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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译的来源 韩国的翻译史构成有着很特殊的现象。朝鲜1446年世宗大王创造韩文以前，一切都以汉文为表达之工具，因此不存在翻译的问题。可是韩文的创造，促使了翻译的诞生。虽然大部分的文人仍然长期采用汉文，但在庶民层和女性层渐渐开始出现新的文学现象，这就是平民层文学和女性层文学的形成。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中通俗演义类小说的传入更扩大了平民和女性读者层。他们的读书热情更促进了“汉文谚解”的出现。所谓谚解就是以韩文解释、表达汉文作品内容，也就是一种翻译。 据现存文献记录，最早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作品是朝鲜中宗38年(1543)刘向翻译的《列女传》，它是韩文创造100余年后才翻译出刊的作品[1]。其后不到数十年再度有翻译作品出刊，这就是《太平广记谚解》。它大概可推定为明宗年间(1545——1569)前后翻译的。《太平广记谚解》现存有金一根本(一名觅南本，5卷5册)和乐善斋本(9卷9册)。 其后壬辰倭乱前后，中国通俗小说大量传入韩国，读者层也随之扩大，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现象甚为兴盛，且与后来贳册业的出现与坊刻本小说的出现(约18世纪前后)，都有很密切的关系，翻译文学的兴盛更促使了大规模翻译作品得以问世[2]。 由于不断地翻译，目前朝鲜时代所翻译小说约达60余种，再加上翻案类小说，接近于100余种。它们大部分是约17——19世纪中被翻译或翻案的，也有一部分小说是1900年代初期翻译的。 到底是“谁”、“在哪儿”、“出于怎样的目的”来翻译中国小说的呢？当时主导作品翻译的人主要是失意的两班阶层或士大夫家族的妇女及译官。从事并主管翻译的部门初期是以教化为目的，由衙门主管。到了中后期，因以商业性浓的贳册业和坊刻本小说的出台，由科举考试落榜的贫穷的文士成为主导。到了朝鲜末期，译官也加入进来。 第一，失意的两班家。朝鲜时代把中国小说《镜花缘》翻译成《第一奇谚》的洪义福(1794——1859)是一个例子。他是两班家庶出身，1835——1848年间把《镜花缘》翻译成韩文[3]。由于难以立身扬名的两班家担当翻译，他们的翻译有遣闲消日和追求营利的目的，当时读者层的扩大和贳册业及坊刻本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赚钱的机会，所以使他们参与到翻译工作队列。 第二是士大夫家的妇女层。朝鲜时代的女性中可以享受中国小说的人，只限于两班家的女性。她们对韩国小说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女性读者从宫廷里渐渐扩大到士大夫家的闺女，一直到19世纪末已相当普遍化了。如此朝鲜中后期女性对中国翻译小说与韩文小说的热情相当高，因此小说的发展必须认定妇女层的功绩。 第三是译官。译官是具备汉语和中国专门知识的人，对中国小说方面兼备相当的识见，而且他们是传播中国古典小说的主体。当时他们把出名的中国古典小说大量输入给韩国内的商街，并已把小说翻译后就卖给贳册家，或赠呈宫中及文武官上层人士。例如，李秉岐的《朝鲜语文学名著解题》中称，1884年前后，就有译官李钟泰奉皇帝之命，召集文士数十人长期翻译中国小说的记录[4]。由此可知李钟泰从事中国小说的翻译，而且现存乐善斋⑤文库中有数十种的翻译本，相当数量可推定为当时的翻译作品。李钟泰本身也是出生于写字官与译官的世家，本人也于1874年及第科举译科后参与翻译事业。 关于朝鲜时代担当或主管翻译的部署，中国小说中最早翻译的《列女传》是为了教化的目的由朝廷中礼曹里主管翻译的。其后翻译《太平广记谚解》的是主管当时文人层人事的部门。其后壬辰倭乱和丙子胡乱前后，中国通俗小说大量流入于朝鲜，读者层也扩大到一般庶民和妇女层。