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讲述了宁国府上下众人皆中邪病灾，贾赦请道士到园中作法驱邪逐妖。择吉日先在省亲殿上铺排起坛场，上供三清圣像，旁设二十八宿并马、赵、温、周四大将，下排三十六天将图像。香花灯烛设满一堂，钟鼓法器排两边，插着五方旗号。道纪司派定四十九位道众的执事，法官行香取水，擂起法鼓，俱戴七星冠，披上九宫八卦的法衣，踏着登云履，手执牙笏，拜表请圣。出榜召将，只见小道士们将旗幡举起，伺候法师号令。三位法师，一位手提宝剑拿着法水，一位捧着七星皂旗，一位举着桃木打妖鞭，立在坛前。只听法器一停，上头令牌三下，口中念念有词，那五方旗便团团散布。法师下坛，到各处洒了法水，将剑指画了一回，回来连击牌令，将七星旗祭起，众道士将旗幡一聚，接下打怪鞭望空打了三下。众人都道拿住妖怪，只见法师叫众道士拿取瓶罐，将妖收下，加上封条。法师朱笔书符收禁，令人带回在本观塔下镇住，一面撤坛谢将，上演了一堂符法驱邪大戏。
    这些祈福禳灾、解厄驱邪的宗教文化活动，都是在道士导演下的精彩演出。二千余年的中国文化传统中，道士们正是通过各种各样法事科仪，来演示大道的存在，济世度人，参与着生动活泼的人间生活。
    
    史前人形玉雕（资料图）
    

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法一类的巫术起源甚早。在世界范围内，符法类器物是人类史前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别。1906年，考古学家在前南斯拉夫的温卡发掘了350座史前的墓葬，在陪葬品中最丰富的就是用各种材料制成的符咒物，如雕成人面形状的耳环，饰有人头和蛇的青铜扣针，其数量之多，品种之全，乃是人类考古史中罕见的。在离俄罗斯莫斯科东北150公里的松基尔和两个经仔细安放的男孩尸体一道发现了8000余件穿有孔的猛马牙珠子、北极狐犬齿、各种环状装饰物和手镯，此外在一具男尸和女尸旁发现了数量较小的珠子和手镯以及红赭石（距今2～2.5万年）。
    这类符咒饰物，在中国也有许多发现。1972年在陕西临潼姜寨的史前遗址一少女墓中，出土了一对玉耳坠，坠上的骨珠竟多达872颗，显然这是具有神圣意义的符咒物。在辽宁的红山文化遗址、广东的石陕文化遗址，江淅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原的龙山文化遗址，均出土了大量的玉龙、玉猪、玉虎、玉龟、玉鱼、玉鸟、玉蝉、玉佩、玉壁、玉箍、玉琮等，这些造形精美的玉器，或用于护身辟邪，或用于沟通天神，其功用与后世道教符完全一样，它们应是符的起始形态。
    
    轩辕黄帝像（资料图）
    按照西汉司马迁的历史观，中国文明的曙光肇于轩辕时代。直承黄、老之学的道教，对于这位中华文明的始祖备加推崇。道书说黄帝一边平乱治国，一边炼丹修道，至功德圆满，鼎湖飞升，成为神仙的共祖。这样一来，道教的各种法术便与黄帝有了直接的联系。
    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轩辕本纪》详述了黄帝的各种传说，说他东到青丘，“见紫府先生，受《三皇内文》大字，以劾召万神”。又巡游五岳，“躬写形象，以为五岳真形之图。”同书卷三《道教本始部》亦说：“伏羲受图，轩辕受符，高辛受天经，夏禹受洛书，四圣禀其神灵，五老现于河渚，故有三坝五典，常道之教也。”
    
    东岳泰山真形图（资料图）
    教外文献也有类似的记载，如《山海经》中即说黄帝制造“桃人”、“桃符”，驱鬼辟邪。《龙鱼河图》亦说：“帝伐蚩尤，乃梦西王母遣道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曰：太乙在前，天乙备后，河出符信，战则克矣。黄帝寤，思其符，不能悉谛，以告风后、力牧。曰：此兵应也，战必自胜。力牧与黄帝俱到盛水之侧，立坛，祭以太牢。有玄龟衔符从水中出，置坛中而去。黄帝再拜稽首，受符视之，乃梦所得符也。广三寸，袤一尺。于是黄帝佩之以征，即日禽蚩尤。”
    这些虽然皆为传说，但却透露出符箓之术起源甚早的信息，考古中发现的上古时的各种符咒饰物，即可证明此点。早在殷商时代，巫术已非常流行。做为夏朝的开创者大禹王，本身亦是大巫师。他治理洪水，征战有苗，主持祭祀，招魂持咒，半人半神，俨然是天神兼人帝的面貌。而这一切权势的根据，即来自天帝高阳的亲传“天书”：“高阳乃命禹于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当然，天之瑞命常人是无法看懂的，因为它是一种怪异的篆文。晋王嘉《拾遗记》卷二说：“书契之作，肇迹轩辕，道朴风淳，文用尚质。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祀遐绝，载历绵远。列圣通儒，忧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绳之书，虫章鸟篆之记，或秘诸岩薮，藏于屋壁；或逢丧乱，经籍事寝，前史旧章，或流散异域。故字体与俗讹移，其音旨随方互改。”“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玄龟，河精之使者也。龟颔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凿之处，皆以青泥封记其所，使玄龟印其上。今人聚土为界，此之遗像也。”这类玄龟篆文，后世尚可见到。《法贴·神品目》说：“夏禹书石壁篆文，在平江县昌江山。”《衡山志》曰：“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碑下有石坛，流水萦之，最为胜绝。
    

