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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塚忠，日本文学博士，生前曾先后任神户大学与东京大学教授，退休后任二松学舍大学教授，著名汉学家，专长中国古代哲学古汉语和古代文学的研究，成果卓著，有《赤塚忠著作集》问世（东京研文社昭和61年出版）。 赤塚忠早年专注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后涉及中国中世纪汉魏六朝文学研究，并由中世纪文学上延至先秦的《诗经》楚辞，试图打通《诗经》楚辞与汉魏文学的纵向联系，同时作哲学与文学的横向贯通，体现了与众不同的治学视角与特点。他的集中研究楚辞，大约在东京大学退休后任教于二松学舍大学时，其间他任中国文学科主任，担当了专门讲授楚辞的讲座，同时撰写了多篇有关楚辞的论文（这之前，他也曾发表过楚辞研究的论文）。现能见到的赤塚忠的楚辞研究成果集中收录于《赤塚忠著作集》第4卷，题名《楚辞研究》，该卷收录七篇论文，它们是：《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以〈离骚〉为中心》、《悲剧〈离骚〉的意味》、《关于〈离骚〉的样式》、《神神的游戏———楚辞〈九歌〉的构成及其文学史上的位置》、《历史与文学———楚辞〈天问〉篇的文学史意义》、《楚辞〈天问〉篇的新解释》《楚辞〈九章〉的研究———从抒情到剧曲》；书末附录了伊藤正文，小尾郊一，直野德三位撰写的纪念赤塚忠兼评其研究的文章，以及由横须贺司久与大地武雄合写的关于《楚辞研究》一书编纂的“后记”。此外，赤塚忠还有没能收入集子的未成稿《关于〈大招〉〈招魂〉》，以及虽非专论楚辞但与楚文化有一定关系的专著《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本文对此不拟涉及)。从上述七篇专题论文看，其中三篇专论《离骚》，二篇涉及《天问》，还有二篇各论《九歌》与《九章》；在研究体式上，论文中四篇主要为译释，即对《离骚》《天问》《九歌》《九章》四首诗分别作日语的翻译与注释，同时兼及诗旨及题意的阐释或诠解，另三篇，即《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以〈离骚〉为中心》、《悲剧〈离骚〉的意味》、《历史与文学———楚辞〈天问〉篇的文学史意义》，则是专题论文，集中阐发了作者对这三篇诗的论见，是作者研究心得的主要结晶。 以下我们拟对收入《楚辞研究》的这七篇论文，择其要者，作概括的评述，从中一窥赤塚忠楚辞研究方面的独特见解及其研究风格和特点。 赤塚忠的用力首先在《离骚》，他以其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独到功底与眼光，将《离骚》作为解剖点，阐述了以《离骚》为中心而引发的中国古代哲学与文学的关系，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他指出，在中国，哲学和文学本是始于同源的文化范畴———这切中了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家的学术特点，但同时他又说，《离骚》则是哲学和文学开始明确分离的文学作品———这话，给予了《离骚》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也明确了它在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文学史上的特点与地位。由对《诗经》和楚辞其它篇章的分析而联及，赤塚忠认为，《离骚》整合了《诗经》和楚辞《九歌》《九章》等篇中的多种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要素，这些要素包括———教训，抒情，叙事等，而最终完成了它的“剧诗”的体式。