但因为有不能解读汉文的读者层，他们推出了翻译本，翻译本的活跃促进了贳册业和坊刻本小说的登场。从文字应用方面来看，有贳册业和坊刻本出现以后由汉文变为韩字的现象。这种翻译和翻案类作品变成主流可能源于商业性营利追求，而且促使其活跃发展的主体是科举失意的贫穷文士。 其后，到了朝鲜末期，译官们开始大力参与。当时精通中国语或具备专门知识的译官颇多，他们大量输入中国小说流通国内市场，其中有些译官为追求营利翻译中国小说，然后卖给贳册业者和坊刻本的出版业者，或一部分赠呈宫中上层(特别是女性阶层)。 他们为什么从事翻译呢？这答案可分为四个类型:第一，以教化为目的：第二，个人兴趣及收藏欲求：第三，以营利为目的：第四，取得他人欢心为目的。 二、朝鲜时代的翻译本目录 传入到韩国内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翻译的作品大约有59种。其作品的板本样相、翻译样相、翻译时期、所藏处等目录如下。 (1)《列女传》、(2)《太平广记》、(3)《太原志》、(4)《三国演义》、(5)《西周演义(封神演义)》、(6)《列国志》、(7)《隋唐演义》、(8)《西汉演义》、(9)《东汉演义》、(10)《残唐五代演义》、(11)《大明英列传》、(12)《武穆王贞忠录》、(13)《开辟演义》、(14)《孙庞演义》、(15)《唐晋［秦］演义》、(16)《北宋演义》、(17)《南宋演义》、(18)《包公演义》、(19)《薛仁贵传》、(20)《南溪演义》、(21)《西游记》、(22)《东游记》、(23)《水浒传》、(24)《后水浒传》、(25)《仙真逸史(禅真逸史)》、(26)《快心编(醒世奇观)》、(27)《聘聘传(娉娉传)》、(28)《剪灯新话》、(29)《型世言》、(30)《今古奇观》、(31)《红梅记》、(32)《花影集》、(33)《隋史遗文》、(34)《红楼梦》、(35)《红楼梦补》、(36)《红楼复梦》、(37)《后红楼梦》、(38)《续红楼梦》、(39)《补红楼梦》、(40)《醒风流》、(41)《镜花缘(第一奇谚)》、(42)《女仙外史》、(43)《好逑传》、(44)《平山冷燕》、(45)《平妖记》、(46)《忠烈侠义传》、(47)《忠？小五义传》、(48)《玉娇梨传》、(49)《麟凤韶(引凤箫)》、(50)《瑶华传》、(51)《粉粧楼》、(52)《玉支矶》、(53)《双美缘》、(54)《千里驹》、(55)《绿牡丹》、(56)《雪月梅传》、(57)《锦香亭记》、(58)《珍珠塔》、(59)《再生缘传》。[6]          三、朝鲜时代的翻译状况 1.朝鲜翻译本的分析和考察 如上所述，大概有59种作品在韩国得到翻译了，其中有翻译的作品，也有翻案的作品。这些翻译作品中，除了《列女传》、《太平广记》、《玉壶冰》等几篇作品以外，大半都是通俗小说，其中相当部分是演义类小说。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变迁，对历史英雄的渴求与当时读者的需求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有趣味的历史故事构成的演义类小说大部分翻译从这一现象来看，我们可以了解，翻译跟读者群的读书热和读者的需求很有密切的联系。翻译小说的具体翻译情况和翻译特征如下。 第一，比较多的作品是省略了序文、开场诗、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的意译本，话本小说的套用语也大部分被省略，但其中，比较多的是接近原典、避免直译的、平易的作品，到了后代才出现了比较忠实原文的直译本。 第二，翻译作品中大部分的翻译时期和翻译者无法推知。大部分小说是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翻译的作品。其中，翻译得比较早期的作品有《型世言》、《醒风流》、《平山冷燕》、《禅真逸史》、《娉娉传》、《封神演义》、《大明英烈传》、《列国志》等，此外《红楼梦》和其续书、《女仙外史》、《瑶华传》、《快心编》、《雪月梅传》、《忠烈侠义传》等，这些作品可能是在朝鲜高宗二十一年(1880)前后，动员了李钟泰等数十名文士执笔翻译的[7]。 