至于大禹铸鼎，也与符咒之术有关。据《左传》、《汉书》所载，九鼎的作用一是奉享上帝鬼神，一是使民知“神奸”而少祸害，二者都与通灵达神、驱鬼避邪有关。“禹铸九鼎，五者以应阳法，四者以象阴数。使工师以雌金为阴鼎，以雄金为阳鼎。鼎中常满，以占气象之休否。当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将末，九鼎咸震，皆应灭亡之兆。后世圣人，因禹之迹，代代铸鼎焉。”
    
    岣嵝峰上的禹碑（资料图）
    《古器评》说九鼎十分精美威严，上面既有变形的动物纹样，又有神秘、恐怖的夔龙、饕餮的图案。宋王安石《九鼎》诗说：
    禹行掘山走百谷，蛟龙窜匿魑魅伏。
    心志犹虞尚觊隙，以金铸鼎控九牧。
    治云赤天涨为黑，鞴风余吹山拔木。
    鼎成聚观变怪索，夜叉行歌鬼昼哭。
    功施元元后无极，三姓卫守相传属。
    
    鼎器纹饰（资料图）
    可见九鼎在古人的心灵中，具有非常强大的护国安民的神力。
    前面所说的黄帝的桃人、桃符，也是一种象征。即暗示桃人、桃符是东海度朔山的神荼、郁垒二神，因此可以驱鬼辟邪。再加以联想，桃木本身也具有了超常的神力。于是，古人服桃汤，做桃人、桃剑、桃刀、桃印、桃箭，治病驱邪，劾鬼禳祸。在桃木板上画刻符咒，即叫做桃符、桃印。这类信物秦汉间已出现。《淮南子·诠言》许慎注：“桃印，鬼畏桃，今人以桃梗径寸许，长七八寸，中分之，书祈福禳灾之辞。”《续汉书·礼仪志》说“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刘昭注：“桃印，本汉朝以止恶气，今世端午以彩绘篆符。”
    
    桃花（资料图）
    所谓“彩绘篆符”，就是用五彩绘锦、丝线制造，上面画有图文，这是早期的符箓。《道书授神契》说：“《周礼》禳妖乌者，以方书十日之号、十二月之号、十二岁之号，悬树上，即去。古人用篆字，今之符文犹似之也。”
    
    秦汉时人用彩绘篆符系在身上，据说可以“辟兵及祸，令人不病温。”后世之道教完全承袭了这种风俗。《抱朴子内篇·登涉》载：“入名山，以甲子开除日，以五色绘各五寸，悬大石上，所求必得。”《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卷下说：“锦者，禁也。五色绘而成文，欲使人处五欲而成道，先须伏从科戒，以禁于心也。”“故以纹绘赍封天官，乞延算命，名命缯也。”这都是道教沿袭古风的明证。
    
    秦汉方土还用符咒为人治病。从马王堆西汉帛书《杂禁方》、《五十二病方》所载，可知符咒已应用于治疗几十种疾病。《后汉书·方术传》载徐登、赵炳善巫术越方，“时遭兵乱，疾疫大起，二人遇于乌伤溪水之上，遂结言有效期共以其术疗病”。所谓“越方”，亦即禁咒符水之术。《抱朴子内篇·至理》详记其术，宣称知之者可以入大疫而不染，禁鬼神毒虫而不伤，止血续骨，刀枪不入，功能颇广，“甚有明验”。这类符咒之术本是秦汉巫师方土的专长，自道教初始便全盘继承，并将它与汉儒的图纬之学，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学相结合，遂步形成了符箓之学。
    
    道教的符箓来源于中国上古的巫术。从东汉张陵，张角等开创五斗米道与黄巾太平道之始，道教就充分地利用了符咒之术，做为其布道济世的主要手段，而被社会广泛接受。
    
    

明代天师张宇初说：“太上诸品经箓，若祖天师所受，则盟威都功；葛仙翁所受，则中盟四仙；茅真君所受，则上清大洞。其余符箓弥多，皆所以福国裕民，宁家保己。是以历代崇奉皈依者，皆获感应，随所祷叩，旋有异徽，其太上设教之验，信不诬矣。”
    
    《辰州符咒大全·序》亦说：“符咒之术，由来久矣。黄帝受之于西王母，而传之少昊；少昊传之颛顼，代广其意，而绵传不绝。李耳尽发其秘，仗符咒而开道教，从者众矣。后当春秋战国之世，术者见世之终不为也，乃退隐岩壑，以修养为事，符咒几于此绝焉。至汉顺帝时，有张真人名陵者出，得异书于石室，入蜀之鹤鸣山息居修炼，以符箓为人治病，驱鬼役妖，无不立应。人乃尊之。后得天师号。今道教所以不衰者，良以有天师也。天师之所持以役使鬼神之道，全仗之符咒为主。符咒之力，可见其伟矣。”都高度评价了符咒之术。
    

（编辑：灵瑾）
    本文为腾讯道学独家稿件，文/李远国 李黎鹤。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喜欢该类内容欢迎上微信关注“腾讯道学”微信公众号！（文章作者观点与立场，不代表腾讯媒体的观点与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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