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记》：挖掘生活政治的哲学范式 作者：朱承（上海大学教授） 来源：《社会科学报》第1603期第5版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二月三十日丁丑 耶稣2018年4月14日 礼乐制度与风俗系统长期以来是传统中国社会赖以建构国家政治文明和社会生活文明的基石。《礼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礼书，集中展现了礼仪生活的必要性、重要性以及操作性。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批准号为12CZX034）通过研究指出，对《礼记》中所记载的礼仪规范予以分析，大致上可以对中国古代政治和生活文明的精神有所领会。 《礼记》与“生活政治” 《礼记》通过规范礼乐活动来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日常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贵贱有等，亲疏有别，由此可以明确和固化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这些差异有的是由自然因素带来的，如年龄、性别、血缘等；有的则是由社会因素带来的，如身份（君臣、师生、父子、夫妇、嫡庶等）、等级、官职等。不管是何种因素所带来的差异，礼乐制度都是表征这种差异的主要手段，也是固化差异的主要途径。随着礼乐表征的差异而来的是权力以及生活嘉益分配的差异，由形式上的差异带来了实质上的差异。这种实质上的差异意味着权力和社会资源的分配，从而使得礼乐制度具有了政治意义。《礼记》以及其他礼书所强调的日常生活的形式差异，最终体现的是权力和社会资源分配的实质差异，这为古代中国政治生活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范式参照，所以在一定意义上，《礼记》集中体现了儒家“生活政治”的政治哲学范式。 所谓“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生活政治”的展现路径是“政治生活化”和“生活政治化”，前者指的是将政治价值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指的是将日常生活转化为具有政治色彩的活动。“生活政治”的积极意义在于可以促使良善的政治意志为人们广为接受，成为促成社会凝聚的途径。“生活政治”的消极意义是使得日常生活被“泛政治化”，导致社会生活中的公私不分，使得社会逐渐失去自由和生动。汉语里所指的“生活政治”特别体现在传统的礼乐文明中，礼乐制度将人们的日常生活用礼仪规范起来，在衣食住行中反映了儒家主导的政治价值观念。礼仪制度引导和规范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标志着等级、身份、权力的礼乐制度以日常生活为主要作用场域，并将政治价值通过礼乐仪式的载体，传递到日常生活中去，在日常生活中巩固与强化等级、身份和权力差异的认同。 “生活政治”的天道基础 在《礼记》中，“生活政治”的形而上学基础是自然天道。自然世界的变化具有客观必然性，而礼乐文明是人的创造物，由人的意志而决定。儒家为了保证礼乐制度具有客观必然性，也为了树立礼乐制度的合法性，在向天道自然的寻求中获得了答案。 《礼记》认为，礼乐制度是效仿自然天道而设计的，也顺应了自然世界的客观必然性。由此，礼乐制度既顺应了天道而具有合法性，同时又因为是天道的人间体现而具有了必然性。自然天道为礼乐制度提供客观的依据，礼乐制度反映天道在人间的具体表现。由此，儒家为礼乐及其相关的政治活动寻找到了自然天道的基石，礼乐及其所保证的等级秩序、利益分配以及活动规则也在一定意义上获得了合法性、必然性。自然是人们日常生活的根基，日常生活须臾离不开自然的恩赐，也跳不出自然秩序的限定。与此类比，日常生活也离不开反映政治价值观念的礼乐制度，从而要接受礼乐及其所反映的政治和伦理秩序的约束与规范。 在《礼记》中，日常生活、政治生活从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上寻找到依据，进而得到合理解释；同时，人类生活秩序又因为源于至高无上的天地万物及其自然秩序而获得了合法性和权威性。通过贯通自然、生活与政治，人类的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活动实现了统一，因此，在改造自身的人类活动中，也应该考虑和尊重自然的因素，实现人类行为与天地万物的合拍、同节。作为“生活政治”的礼乐制度，其根源是自然天道，自然天道为礼乐制度提供了宇宙论的依据，也展现了礼乐获得权威和广泛认同的原因所在。人们崇尚天道，服从于自然秩序，因而也乐意接受“生活政治”的安排，并不断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强化“生活政治”的色彩，以此来表达对于具有神秘和主宰意义的自然天道的崇敬。 