第三，像《东周列国志》一样，有很特异的例子。现在韩国各图书馆里所藏的《东周列国志》版本大略有70余种。此版本大半都是清代蔡元放的评点本，而且大部分是清中后期在上海出版的版本。其中最早可见的是《春秋列国志》，它在1679年以前已传入韩国内的，而且颇受读者的喜爱。17世纪初中期《春秋列国志》传入国内后，就出现了《春秋列国志》的翻译本。此翻译本可能是在17世纪中后期翻译出来的，而且是经过后来数次的笔写而传下来的。《列国志》的翻译本有3种，即为17册17卷本(国立中央图书馆所藏)，42册42卷本(国立中央图书馆，影印本［日本东洋文库所藏］)，30卷本(岭南大所藏，残本7卷)等。它们都是明万历年间出刊的《新镌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志》(12卷本)的翻译本，而不是冯梦龙的《新列国志》或蔡元放的《东周列国志》的翻译本，因此更具有学术价值[8]。 第四，民间流通的贳册本和宫中的翻译本有互相交流的痕迹，还发现了不少从前翻译的版本中加以修饰后再翻译或转写的翻译本，所以在这样多次转写的过程中，出现了不少写错的地方和错误的翻译。 第五，一般情况下，宫庭的翻译本比起民间流通的贳册本文体精巧、秀丽，到了朝鲜末期翻译越来越倾向于细致和精密了。 第六，在翻译作品中比较多的是无法确认到底是用哪个版本作底本来翻译的作品，还有比较复杂的是有的作品有两种以上的翻译本，呈现出各自不同的翻译面貌。 第七，除了以上所述的情况以外，像《太原志》、《南溪演义》这样的作品是中国已失传的原典作品，仅靠韩国内的翻译本流传，所以越发有研究的价值，有进一步慎重的研讨和分析的必要。 第八，在韩国朝鲜时代被翻译的作品大约有59个翻译本，其中，明代以前的作品为2种(《列女传》、《太平广记》)，明代作品约有30余种，清代的作品约有27种。令人意外的是与清代相比，明代的作品反而更多，而且，明代的30余种翻译本中17种是演义类小说，这样的现状可说是与当时读者层的爱好有关[9]。 第九，在大约有59个的翻译本中，约30余种以上收藏于乐善斋文库(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乐善斋本是朝鲜王朝宫廷图书馆，当时王妃和后宫及王室姻戚利用频繁，因此有趣的翻译本小说比难解释的汉文小说更受欢迎，结果大量的翻译本收藏于乐善斋。 除了以上讨论的中国原板本、韩国出版本、翻译本之外，若是包括很多因资料的缺失而无法确认和不注意而丢失或漏落的作品的话，那么我们则可以推测这个数量将是更多，因此，需要更进一步的资料发掘工作。 2.朝鲜翻译本的翻译情况 朝鲜时代翻译有了多样的翻译名称，例如翻译、翻案(改写本)、再创作、全文翻译、部分翻译、完译、缩译等。一般来说，从翻译的形态上可分为翻译、翻案(改写本)、再创作三类：从翻译的完成度上看有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从翻译的形式上看有完译和缩译：从翻译的技巧上看有意译和直译。 1)翻译、翻案、再创作问题 中国古典小说以各种接受形态传到韩国，其变化接受类型可从体裁、文体、文字考察。首先，在体裁的接受方面，有像《世说新语姓汇韵分》一样把《世说新语》原有的体裁完全改变过来出版的作品：还有些像《祥节太平广记》和《太平通载》一样把《太平广记》的部分内容加以缩约和添削以后出版的作品：也有像《剪灯新话句解》一样在原本《剪灯新话》里难解的语句或词语上加以校注后发行的作品。其次，在文体的接受方面借用或模仿中国古典小说的作品较多。小到借用部分文句和语料，大到借用相当长的句子和文章。最后文字的接受就是翻译，翻译是用一种语言表达他种语言的意思。另外，所谓翻案小说，可以说是以中国古代小说的体裁、结构、内容、思想与背景为模仿对象的特殊文学作品，它的描写技巧是兼容并包的，它的内容采取翻译方式和创作方式，又有些部分与模仿、借用相似。由于初学时期小说创造的技巧不足，无法发挥个人的创意，因此当时朝鲜文人就以已有的中国小说版本，经过模仿、拟作并融合当时的社会现况与自我意识，将中国古典小说的故事情节加以改变、扩编、浓缩或删减变更，然后以新的面貌，新的名称推出，这就是韩国的翻案小说[10]。 