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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民工第一人”，我不配得到这种称呼 记者：新作《愤怒》是怎样的一个故事？花费了多少时间完成它？当时的创作初衷是什么？ 北村：《愤怒》应该说是一个关于真实的故事。这样说比较准确。当然它也是一个农民的故事，或者说它就是一个民工的故事。出版者将其定位为是一个弱势群体的生活实录，我也不会反对，因为这样说是符合事实的，在这部小说中所发生的几乎所有情节，都有真实的或类似真实的原型。比如其中一个被塞到焚尸炉的人就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这样列举不是提倡作家非得实录生活，我是说这是一个写真实的书。有时真实的确比苍白的思想有震撼力，比如《古拉格群岛》。 作家不要羞于实录生活，如果生活已经能敲醒我们的头脑，震撼我们的心灵。这本书准备了比较长的时间，写了半年多。 我的创作初衷很复杂，但最重要的是我想写出一种明光照耀式的理想人格，用它来切入这个时代，这就是我在处理这样的有强大社会内容的题材时的方法，即给我们的处境一个态度。 记者：为什么它为你赢得了中国描写民工的第一作家的名声？是否言过其实？ 北村：我知道现在这种称呼，这不但是对我的过誉，而且是不准确的。我不配得到这种称呼，我把它视为一种荣耀，因为为弱势人群代言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但我仅写了一部作品而已。我想这种说法的原因是：这样的作品太少了。 李百义是我的影子，但决不是我，因为我远不如他 记者：你曾在新浪网与网友聊天，说主人公李百义可以成为你的朋友，为什么是这个人物？只因为他的原型就是你自己的影子？ 北村：对，只有这个人能成为我的朋友。因为我过去的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我个人的精神困境的投射，比如《周渔的喊叫》中的周渔也好、陈清也好，他们是我个人矛盾人格割裂时的分身而已。在《愤怒》之前我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写人要达到他的理想境界可能遇到的难度，有时描述困难是深刻的，但也是让人沮丧的，因为人类真正需要的是关怀，不仅仅只是揭露。 而李百义这个人物，我觉得他至少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他对在这个时代所受到的伤害作出了他自己独特的反应——就是不以暴易暴，而是从心灵深处探索自己的罪，然后从这个基点上重新建立所有对公正的认识。这样他就对这时代作出了他的反应；第二，他在这个时代中仍然可使自己获得了一种心灵的出乎意料的平安，并重拾对未来的信心。我和这样的朋友交心，不会让我无休止地咀嚼仇恨，因为仇恨从来没有带来真正的和平。所以，你也可以说李百义是我的影子，但决不是我，因为我远不如他。我写出了他，是对我自己的期待。 出版两周时就卖掉三万本，并不说明我的写作水平 记者：你说这不是一部肤浅的社会小说，那是什么？怎样定义才准确？ 北村：主要是我在小说中写了罪性的问题。因为行为的罪和性质的罪是不同的。我不想只实录弱势群体的生活，说我写弱势群体，不如说我写不平等的问题，说是不平等，不如说是写造成不平等的最重要原因——人为什么会不尊重另一个群体？因为人不是造物主，人不是他造的，他并不了解人，也就不可能真正关怀人类，除非他体贴造物主的心肠。而人不能像造物主，并和他感同身受，是因为人有罪而不能接近他，他太荣耀，人太污秽。这就是人的罪性的问题，不只是罪行，也不只是犯下了罪行的人才有罪，也不是被伤害的人有天然的公正，谁也没有特权，连良知的特权也没有。如果真正在这个立场上认识人和我们的现实问题，可能观察的角度会改写。我们习惯于总是从社会的角度研究社会问题，不从人的角度研究，实际上所有人的行为都出于自己的意识和心灵。 记者：《愤怒》出版两周时就卖掉三万本，抛开你的用心，从书本身来分析，你认为是为什么？ 北村：这种销量的速度的确让人吓了一跳，但并不说明我的写作水平，我的小说突然有如此多的读者在这么短的时间接纳，我认为首先是它的题材选择，说明读者对这种类型的作品有了很长时间的期待。读者可能需要在作家和文学领域找到对我们中国十年来所发生的重要事件的记忆。而且关键在于作家不是临摹者，他必须给这个现实一个态度，这是最困难的。 记者：之前想到过这本书会“好卖”吗？你说过自己写作时从不考虑具体读者对象。 北村：完全没想到，我一直在写我想的东西，我的作品构思从来都是连着七八个一起考虑的，哪一个怀胎成熟，就生哪一个。《愤怒》也是这样，它出版后突然引起注意，不断有记者找上门来要采访这个题材领域的问题，我才意识到：也许我踩进了一个敏感区域。我说的不考虑具体读者，是基于负责态度，因为具体的读者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我无法想象一个作家如何在写作时去分析这个过于复杂的群体，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向市场低头，而远离了读者。