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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西安８月２８日专电（冯国 惠芳） “世界历史之父”司马迁两千年前写下的５０余万字历史巨著《史记》，后人历代研究和注解《史记》积聚了丰硕成果，迄今论文有四千余篇，论著三百余部，字数一亿两千多万字，形成一门延续了两千年的学问－－“史记学”。 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张大可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学精品中，《史记》是无与伦比的‘百科全书’，有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历代无数文史大家，无不得益于《史记》的养育，得益于司马迁精神的鼓舞，对《史记》长盛不衰的研读热情，使司马迁的精神得以永存。甚至有人言，不研究司马迁就不知文化研究从何谈起，在当代《史记》已经成为普及性读物了。” 两千多年来，为《史记》全书作注释的人，据粗略统计约有二十余家，《史记》的版本有１００多种，被节译为近２０种语言。西汉成帝时，褚少孙就已开始补录、研究《史记》了，其后经过三四百年的“抑史（《史记》）扬汉（《汉书》）”时期，至刘宋时裴辏的《史记集解》、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和唐代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的出现，形成了《史记》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基本上属于微观研究，以疏通解说原文为主。 《史记》研究的第二个阶段是唐以后到宋元明清时把《史记》的文学价值发掘出来。从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到宋朝的苏洵、苏轼、苏辙、王安古、欧阳修等文学家，以及众多其他人士，基本上把史学、文学价值与思想内容都纳入了研究范围，论述文章大概有一千多篇，涉及的作者仅清代就有三百多人。 第三个阶段则是从二十世纪的清末一直到文革结束，可说从１９０５年至１９７８年。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发表了新史学理论，倡资产阶级的史学方法，认为了《史记》应该搬入大学、中学课堂；同时，二十世纪的考古发掘也与研究《史记》结合起来，王国维用甲骨文来证明《史记》商代的先公先王，而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运用，更是推动了思想性的全面研究。 张大可说，二十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史记》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研究时代。研究队伍有１２００多人，发表论文２０００余篇，出版学术论著１３０余部，研究成果占了两千年来研究总量的一半；研究方法新而且多，尤以中青年学者运用的精熟。（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