那么翻译与翻案的界线是在哪儿呢？这问题相当复杂。当时的翻译状况没有确定翻译的理论，只是以读者的兴趣为主翻译出来的，因此大半都是以意译为主。读者也不必区分是翻译或是创作的分别。所以翻译与翻案之界线更为暧昧模糊[11]。 如果严格分析两者之间，写作技巧与运用方法上有所差异，翻案小说虽以中国原作品的故事为内容，然而却稍加删减或浓缩，可说是兼用翻译和改作及创作的小说。其实例可见于《三国演义》，翻案小说的代表作品有《关云长实记》、《赵子龙实记》(山阳大战)、《张飞、马超实记》等，此都是《三国演义》中部分改作出来的。另外是以中国原作品的故事为基础，添加一些具有韩国味道的情节，部分改变原作品的结局，一部分近于翻译，一部分却具创意，颇能迎合当时读者口味的小说。例如有《西汉演义》、《西游记》、《今古奇观》、《双美缘》、《锦香亭记》等书，一个作品里面共有翻译部分与翻案部分的并存。因此除了完全认定为翻案作品的以外，是翻译作品或是翻案作品的区别没有特别的意义。 翻案小说出现后，作者的写作技巧渐渐提高，发挥个人创意的时候，才出现了创作的作品。此创作的小说中，有很特异的类型，那就是再创作的作品。它不是翻译，也不是翻案(改作)，可说再创作，但此题材是从中国古代小说中借来的。例如:《黄夫人传》、《梦见诸葛亮》、《诸葛亮传》、《五虎大将军记》等，都是跟《三国演义》有关的小说。其中《梦见诸葛亮》，它是有点创作性的作品，但此小说内容，是作者在梦中见到跟诸葛亮并与其讨论政事的故事。此小说是作者完全消化《三国演义》内容后，用其影响创作出的一种作品。由接受者的立场来看，它就是再创作的作品[12]。 2)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问题 全文翻译和部分翻译的问题比较容易区别。全文翻译是翻译作品全体的，部分翻译则节选一个小说作品中比较有趣的一部分翻译而成的。本来根据翻译的定义，原作者特有的表现技法和真意也要翻译出来的。可是在朝鲜时代的翻译本小说，大半都是以部分缩约或部分删除的方法翻译的。从头到尾充实原文翻译的作品只有乐善斋所藏本《红楼梦》翻译本。此书(120卷120册，卷24、54、71失卷)是朝鲜时代1884年前后翻译的作品，翻译方法是以直译为主，而且一个字也不忽略，翻译的技巧与艺术方面非常完美、精致。此书跟其他翻译本最大的不同点，就是中韩注音对照的注译本，《红楼梦》原文、韩国口语译音与翻译都在一起，是一本学习汉语的课本，并且是《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文翻译的完译本，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完译本《红楼梦》。 其外，节选一个小说作品中比较有趣的一部分翻译而成的作品就是部分翻译本。这种类型大部分出现于《三国演义》系列。例如《赤壁大战》、《大胆姜维实记》、《三国大战》、《华容道实记》等就是。另外，短篇小说中有跟《今古奇观》一样，分各回翻译的。此书到了后代，因印刷术的发达，部分翻译变成为全文翻译。 3)完译和缩译问题 一般来说，完译是从头到尾完全翻译出来，所谓缩译就是省略或缩约内容中一部分。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本都可说是比较忠实原文的翻译本。如笔者上述，如果要选择在韩国的中国古典小说中最完整的翻译作品就是乐善斋本《红楼梦》翻译本。此书一个字也没忽略，因而在小说史上有颇大的价值与意义。 完译与缩译的区别可单纯地解决。完译就是不管意译或直译，只要忠实原文而从头到尾的翻译就可说是完译。虽然一部分有省略和缩约，但依据原文翻译到结尾部分的就可说是完译。事实上除了乐善斋本《红楼梦》翻译本以外，大部分的翻译本小说，都是把内容上不必要的部分果敢省略或删除后翻译而成的。总而言之，完译和缩译问题也是一个作品里共存完译部分与缩译部分。因此是完译作品或是缩译作品的区别是无意义的。 4)直译和意译问题 翻译的时候最要考虑的就是直译和意译的问题。过分的直译丧失作品的文学性，就是转落为单纯传达意义的水平，过分的意译损伤原作者的真意。