这是赤塚忠先生的一个创见，即认为《离骚》是一首剧诗，它的结构，包括寄情香草和诗篇大致的内容，均相似于《九歌》———尽管两者有着不少不同之处。他指出，在《离骚》中，《九歌》篇所涉及的主题都被咏及了，《天问》中的疑问也被授予解答了，这是诗人自省的深化与扩大，并经由自负和反省的过程而最终成了确信———特别是在与女媭的对话中，这种确信更被鲜明地反衬了出来，由此，《离骚》才成了一篇为人所普遍称颂的作品。赤塚忠的这一分析与判断，虽未必会令人全部首肯，但却不失为一个含有哲理意味的大胆推论。而且，他还进一步将《离骚》诗与先秦诸子相联系，说《离骚》在其叙事部分有与孔子的“信”，墨子的“爱”，孟子的“性善”等哲学命题及其提出命题的方法相一致之处———这些，我们可在诗篇的陈述部分看出。他指出，《离骚》所表现的上天入地追求理想而最后不可得的结局，是主人公渴望自由却无法获得自由命运的体现，这是人物的悲剧，更是诗篇所表现的最高悲剧———由此，赤塚忠认为，《离骚》是一个悲剧，屈原对此悲剧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乃是剧诗的形式，诗中，既体现了哲学的陈述与思维，也体现了哲学与文学抒情表现的差异。那末，屈原为什么会采用剧诗的形式来表现这一切呢？赤塚忠说，这是因为屈原生活在西周末期不断祈求与祭祀神的世界，他一方面不停地向往神，另一方面又格外喜爱被现实束缚的自己，并对祖国怀有热切的思恋，这便导致他写下了剧诗形式的《离骚》，同时铸成了悲剧结局。这是个必然，至于悲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屈原不能也无力打破“固时俗之从流兮，又孰能无变化”的楚国时俗潮流——如同后期墨家所提倡的尚同与群的观念，这本身便是悲剧的一个客观事实。认真体味赤塚忠的这些论述，确有其值得我们思考之处。他还认为，即便《离骚》中的句式是诵诗形式，也不能认定它不是剧诗，因为这不只是形式表现问题，他说：“总之，我认为，《离骚》不但是屈原最后的作品，也是先秦文学最后的作品。我不知道屈原经过了怎样的哲学思考的历程，但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与哲学活动相一致的进程，既纯真又深刻，相比起哲学，文学展开的更具体也更丰富。”（《哲学和文学的关系——以〈离骚〉为中心进行考察》）应该说，他的这一论断，对于我们理解《离骚》和屈原其它作品中的哲学与文学的关系，把握屈原的思想经历与创作本意，不无启示作用。 对于《离骚》的悲剧意义，在《悲剧〈离骚〉的意味》一文中，作者作了重点阐述。他首先将先秦时代的诸子思想活动与《离骚》的内容表现（包括屈原的思想）加以粗略比照，认为《离骚》是富有哲学意味的悲剧。然后，他从三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证———其一，战国社会与《离骚》的自我标榜；其二，诸子与《离骚》的社会矛盾之分析；其三，诸子的普遍追究与《离骚》的灵界游行。在对这三方面作了必要的比较对照后，作者提出，诸子的各根本策略似普遍未能得以证实，儒家的道义理想，墨家的兼爱尚同，道家的素朴自然，法家的四民安定，等等之类的诸子主张及其活动，都未能如愿实现，由此，《离骚》所追求的理想，屈原所力主的抱负，都同样未能付诸实施，这是历史的悲剧，这悲剧必然导致屈原陷入忧闷郁愁而难以自拔的地步，《离骚》实际上已预示了他的最终悲剧结果。有意思的是，作者还将《离骚》与《诗经》的《大东》篇作了比较，指出，它们两者之间，有着相似之处——西周王朝处于礼崩乐坏崩溃之际，《大东》诗人发出了不平之鸣，揭示了政治的不公，人间的丑恶，流露了失望与孤独的哀叹，而这悲鸣之音，恰与《离骚》所唱，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二者构想之大小，想象之多寡，表现之繁简，确有差距，但所发之悲哀，所揭示之社会的矛盾，却有不约而同处。