神话之勇。但后学以为，学术不是逞一时之意气，更不应是情绪的宣泄。对于韩先生的观点，我是不大以为然的。 我对于鲁迅先生是崇拜的，这崇拜不因李敖、王朔们的“高论”而减弱半分，也不因某些神化而“妨碍了自己的呼吸”。因为我崇拜的是伟人的鲁迅，而非神化的鲁迅。故而，我不“求备于一夫”，更不求造完美之鲁迅。鲁迅一生是朴素的，特别是到了晚年，是不修边幅的。所以对于穿在他身上的“锦衣华服”，我知道那是别人硬穿在他身上的。但是否为了除去那不相称的“锦衣华服”而连先生本来的那件长衫也要剥去呢？韩石山先生的《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给人此感。 且看韩先生对“抄袭案”的“新意”阐释。 事情起因于陈西滢与周作人的“闲话事件”。但不知道西滢为何由周作人而怒及周兄鲁迅，竟然直指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人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莫名受辱的鲁迅当然奋起反击。此事本来已有公论（韩书中也有记载，恕不赘言）。但韩先生开出了“新意”：称鲁迅至少是“不符合学术规范的”。我不知道韩先生“学术规范”何来！某虽不才，亦知《史记》大篇沿用先秦著作原文。后学所好“荆轲刺秦”事，即出《战国策》，却未见太史公有所交代。治史之事，本来如此。可见韩先生实在是“激昂”的过分了。 把酒言欢、辩论游戏，情绪激昂，固然无碍。但于学术，一味任由情绪宣泄，则易入偏执之途。《少不读鲁迅 老不读胡适》一书中另记载，西滢在致志摩书中有语：“有人同我说，鲁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镜子，所以永远见不到他的尊容。我说他说错了。鲁迅先生的所以这样，正因为他有了一面大镜子。你听见过赵子昂——是不是他？——画马的故事罢？他要画一个姿势，就对镜子伏地做出那个姿势来。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没有一句骂人的话不能应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个赌。” 试看韩先生对此的评论：话是难听了点，但和鲁迅后来多次标榜过的自己写作的宗旨也还相差不大。鲁迅不是常说自己怎样勇于解剖自己，怎样要引起疗救的注意，陈西滢说“鲁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对了他的大镜子写的”，不过是一种形象的说法，或者说是一种嘲讽的说法。 后学真是惊诧于韩先生对西滢教授的宽容和对鲁迅的苛刻。留英的海归派陈西滢丧尽绅士风度的庸俗无赖之语，成了“形象的说法”；而鲁迅呢，说话难听是刻薄，是“对世界恨得深”。真是风流下流全在韩先生的好恶！不知道韩先生气度如何？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后学读书来所受教皆为鲁迅乃新文化运动的“大将”而非“主将”（按韩先生意思，应为统帅，“主将”不还是“将”？），韩先生欲将胡适与鲁迅进行比较研究，直言多好，何必树个“莫须有”的靶子。倒是韩先生似乎很为鲁迅不是统帅“急”啊！大有“恨铁不成钢”之势：你为什么只是大将不是统帅啊。 最后回到韩先生的书名上来。“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韩先生告诉我们：“终其一生，鲁迅很少写对社会建言的文章，也很少写分析社会事件的文章。他的理念，没有超出一个旧时代的士人对社会的认知，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千百年来有志于社会改革的志士仁人的那一套，没有新的社会认知，也没有新的改造手段。”而“胡适则不同，他是在用一种全新的文风写文章，表达的也是一种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会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宽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为人行事中。”姑且不说胡适是否只是“贩卖”，以及他是否忠诚于自己的理想。更不论及鲁迅的理念如何。这里存在一个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到底怎样才算公正的？所谓的历史终有公论，无非是寄望将来。但将来何时来，何时才是将来？是百年后，还是千年后？可见其实是不作评价的“辩词”。纵然作了，何尝不是另一次的“成王败寇”？而如韩先生那样超然于历史之外，近乎宗教的价值标准，对很多致力于所生存的“当下”的历史人物的低估同样让人寒心。所以我以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仍需将历史人物置于历史中，以多元的，而非一元的价值观审视历史人物。鲁迅和胡适都不失为20世纪中国文化巨擘。鲁迅和胡适都只是对重构中国文化进行了自己认为正确的探索。“国民精神重塑的新途，他们是真正的奠基人。”（孙郁《鲁迅与胡适的两种选择》）。高远东先生将鲁迅精神比做“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恰如其分。对于“病”的中国人，当然是先要吃“药”的。可见对于现实，鲁迅比胡适们有更深邃的认识。也正因为认识更深邃，才没有找到路，而胡适开出一计“广普抗生素”，自以为得路，其实何尝不是死胡同。所以如果非要像韩先生那样“大将”“主将”地分出个三公九爵的高下，我视鲁迅为更伟大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