因此直译与意译一定会要求描写的均衡美与言语的雕琢美。 翻译本中国小说中比较多的作品是省略了序文、开场诗和插入诗、散场诗、回后评等的意译本，话本小说的套用语也大部分被省略，但其中，比较多的是接近原典避免直译的、平易的作品，到了后代才出现了比较忠实原文的直译本。而且因时代的差异和文化环境的差异，总有让读者无法理解或翻译困难的部分，经常发见被果敢省略的部分。 四、日帝时代及光复以后的翻译状况 日帝时代以后，到目前为止有令人刮目相看从量到质的发展，调查发现有96种作品已翻译出版。其翻译作品目录如下。 (1)《神话》、(2)《山海经》、(3)《穆天子传》、(4)《神异经》、(5)《列仙传》、(6)《列女传》、(7)《说苑》、(8)《抱朴子》、(9)《博物志》、(10)《高士传》、(11)《搜神记》、(12)《西京杂记》、(13)《幽明录》、(14)《世说新语》、(15)《酉阳杂俎》、(16)《唐代传奇小说》、(17)《娇红传》、(18)《京本通俗小说》、(19)《太平广记》、(20)《太原志》、(21)《删补文苑楂橘》、(22)《三国演义》、(23)《西周演义(封神演义)》、(24)《列国志》、(25)《隋唐演义》、(26)《西汉演义》、(27)《东汉演义》、(28)《残唐五代演义》、(29)《大明英列传》、(30)《武穆王贞忠录》、(31)《开辟演义》、(32)《孙庞演义》、(33)《唐晋［秦］演义》、(34)《北宋演义》、(35)《南宋演义》、(36)《包公演义》、(37)《薛仁贵传》、(38)《南溪演义》、(39)《西游记》、(40)《东游记》、(41)《水浒传》、(42)《后水浒传》、(43)《金瓶梅》、(44)《三言》、(45)《隋炀帝行乐记》、(46)《薛家将系列》、(47)《说唐演义系列》、(48)《薛丁山实记》、(49)《说岳传》、(50)《乐田演义》、(51)《玉壶冰》、(52)《禅真逸史》、(53)《快心编(醒世奇观)》、(54)《聘聘传(娉娉传)》、(55)《剪灯新话》、(56)《型世言》、(57)《今古奇观》、(58)《红梅记》、(59)《花影集》、(60)《隋史遗文》、(61)《儒林外史》、(62)《聊斋志异》、(63)《红楼梦》、(64)《红楼梦补》、(65)《红楼复梦》、(66)《后红楼梦》、(67)《续红楼梦》、(68)《补红楼梦》、(69)《肉蒲团》、(70)《醒风流》、(71)《镜花缘(第一奇谚)》、(72)《女仙外史》、(73)《好逑传》、(74)《平山冷燕》、(75)《平妖记》、(76)《忠烈侠义传》、(77)《忠列小五义传》、(78)《玉娇梨传》、(79)《麟凤韶(引凤箫)》、(80)《瑶华传》、(81)《粉妆楼》、(82)《玉支矶》、(83)《双美缘》、(84)《千里驹》、(85)《绿牡丹》、(86)《雪月梅传》、(87)《锦香亭记》、(88)《珍珠塔》、(89)《再生缘传》、(90)《梁山伯传》、(91)《隋炀艳史》、(92)《十二峰》、(93)《老残游记》、(94)《浮生六记》、(95)《阎罗王传》、(96)《绣像神州光复志演义》 1.日帝时代的翻译情况 这时期出现的特异现状就是坊刻本小说，新活字本(石印本)原来从19世纪末期开始出版，因此坊刻本的出版就大为萎缩，但从20世纪一十年代以后再次出现了出版现象，所以日帝时期可说是坊刻本和新活字本的共存时期。当时不是新板刻作业的出刊，而是把已存的古小说板本再度出版的，因此有些作品共现京板坊刻所的地名(洞名)和日帝时代的出版社名。特别是在翰南书林买入古小说板本而再度出过刊的记录。当时翰南书林与太华书林可说担当板刻本小说与新活字本小说之间的桥梁作用，而且作品的翻译和出版倾向也跟以前出板本没有特别的差异，这是当时坊刻本小说没有新创作或改作，只改了板或而维持补完的原因[13]。 这样的情况之下，一直到20年代末期，出版状态一直很活跃。这时期翻译出版过的小说是《列女传》、《剪灯新话》、《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西汉演义》、《今古奇观》、《锦香亭记》、《隋唐演义》、《牡丹亭记》、《薛丁山实记》、《孙庞演义》、《说岳传》、《薛仁贵传》等20余种。