应该说，作者的这一比照，虽距离远了一些，《离骚》与《大东》无论在诗章篇幅，思想内涵，乃至艺术表现手法上，都不可同日而语，但也不可否认它们确都有因揭露社会之阴暗而发感叹的共同之处，赤塚忠先生有意识将两者作有比较对照显然有其良苦用心之处。 对于赤塚忠所作的《离骚》考论，小尾郊一在他所写的感怀文字中，有明确的肯定。他认为，赤塚忠的观点在两大方面有大胆突破——首先是判断《离骚》为“悲剧”，这在其论文《悲剧〈离骚〉的意味》一文中有具体论述，而在《关于〈离骚〉的样式》一文中又提出了歌舞剧体式的见解，即在赤塚忠看来，《离骚》乃歌舞剧形式的悲剧，他在论文中将《离骚》的日文译诗，完全按歌舞剧体式设计，分别以主人公独唱和男女从者独唱及集体合唱的形式展示诗篇的全部内容，同时还附了表现人物动作的示词，这在海内外楚学界恐怕还是第一家(一般认为《九歌》属歌舞剧诗体形式，而《离骚》乃是具有叙事性的长篇抒情诗)。此外，在论述悲剧的同时，赤塚忠还连及了与先秦诸子的关系，这也是一般日本学者所未能思及的(包括小尾郊一本人)。其次是剧诗，正因为将《离骚》看作了歌舞剧体式，则诗歌的表现形式自然也就应是剧诗而不是一般的抒情诗了。小尾郊一对赤塚忠上述这二方面的大胆推理判断既感佩服，又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论文(包括译释部分)将《离骚》作为歌舞剧处理，不但写得通俗易懂，而且将诗篇的整体构思表达出来了，能激起读者的情感，小尾郊一本人便感到读论文似能听闻到赤塚忠自己悲怮的呼喊(这当中自然融合了小尾郊一个人的怀念之情)。 我们不妨以一章之目略窥赤塚忠按剧诗形式翻译的《离骚》诗。 《离骚》诗题，译为“别离的悲剧”，全诗分为四章。 第一章 我与世俗 第一节 登场(主人公及男女从者出场) 主人公唱： 帝高阳苗裔兮——又重之以修能 女从者合唱并舞： 扈江离与辟荔兮，纫秋兰以为佩 第二节 我的心愿 主人公唱： 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我与 女从唱： 朝搴陂之木兰兮——恐美人之迟暮 主人公唱： 不抚壮而弃秽兮——固众芳之所在 女从唱： 杂申椒与菌桂兮——岂唯纫夫蕙茞 主人公唱： 彼尧舜之耿介兮——恐皇舆之败绩 第三节 在世俗背后 主人公唱： 忽奔走以先后兮——夫唯灵修之故也 女从唱： 曰黄昏以为期兮——后悔遁而有他 主人公唱： 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 女从唱： 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哀众芳之芜秽 主人公唱： 众皆竟进以贪婪兮——恐修名之不立 女从唱：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主人公唱： 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颔颔亦何伤 女从唱： 㧛木根以结茞兮——索胡绳之𫄥𫄥 主人公唱： 謇吾法夫前修兮——愿依彭咸之遗则 第四节 疼爱自己 主人公唱： 长太息以掩涕兮——謇朝谇而夕替 女从唱： 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茞 主人公唱： 亦余心之所善兮——终不察夫民心 女从唱： 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 主人公唱： 固时俗之工巧兮——余不忍为此态也 男从唱： 鸷鸟之不群兮——夫孰异道而相安 主人公唱： 屈心而抑志兮——及行迷之未远 以下是其后三章的章节标题—— 第二章 自己的救济 第一节 世俗与反世俗 第二节 重华改正 第三节 要求灵魂的平静 第四节 寻求相合者 第五节 魂之迷与皇天的启示 第三章 终末 第一节 寻求自由 第二节 转落 第四章 结语 