我想你只要按你内心的引导去写，你就自然地和读者建立了一条最真诚和可靠的管道，这是对他们真正负责任。 《愤怒》不是那么好拍，我相信中国有好导演，但真的不多 记者：你怎么看待“民工”，你对这个符号的解读是怎样的？这本书想在社会上起到什么样的积极作用？ 北村：民工应该是指突破地缘限制，从农村涌入城市的受过有限的职业训练的工人，他们实际上是农民。大多数民工是二兼户，他们有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身份：这正是中国正在面临真正的农耕社会向工业文明转型过程中的重要角色。他们的问题不解决，这个转型过程就无法完成。当然民工也成为弱势群体的代表。我想：文学无法具体达成某种社会功能，但文学是敏感的，它一定会对此作出反应。作家总是从人的角度研究这个艰难而伟大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景观，作家要负的是心灵责任，这是重要的，因为人的行为是由人的心灵来掌控的。 记者：你说自己每天的上午写作，下午看书看碟，关于“民工”这些素材或事件是从何获取？生活中你真的跟民工有较多接触吗？ 北村：我有接触这个群体，我的朋友是直接在农村为他们维权的人。我获得了大量素材。获取素材的渠道还有很多。 记者：根据你小说《周渔的喊叫》改编的电影《周渔的火车》曾让你名扬一时，《愤怒》还想触电吗？有导演或片商找你谈改编之事吗？ 北村：我不知道有谁能拍好这部电影。这不取决于我。但我可以说，这部电影不是那么好拍的。这是一个耗费身心的过程。因为没有人能轻松对付心灵的事，习惯于感受的人，只能描写命运，无法抵达精神。中国的艺术家需要更强大的思想的能力。我相信中国有好导演，但真的不多。 采访手记 他相信0.1%的坏女人也是有理由的 与北村联系时，才得知他前一天刚离京回了老家福州。：“我得二十多天后回去。”那熟悉的声音仍是笑笑地带着憨厚，“我都好几年没回老家啦！” 还记得他在宋庄的农家小院，几间挑梁大瓦房，几棵仍挂着黑枣的树，几条都有着古怪可爱名字的公狗，当然，还有个为他浆衣煮饭的可爱的年轻妻子林涌。那是前年冬天，当时正是电影《周渔的火车》将上映，打听到北村的地址去做采访，他开着一辆被人追尾的红色破旧富康车去高速路出口接我，那一脸的大胡子和有些闷的声音，让人一下感觉到他是个踏实可靠的男人。采访时，他甚至有些拘束，虽正面看着你坐着，那微笑的目光中掩不住有几分孩子气的试探。他的一脸快乐贤慧的妻子切好水果，在一边安静地坐着，那漂亮的眼睛静静地看着丈夫，满是欢喜与爱。刚聊得有点感觉，听到动静不小的鼾声响起，四下里找寻，才见到那条肥得像根肉肠的白色京巴居然四腿朝天，仰卧着睡着了，我们都笑了。后来又忙着给他和那些宝贝狗狗们拍照，北村才真实且活了过来。他笑起来时眼睛里透着收不住的光芒。那一刻，我才感觉作家原来也不都非得是苦行僧，他们也不必做苦行僧，其实快乐真是营造出来的东西。 那天具体聊了些什么都有些模糊了，只记得我说既是写周渔，就得谈女人，其中一句话至今言犹在耳，他说：99．9％的女人都是善良的，0．1％的坏女人也是有理由的。北村对女性是如此的尊重与理解。 此后好久没有再和他有联系，直到他又出了《玻璃》等小说寄给我，因为太忙，甚至没打电话向他表示祝贺。 这次去出差时在机场买了份《三联生活周刊》，看到上边一篇名为《与民工在一起》的文章，才知道原来民工也成创作热点了，不仅张纪中、管虎等制片人和导演纷纷在抢拍民工的电视剧，作家北村居然也成了描写民工的第一作家，他的小说《愤怒》据说在出版两周时间内就卖掉了三万本！ 想和他当面聊聊的愿望落空，还好他上网，便约好发邮件问答。 无休止地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是良知泯灭的表现 记者：如今张纪中、管虎等人都在拍有关民工的电视剧，你怎么看文艺界对民工这一主题的重视？这种重视对民工生存前景会有影响吗？ 北村：我认为会。我支持文艺对于弱势群体或民工题材的关注，这至少比成天拍帝王将相好得多，无休止地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是无耻的，这是良知泯灭道德沦丧的表现。这些创作者出于某种阴暗动机，制造了一个最大的谎言。而真正的社会现实和精神现实他们并不关心，我就不知道这样的作品到底有什么价值。但是我要说的是：仅把民工当作一个题材热点，而不真正关心人的心灵处境，就有可能消解他的初衷。就像把一只鸟关进笼子，你说你是在保护它，还是在伤害它呢？重要的不是题材，而是爱。(信报记者：李冰／文并摄) 北村小档案 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分配至《福建文学》当编辑；1996年辞职从事自由写作；：2001年来京。17岁发表第一篇小说。主要作品有小说集《聒噪者说》、《玛卓的爱情》、《长征》；长篇小说《施洗的河》与《老木的琴》、《周渔的喊叫》等数百万字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