特别是，《三国演义》有全文翻译出版、缩约翻译出版、部分翻译出版、再创作性出版等20余种的出版本，再加上节取部分做成亚流小说的，有超过40余种的作品。由此可见读者们对《三国演义》的关心和喜爱。 日帝时代的翻译出版情况颇有些混乱复杂。版权归所有出版社的所有，因经济的不安随时变换出版社，随时更版，更版的刊记顺序也无秩序和乱杂，甚至有几个出版社共同发行的实例也非一非再[14]。这样复杂的情况，到了30年代翻译出版变为急速减少趋势。到了40年代几乎呈现断绝状态，这种状况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和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的混乱所造成。光复后翻译出版界再度转变为增加趋势。 2.光复以后的翻译情况 1945年光复后翻译出版的情况大有变化。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绵绵不断，但多数都是翻译本。尤其是当代对中国古典小说方面再度开始关注。其间翻译出版过的中国古典小说大略有90余种的作品。特别是西欧的物质文明让韩国的出版文化不断得到改善，经济的安定和繁荣，为出版环境也带来了飞跃的发展。 光复以后，到目前为止有90余种作品已翻译出版。解放和1950年6·25动乱后，社会渐渐安定下来，翻译出版也逐渐增加。此光复以后的翻译作品，每个时代都呈现独特的特色瑏瑥。在这些作品翻译出版中曾经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比方说在翻译出版上的问题。但是从普及中国古典小说的角度来看，当时翻译出版的功劳也不能轻视。最近忠于原文翻译的作品也大量出现，翻译出版上的问题也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 1)20世纪50—70年代翻译情况: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特征就是缩约和部分漏落及省略现象。此原因是对原文的理解不足和过分的商业性营利追求，结果出现了省略小说的一部分或故意漏落现象。另外从朝鲜时代开始流传下来的翻译或翻案出版本都找不到它们的痕迹，新活字的普及进行得很快。因印刷术的发展，翻译也以部分翻译为主转变为全文翻译为主，并且小说的分量也很快增加。 从日帝时代到最近，翻译出版得最多的作品就是《三国演义》，此版种已达到了70余种。可是大半都是缩约本或是大纲翻译的意译本。此外，1950——1970年之间的作品中比较突出的特征就是重新翻译光复以前的作品或以日本语版本为底本的再翻译。当时许多作家把同一版本不限一次的出刊，重新翻译出刊光复以前的作品。这不是在同一个出版社再度出刊的，往往是在别的出版社换版出刊同一书籍。这起因于小出版社的兴亡，有版权离合集散的痕迹。这样的现象在《三国演义》、《水浒传》中颇多[16]。 另外的特征是以日本语版本为底本的再翻译。当时的翻译者不选择难翻译的汉文版，而选择容易理解的日本语翻译版小说，此时期包括四大奇书等书都有共同出版的现象。例如《三国演义》，在韩国的李镛浩(1965)、李仁光(1968)、朴钟镇(1976)等人以日本人吉川英治的翻译本来再度翻译几次出刊，这样的作品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给韩国读者们很多的影响。但此翻译本跟原本有所差异，不适合用于学术的研究，而且往往会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初步研究者引起混乱。后代模仿此书的亚流作品(最近出版的朴廷树评译本，青木，8卷)也不少出现。此外有一个特异的现象就是，大部分的小说不是专门翻译家翻译的，大半都是韩国的汉文学者和国文学者及小说家，甚至于精通日本语的识者层也多数参与翻译工作。因不是中国小说专家，往往有误译或过分的文体修饰及创作，因此脱离原著者的创作精神和创作意图，导致了文学性的低下。