由以上引录的《离骚》诗部分日译体式(章节)可以见出，赤塚忠确在《离骚》的剧诗体上化了功夫，融入了他自己的理解与诠释，将全诗化作了一部可供演出的歌舞剧形式的剧本，其中所有主人公的独唱和男女从者的合唱独唱，以及场景的变换，乃至全剧(诗)的结构安排等，都是作者自己独立的想象与创造，与之前任何注本都不雷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赤塚忠在《离骚》诗上所倾注的功力，无疑是可敬的，不管他的理解与诠释我们能否完全接受，在这之前，我们所熟悉知道的是《九歌》可作为歌舞剧看，中国学者闻一多，日本学者铃木虎雄、青木正儿等曾有《九歌》为歌舞剧剧本论见的先例(并有改写成剧本的)，但对《离骚》，这恐怕还是第一遭，值得在此专门提及。 对《九歌》，赤塚忠就完全按歌舞剧形式作译解了，《神神的游戏——楚辞〈九歌〉的构成及其文学史上的位置》一文中，他将《九歌》以歌舞剧的体式翻译，并注上了歌舞剧所有人物角色出场及其唱和舞的表现动作等示词，完全是一部正宗剧本的译本(参考了铃木虎雄《屈原的九歌》，青木正儿《九歌的舞曲的结构》，和闻一多《九歌古歌舞剧悬解》)。值得注意的是，赤塚忠在文章中提出了《九歌》的语言与句式问题，他认为，《诗经》是四言体(实际是二言为基本单位的“二二组合”)，而到屈原的楚辞《九歌》(还应包括其它作品)，则出现了三言体，突破了《诗经》的四言组合，这是个创造，随之，在其同时及其后的辞赋歌谣创作中，便出现了一大批三言体，如荀子的《成相》篇以及秦汉之际的歌谣《易水歌》、《坟下歌》、《大风歌》等，毫无疑问，它开了诗歌创作的新体式，为汉及其后的诗歌体式发展作出了贡献(特别是五七言诗的形成与发展)。与此同时，赤塚忠还指出了楚辞作品中多次出现的句式相似现象，其中包括《离骚》、《九章》、《九歌》，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少两两相似或相近的现象，例如： 1.结桂枝兮延伫(《九歌》) 结幽兰而延伫(《离骚》) 2.九嶷缤兮并迎(《九歌》) 九嶷缤其并迓(《离骚》) 3.驾龙舟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九歌》) 驾八龙之蜿蜿兮，载云旗之委蛇(《离骚》) 实际上，楚辞中的这种类似现象，不仅在这三篇中出现，其它篇之间也可找出不少，这也是后世对楚辞作品是否属于屈原创作引起怀疑的原由。 赤塚忠的楚辞研究，特别注意楚辞与《诗经》的关系问题，这点，《离骚》与《大东》的关系上文已提及，这里还要涉及《九歌》。他认为，如仔细比较，会发现，《诗经》的《白华》、《采薇》与《九歌》在诗篇的三段构成，宗教情感，以及不即不离的神秘观上有相通之处，而尤其是宗教观方面，《九歌》继承了传统，以普遍信仰的上帝神与楚国地方的湘水神为主旨，代表了楚人的祈愿与希望，以此传达诗的旨意。他还认为，《九歌》应是《离骚》的基础，只是两者的主角不一，终局也不一，因而表现的形式也不相一致。对于《九歌》中描写的神神恋爱，有学者认为有“淫”的成分，赤塚忠不这么看，他认为，神神恋爱或神人恋爱的出现，是诗篇运用自如的表现，是古代(这里的古代，指先秦时代，下同)文学特色发挥的体现，《九歌》因此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神舞歌曲的里程碑，是宗教文学发达的标志，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先秦文学)最发达的标志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九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赤塚忠将《诗经》与《九歌》的联及比较，虽不免有些令人难以苟同，但他对《九歌》价值的肯定评价，却是说到了点子上，甚至比一般评价还高。 