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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有《二柄》篇论恩威赏罚不可授之以人： 明主之所道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为人臣者畏诛罚而利庆赏，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矣。故世之奸臣则不然，所恶，则能得之其主而罪之；所爱，则能得之其主而赏之；今人主非使赏罚之威利出于已也，听其臣而行其赏罚，则一国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归其臣而去其君矣。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释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则虎反服于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故田常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此简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简公见弑。子罕谓宋君曰：“夫庆赏赐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杀戮刑罚者，民之所恶也，臣请当之。”于是宋君失刑百子罕用之，故宋君见劫。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故今世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则是世主之危甚于简公、宋君也。故劫杀拥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则未尝有也。 《荀子·富国》有： 故先王圣人为之不然。知夫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将撞大钟、击鸣鼓、吹笙竽、弹琴瑟，以塞其耳，必将錭琢、刻镂、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将刍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众人徒、备官职、渐庆赏、严刑罚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属皆知己之所愿欲之举在是于也，故其赏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举在是于也，故其罚威。赏行罚威，则贤者可得而进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则万物得宜，事变得应，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术诚行，则天下大而富，使而功，撞钟击鼓而和。《诗》曰：“钟鼓喤喤，管磬玱玱，降福穰穰，降福简简，威仪反反。既醉既饱，福禄来反。”此之谓也。 可见，《荀子》亦有行赏罚之义，此儒法之同也。恩威之大端不可下移之义，亦不唯法家所独具。《春秋公羊》明诸侯不得专封、专行废立之事，其赏罚权柄在天王，天王不行，则既伯不能专封。（荀子未必与《公羊》传承有关）于战伐许“尊王以讨不庭”以仁，其义则未有王命亦不可专讨，尤不能灭封国、绝继德之嗣。推之诸侯、卿士、大夫，皆应依礼行封赏，不得专封专赏。法家授诸侯以独持恩威赏罚大柄之权，实是在战国周室陨落，天命将革，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群雄并起的背景下，执于一端的应时之说。 《韩非子·二柄》有： 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者，言异事也。为人臣者陈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专以其事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罚。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则罚，非罚小功也，罚功不当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罚，非不说于大功也，以为不当名也害甚于有大功，故罚。昔者韩昭候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陈言而不当。越官则死，不当则罪。守业其官，所言者贞也，则群臣不得朋党相为矣。 人主有二患：任贤，则臣将乘于贤以劫其君；妄举，则事沮不胜。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群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外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故子之托于贤以夺其君者也，竖刁、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哙以乱死，桓公虫流出户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爱其君也，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缘以侵其主，则群臣为子之、田常不难矣。故曰：“去好去恶，群臣见素。”群臣见素，则大君大蔽矣。 以上《韩非》论治“言异事”与“任贤妄举”之术，皆于儒家之义有悖。 先是，《荀子·富国》有“必先脩正其在我者，然后徐责其在人者，威乎刑罚。”《论语·卫灵公》有“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之义，又同篇“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孟子·公孙丑》亦有“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可见《荀子》此句本意为君子先立己以德，行己以礼，然后责人，于君子用之，则威过刑罚；于小人用之，则应先立己以德，行己以礼，而后施行刑罚，则可立威远怨。于义于实皆胜《韩非子》。《二柄》论为君，不求己德，而专察他人之过与不及，是为厚责于人而薄责于己，或专以己之所恶退黜臣下，不求正己之好恶。此皆权谋心术而已，群臣虽惧，心实不服，则恶怨丛生矣。 再是，《荀子·富国》有“忠信均辨，说乎赏庆”，《论语·学而》有“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同篇有“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荀子》之义，待人忠信均平，更能使贤者如云从影响，胜于庆赏；于中人用之，则人君当自行忠信，待人均平，去己之私好而后行庆赏、举贤良，则能者可得而进也。由此，越王好勇、楚灵王好细腰、齐桓公妒外而好内并好奇味，皆非正好。唯燕子哙好贤乃正好，然称好贤者未必真好贤，贤者德才兼备，不沽名钓誉，不唯利是图，不可唯以才能度之。群臣匿端诬能，则必明察秋毫，不若《韩非子》独以人主不示好恶智虑为能事，独夫心术，其政可不昏昏然？ 由上可知，儒家之义，亦讲赏罚，居上者持权之大柄，居下者持权之小柄，赏罚皆依礼而察，依礼而行，儒家坦荡荡，法家用权谋，权谋用而奸诈起，奸诈起而怨弥重，上下交相利而用智术，则国必近于危亡。法家之失在于用其一端，不知张弛损益，为政必不可久，信夫！ 总要之，《韩非》论二柄在君，失之极端，依《荀子》之义，君臣当各安其位，各行其道。君当自省明察，而后慎行赏罚。为政以忠信，在君则当言行由衷，言必行，行必果。在臣，若言实不符，亦是不信；言行不由衷，匿端诬能，更是不忠，不忠不信是为不臣，君不君、臣不臣是大非礼。故君德既立，则必洞察下情，明辨是非，防微杜渐，而后以庆赏威罚行之；为臣则时时警醒，兢兢业业，守职避嫌。如此则君臣如一体，和衷共济，克度时艰，则君臣之道皆安矣。 （慕颜，1981年生，毕业于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获硕士学位。现为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助理，复兴文化论坛副秘书长。其专栏“古典重谈”将在现代中国的语境下重新谈论中华经典，跳出“传统经学”与“六经皆史”的两个摆端，经典是“常”与“变”、“体”与“用”的统一，重新回到思想史的意义上来阐述经典的发生和历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