但他们都有值得肯定的方面，大量的中国古典小说翻译出版，形成了许多的读者层，翻译的作品成了我们熟悉的古典文学作品，这可说是他们的功劳。 2)80年代翻译情况: 80年代的特征就是李文烈、郑飞石等出名的小说家加入到翻译行列。勿论80年代以前的朴钟和、金光洲、金八峰、金东里等的小说家，80年代也有郑飞石、禹玄民、李炳柱、金丘庸、李文烈等出名作家正式加入翻译行列。1990年以后金洪信和黄晳暎也加入了翻译队列。特别是，对《三国演义》翻译最成功的人是李文烈，他以本身特有的文章描写技巧来翻译出刊，但是跟中国原文内容有所差异的评译本。其后著名作家金洪信和黄晳暎等人也以新的笔法来挑战李文烈的《三国志》，但还不能超越李文烈的牙城。 80年代另一个特征是含有学术性的翻译本的登场。80年代中文系大规模扩大，中国古典小说专家也大幅增加，因此形成了对中国小说研究的新风尚。这样的情况之下，除了以兴趣为主的翻译小说以外，还出现了含有学术性的翻译本的登场。此类书中大部分有注解并记原文，虽然没有商业性，但是从翻译文化的形成和学术发展的观点来看可说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3)90年代翻译情况: 90年代初韩国跟中国建交，对中国再度关注，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出版也活跃地进行。90年代的特征就是中国朝鲜族的翻译作品的流入。这是中国朝鲜族翻译的中国古典小说经修订编辑后在韩国出版的现象，此类作品除了《三国演义》以外，还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等相当数量的小说出版。 此类型翻译本比较接近于原文内容，学术价值也相当高，资料活用也得到值得肯定的评价。但在语体上往往有韩国不常用的语汇和文句，导致文章不太通顺。这类型的作品有李光烈(三省出版社，1993年)、延边大学翻译组(青年社，1990年)、延边人民出版社翻译组(2004年)等。 4)2000年以后翻译情况: 公元2000年以后，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出现了新的情况，他们注重商业性，因此流行针对繁忙读者群读书趣向的、以趣味为主的缩约本。此时期比起对原文忠实的翻译，以趣味为主的缩约本出现得特别多，例如:《一本通三国志》、《Essence三国志》、《新三国志》、《一本通水浒志》、《Essence水浒志》、《新水浒志》、《新西游记》、《一本通金甁梅》等，都是缩译出版本，而且涌现出大量的漫画本。此代表在繁忙的现代社会生活中，省略古典中深奥的意味，读者群只要把握内容和知识的读书趣向及读书态度。此外，从80年代末开始，在韩国内稀贵本中国古典小说的发掘工作业有杰出的成果，特别有学术性的作品就进行原文出版和翻译出版。其中朴在渊的业绩突出，他出版了几种由他主持下的“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的研究员校注而再刊行的朝鲜时代的翻译本，他的研究所目前校注出版了90余种的稀贵本小说和朝鲜时代翻译本小说，在学术界颇多寄与。上述言及的国内翻译出版本目录中包括多数作品。例如:《太平广记详节》、《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志》、《西游记》、《型世言》、《今古奇观》、《西汉演义》、《东汉演义》、《包公演义》、《开辟演义》、《北宋演义》、《南宋演义》、《唐晋［秦］演义》、《武穆王贞忠录》、《隋史遗文》、《禅真逸史》、《乐田演义》、《大明英列传》、《聘聘传(娉娉传)》、《红梅记》、《花影集》、《粉粧楼》、《红楼梦》、《平妖记》、《锦香亭记》、《绿牡丹》、《珍珠塔》、《麟凤韶(引凤箫)》、《平山冷燕》、《女仙外史》、《忠烈侠义传》、《再生缘传》、《忠列小五义传》、《隋炀艳史》、《十二峰》、《雪月梅传》、《快心编(醒世奇观)》、《瑶华传》、《玉娇梨传》、《玉支矶》、《醒风流》、《好逑传》、《双美奇峰》、《千里驹》、《阎罗王传》、《绣像神州光复志演义》等，大半都是朝鲜时代翻译本。