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尺巷诗文 文 / 黄复彩 一纸家书只为墙 让它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是流传很久的一首桐城六尺巷的诗，据说作者是一个清代的丞相。 很多年前，我在九华山甘露寺的一面围墙上读到布袋和尚的一首诗，竟有异曲同工之妙： 手把青秧插满田 低头便见水中天 心地清净方为道 退后原来是向前 甘露寺在九华山半山处，定心石下。始建于清代，据说寺成之日，满山松竹尽挂甘露，寺便以“甘露”名之。上世纪七十年代修盘山公路时，由于受当时设计理念及条件的限制，公路直接绕寺而过，而在山门口，兀的一个接近九十度的急转弯，多少年来，凡路过甘露寺的车辆，没有不捏一把汗的。藏学法师担任住持后，便将原先的围墙推倒，重建的围墙内缩几米。甘露寺面积缩水了，公路却宽了。寺内有人想不开，藏学法师便将布袋和尚的这首诗写在了墙上，那是我第一次读到这首《插秧诗》。  桐城的六尺巷 桐城的六尺巷现在成了旅游热点，“让它三尺又何妨”的诗也开始家喻户晓。我不知道是先有六尺巷，后有六尺巷诗，还是先有六尺巷的诗，尔后才有六尺巷。但不管是六尺巷，还是六尺巷的诗，乃至这个数百年前的张丞相，就都被历史记住了。能被历史记住的人或事，总有它被历史记住的理由。 前年的一个时候，剧作家王晓马在微信中发来一个帖子，他希望我能以一个小说家的思维，并站在邻居吴先生的立场，对张丞相的那封“让它三尺又何妨”作出戏剧性的反应。 我知道他正在写一个关于六尺巷的戏，于是便很快给他写了两个“打油”的版本，也是一种“戏说”： 其一，邪说版： （邻居）唱：丞相家大业又大，半条街道都姓张，三尺薄地买名声，我又岂能被他诳？ （白）：想我家主公在扬州城里虽然只是芝麻大的小官，一年里雪花银少说也有……（看四周），不说也罢，不说也罢哦（暗笑），切，漂亮人哪个不会做？不就是三尺地嘛？（学官腔唱）：让它三尺又何妨？ 这一段道白，援引清人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中“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我承认，我在引用这段公案时，心地有些阴暗，因为我把官场上人全都抹黑了。这当然是不妥的，于是，另有正说版： （邻居吴和成唱）：家书一纸只说墙 锱铢必计两毁伤 但化干戈为玉帛 盈盈六尺天地宽  退后原来是向前（书法：藏学法师，摄影：许国祥） 生活每天都在更新，我的开始退化的脑子已跟不上这瞬息万变的时代，这件事很快就忘记了。但不久却传来消息，作为编剧的王晓马退出了《六尺巷》剧组。原因是他不同意将《六尺巷》这出戏一定要按某种意志任意拔高。在他看来，六尺巷本来就是一个民间道德的副本，说的就是邻里之间相互谦让的故事，而谦让，是一个天大的题材。这是一个贪婪的世界，因此也是一个很不安宁的世界，吵吵嚷嚷，打打杀杀，锱铢必计，你争我夺，在一个叫作“经济大潮”的上帝面前，人们的眼里似乎只有利益，直至“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人与人，国与国，欠的就是一个“仁和谦让”，从这个意义来说，“让它三尺”所蕴含的现实意义，是比什么都大的。 王晓马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开始写戏，他的戏，充满了生活的情趣，却又在生活的情趣中让人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悟到一些人生的真谛。王晓马算得上是个明白人，他说，有些东西，不过是一个皇帝的新衣，台下的人早就明白了，可台上的戏还是在热热闹闹地上演着，这是中国戏剧，乃至文学不被人待见的原因之一。 我给王晓马发去一个帖子，所引的，就是传说中布袋和尚的插秧诗。我认为，这首诗既是写给张丞相“让它三尺又何妨”的，也是写给现代人王晓马的，更是写给与我一样在利益的战场上盘桓挣扎的现代人的。 再回到布袋和尚上来。布袋和尚即是传说中的大肚弥勒，他一般就坐在佛寺的第一进天王殿里。敞着胸，露着乳，赤着脚，以他大肚弥勒式的笑容迎接着一切人，一切事，他的笑是任性的，圆融的，也是自在的。我曾在一个寺庙的天王殿读到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一切难容之事，开口便笑笑世间一切可笑之人。我想这副对联的作者一定就是一个如我等一样，心高气傲，目空一切的文人，而并非大肚弥勒的本意。但是，我还是很欣赏这副对联，欣赏这副对联作者的尖锐或犀利，这个世间，谁又不是可笑之人，谁又没有可笑之处呢？ “心地清净方为道，退后原来是向前”，我们缺少的，就是这种低头看天，退后一步看人看事的平和心境，这也正是我们的“可笑”之处。 本文为腾讯佛学独家原创稿件，作者黄复彩，转载请注明作者及出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