礼仪规范与日常生活 在“生活政治”的视域下，礼仪制度所反映的政治理念全面落实在政治人物以及广大平民的日常生活中，从而实现人们所期望的良好国家治理与有序社会生活，更是将政治与伦理观念切实地具体化到每一个共同体成员的生活中。在《礼记》中，儒家理想政治秩序主要落实在日常生活规范之中，无论是庶民还是政治人物在衣食住行上的日常生活规范，都体现了儒家的等级秩序与尊卑差异。 衣冠是人类生活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儒家礼乐传统中，衣冠制度往往还具有政治意义。在《礼记》中，日常生活的衣冠可以作为维护秩序与等级的工具，外在化的衣冠区分等级、官阶、身份等，往往承载和传递着内在的丰富政治价值与政治信息。由于其鲜明的政治象征意义，衣冠还成为了表达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的工具，人们通过接受或者不接受某种衣冠样式、佩饰来表达他们的政治倾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的人们，尤其是具有政治身份的人，往往必须要接受衣冠礼仪的规训，从而成为符合礼仪传统的知礼之士。衣冠制度也因此成为政治事务，从生活文明转移到政治文明。 饮食作为人类存在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是日常生活的中心内容，也能体现和反映社会政治情况。在《礼记》所记载的饮食之道里，“吃还是不吃”、“给谁吃”、“吃什么”、“怎么吃”等日常问题，关涉了政治认同、身份等级、权力秩序以及社会公共交往活动等政治问题。由此，在一定意义上饮食成为政治事务，成为权力、秩序的展示场，尤其成为等级制在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主要标示物。《礼记》里所体现的饮食之道，正是通过围绕饮食问题的礼仪制度性安排，将人们限制在不同的宗法等级、爵秩等级、官僚的秩品阶位等级等一系列社会等级“框架”里。这种“生活政治”的色彩，使得我们不能仅仅从生存欲望的满足以及饮食审美的角度来理解儒家的饮食之道，还应该关注到古典饮食之道背后的政治关切。 人类的日常生活总是在空间中展开，居住状况是生活空间的主要体现形式。从《礼记》中反映的居住与政治的关系来看，宫室营造及其装饰往往象征着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等级高的人群拥有与其地位相匹配的居住空间，最高者的居住空间更具有完全排他性。宫室居住以及在宫室中活动的空间方位安排也具有政治的意蕴,反映着权力的差异。另外，人死后的墓葬以及祭祀场所的营造，同样彰显着身份等级，人们将现实世界中的身份差异传递到死后的世界。这种从出生到死亡的居住差异、方位差异，既体现着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秩序的追求，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将人们的身份差异进一步强化。由此可以看出，在礼乐传统中，宫室居住和空间方位不仅是个体日常生活的问题，还是政治领域的事务，特别是在公共生活中，宫室与方位体现着公共政治所要表达的权力差异与嘉益分配，是传统“生活政治”的重要内容。 在《礼记》中，还有大量涉及车舆、行进的礼仪安排，从中可以看出礼治传统中日常交通所承载的秩序关怀。无论是政治人物还是一般平民，在使用交通工具或者安排特定场合中的步伐行进时，都应符合身份等级且要根据情景来处置。就车舆而言，数量、装饰以及驾驭技巧、乘坐规矩，乃至对待车舆的态度等，都体现着身份等级秩序。就行进而言，礼仪规则对天子、诸侯、士大夫等政治人物在不同场合下的步伐行进路线、快慢先后等都有着具体要求，不仅政治生活的政治人应该如此，普通人在家庭生活、乡里活动中，也要按照父子、师生、长幼、男女的伦理关系及其相应的尊卑原则来决定行进中的主次秩序、步伐节奏和居处神态。在礼治的视野下来看，车舆、行进关涉着社会秩序的维系、政治与生活权威的维护、生活权益的分配，因此，它不仅是生活文明中的话题，更是政治之域中的问题。 以《礼记》为代表的礼乐制度所展现的“生活政治”范式，在传统社会中起到了区分等级、规范行为、维持秩序以及落实儒家伦理政治观念的多重作用，体现了传统社会的生活文明和政治文明。历史地来看，《礼记》中的“生活政治”范式，反映了“依据政治价值规范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安顿政治信仰”的政治智慧与政治传统，对我们理解古典中国及现代中国，以及发掘古典中国日常生活之政治维度，建设当代政治文明，都有着一定积极意义。（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礼记》与儒家政治哲学范式”负责人，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究院研究员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