在朴在渊主持的“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经再度校注后刊行的书，虽然商业性稍差一些，但它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由此，中国古典小说的翻译出版给我们带来一些问题，可是跟韩国文学一起持续发展而且不断受到读者的喜爱。特别是由于地理文化上影响的密切关系，翻译的作品成了我们熟悉的古典文学作品。 综上所述，中国古典小说以流入、出版、翻译等方式传到韩国，给韩国文学带来了很大影响。这些作品在接受过程中，顺应时代的、地理的、文化的潮流促成了自身文学的变化，为形成和发展韩国的古典文学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注释: [1]嘉靖癸卯(1543)，中庙出刘向《列女传》，令礼曹翻以译文，礼曹启请申珽柳沆翻译，柳耳孙写字，令李上佐，略倣顾恺之古图，而更画之。见鱼叔权著《稗官杂记》卷四。 [2]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的韩文翻译问题》，［韩国］《古小说研究》第5辑，1998年版，第425页。 [3]丁奎福《对于第一奇谚》，［韩国］《中国学总书》1，高丽大，1984年版。 [4]李太王二十一年甲申(1884)前后，译官李钟泰奉皇帝之命(朝鲜高宗)，在他家召集数十文士，长时间翻译中国小说，数量达到近百种，以上的翻译小说传说是从前传来的名译，在宫中借用他书而转写的。见李秉岐《朝鲜语文学名著解题》，［韩国］《文章》19，1940年10月，第231页。 [5]当时宫中的韩文翻译笔写本达到4000余册，都保管于乐善斋。原来乐善斋是昌德宫内的王室图书馆，宪宗13年(1847)，为后宫金氏创建，而后高宗的时候，使用高宗皇帝的便殿。其后再度移管所藏于昌庆宫的藏书阁，然后到了1981年昌庆宫补修工事时，再移管到现韩国学中央研究院(旧精神文化研究院)。据记录说，乐善斋书籍大部分的利用者是王妃、后宫、宫女及王室姻戚们，读者大部分是女性层，因此比较难读的汉文书籍，韩文书籍更受欢迎，所以翻译小说占大部分。现在60余篇的翻译本中国古典小说中约三分之二收藏于乐善斋。 [6]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的传播与受容》，［韩国］亚细亚文化社2007年版，第44页。 [7]朴在渊《朝鲜时代中国通俗小说翻译本研究》，［韩国］韩国外国语大博士论文，1992年12月，第539页。 [8]闵宽东《对列国志的国内受容样相之研究》，［韩国］《中国小说论丛》第13辑，2001年3月，第191页。 [9]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的传播与受容》，［韩国］亚细亚文化社2007年版，第44—45页。 [10]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404页。 [11]赵东一《朝鲜后期小说史的展开》，［韩国］《古典小说研究的方向》，新文社，1991年版，第165页。 [12]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384页。 [13]赵惠兰《京版坊刻本小说的特性》，［韩国］《古小说的著作与传播》，亚细亚文化社1995年版，第317页。 [14]李能雨《说话册旧活版本调査目录》，［韩国］《古小说研究》，半岛出版社1980年版，第270页。 [15]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的国内出版史研究》，［韩国］《中国小说论丛》第12辑，2000年8月，第253—275页。 [16]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的出版与研究资料集成》，［韩国］亚细亚文化社2008年版，第28项。 原载：《明清小说研究》2009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