对《天问》一诗，赤塚忠花了较大功夫，他不仅作了全诗的新解释——既翻译又注释，还提出了自己对《天问》在文学史上意义的看法(《历史与文学》)，其分量在所有楚辞研究中，仅次于《离骚》，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天问》由于历史和错简等原因，历来被认为是最难懂也最难解的诗，赤塚忠先生敢于碰硬，这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了。 对于《天问》的体式问题，赤塚忠既赞成藤野岩友的看法，又有不完全合一之处，他认为，《天问》属于设问文学，而不必强分卜问系统的设问文学与占卜系统的问答文学，这二者没有分割的必要，它们实际上乃是同一形态；至于《天问》的句式，则毫无疑问是《诗经》体式的继承，《诗经》是它的文学之源——大多为四言，间有五六七言等；至于宗教与民俗成分上，《天问》自然比《诗经》要浓烈的多，我们后世可从中考见许多上古时代宗教与民俗文化的实例，从这个意义上说，《天问》是先秦时代文学阶段提高的标志。那末，屈原为什么要写《天问》一诗呢？它在表现形式上与屈原的其他作品有什么不同呢？赤塚忠认为，在不明确屈原作品的创作系谱之前，应该首先明白，《天问》与《离骚》有着潜伏的关系——即，《离骚》中的彷徨绝望心理在《天问》中是潜伏的主流。赤塚忠这一论断十分精到，抓到了问题的实质，屈原之所以撰写《天问》的根本缘由也就在此，他要表达的乃是心中长期压抑的悲愤情绪，只是表述的方式不一而已——《离骚》用了直叙，《天问》用了设问。赤塚忠并不赞同王逸关于《天问》诗无次序的说法，他认为《天问》全诗并非无次序，诗中也并非纯粹罗列千奇百怪的神话传说，而是由神话传说来辨别神话与史实，神话传说本身有的实际也在说明史实——这是由中国先秦时代文学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楚辞研究》一书的最后一章是《九章》研究，全文包括译释与论述，论述部分是“序说”——屈原的问题，阐述屈原生世经历与《九章》的关系，以及其后三章涉及诗篇的相关问题；诠释部分，则是对《九章》全诗的翻译与详细注解，其中《橘颂》、《怀沙》诗解后有诗形的诠解，并与《诗经》中相关诗形篇作比照，每章诗的最后有关于该章诗(特质)的解说，说明本章诗的内容实质。值得注意的是，文章将《九章》分为四言诗、六言诗剧曲三类，四言诗为——《橘颂》、《怀沙》，六言诗为——《惜往日》、《惜诵》、《哀郢》，这二者归为抒情诗；剧曲为——《涉江》、《抽思》(以及附录《思美人》——不知何故，少了《悲回风》——笔者注)。赤塚忠对《九章》的这一分类，应该说也是一个独创，他文章的标题便是“从抒情到剧曲”，其中尤其是剧曲，显然是承袭了《离骚》的格式，这是其他学者未曾说及的。 以上我们对赤塚忠的楚辞研究作了概括的评述，可以看出，赤塚忠的楚辞研究有他自身独特的特点，他不依傍前人成说(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日本当代)，敢于大胆从作品本身下手，从作品解析中提出自己的个人见解，决不人云亦云，尤其是从哲学的层面剖析文学的楚辞，并多与《诗经》相比较对照，虽所得结论未必圆满，却能从文学史发展高度看问题，其宏阔的视野，历史的眼光，无疑具有予人启示的意义，不无可取之处，值得日本和中国学者借鉴参考。 说明： 1.本文部分日文资料由复旦大学高级进修生(日本二松学舍大学博士生)冈田直子翻译，特此说明，并致谢忱。 2.赤塚忠先生生前是石川三佐男的导师。 注：本文是200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楚辞研究论”之部分内容。 [作者简介] 徐志啸(1948—)，男，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200433 石川三佐男(1945—)，男，文学博士，日本秋田大学教育文化学部教授。 原载：《江西社会科学》2004.3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