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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卞孝萱先生二三事

http://www.newdu.com 2018-10-08 国学网 姜小青 参加讨论

    
    卞孝萱
    日前翻书,竟捡出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卞孝萱先生生前给我的十余封来信,信的内容、长短不一,有的就是一张小小的便签,看着这些信的内容,让我回忆起近20年间,因工作关系与卞先生交往的几件事,深感先生高山景行,学通古今,特别是先生一生勤学,奖掖后学,实可谓后人楷模。
    卞孝萱先生生于1924年,2009年9月5日去世,享年86岁。我与卞孝萱先生有工作上的联系,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当时刚到出版社工作不久,负责出版社《古典文学知识》编辑,因与其公子同室共事,得便向卞先生约稿,他并不因我是新编辑而有所怠慢,凡有信去,不几日必有信回,其时,我约他为刊物的“治学门径”栏目写稿,谈治学方法,他总是十分谦虚,并告之他正在撰写《唐代小说与政治》一书,由此我便有了登门拜访的想法。1992年底我第一次走进了冬青书屋,谈话就从他正在写的《唐代小说与政治》开始,卞先生不以我学浅孤陋,有问必答,耐心讲解,举了许多唐传奇的例证来说明文史结合、以史证文的治学方法,他认为,研究唐代小说,史料的占有很重要,特别是要注重中国政治史和中国文化史,要以小说写作的政治背景为出发点,从作者的政治态度入手,以意逆志,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他还告诉我,对“唐代小说与政治”这个课题,他有很多的想法,研究也会从传奇转移到笔记小说,扩大研究领域,以求对唐代政治与小说的内在联系有更深入研究。从卞先生处回来后,根据谈话的记录,我以答问的形式,整理出《从〈唐代小说与政治〉说文史兼治——答〈古典文学知识〉记者问》,刊登在刊物1993年第5期。
    记得这次谈话中印象最深的,是他鼓励我要做好《古典文学知识》的编辑工作,并说:据我所知,你们出版社有个别编辑,研究生毕业,就看不上这项工作,认为大材小用,其实不对,刊物虽小,意义很大,以后有什么要我做的,“召之即来”。这不是一句空话,《古典文学知识》创办以来,责任编辑换了几任,凡向卞先生约稿或求教,从来都是有求必应。刊物100期时,卞先生应请,题“百读常新,更上层楼”,既是鼓励,更是期待。
    2001年,卞先生应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评传》工作领导小组之邀,担任《中华传统优秀道德文化丛书》主编,出版社指派我负责《丛书》编辑出版工作,让我又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卞先生,从当年4月在南京大学统战部会议室第一次工作会到次年5月《丛书》出版的一年中,我多次感受到卞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细致的工作态度和强烈的社会责任。《丛书》是一套传统文化普及读物,卞先生曾讲,自己已近80高龄,之所以愿意承担这项任务,就是希望通过大家的努力,使中国传统优秀道德深入人心。故此,《丛书》的八个题目由卞先生亲拟,分别是《哲学与道德智慧》《政治与道德教化》《教育与道德培养》《诗歌与道德名言》《戏剧与道德传扬》《小说与道德理想》《妇女与道德传统》,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这套丛书,更让人敬佩卞先生的学识与眼光。《丛书》的体例和作者,也都是卞先生亲定、亲邀,正如《诗歌与道德名言》的作者莫砺锋先生在“后记”中写到:“我要对本套丛书的主编卞孝萱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要不是卞先生不耻下‘邀’,我根本不可能与本书发生关系。”卞先生还亲撰丛书前言,对各书加以介绍。
    2002年,为给卞先生80岁贺寿,冬青书屋同学会筹编《庆祝卞孝萱先生八十华诞文史论集》,并在我们出版社出版,可能是之前一些工作还算让卞先生满意,蒙先生错爱,指名要我担任该书责任编辑,记得卞先生给我电话中谈到,他不希望过多收录写他个人的文字,而是尽量发表故交、门生的学术论文,在44篇文章中,仅选了6篇介绍卞先生治学的文章,足见学术、朋友、学生在他心目中的地位。为编好这部“文史论集”,卞先生一如既往,认真、严谨,甚至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为此,多次来信,仅11月就来3封,谈稿件,谈校样中的问题,非常具体细致,如“送上第一篇稿件,请审后放在稿件之首。此次同学们所征求到的学术论文,从先秦至现代,各种文体皆备,颇具苦心,惟缺词,故补了一篇短文,请审后放在稿件中。”(2002.11.3)几乎每一封信都会有“校样务请给我看一下”。我想,卞先生就怕稿件在编辑中,出现对不起作者的差错。
    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论集”编就,即将付印之际,我们出版社从“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其时外界大多数人并不接受,甚至不理解,担心一个在学术界有着较好声誉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去做其他门类出版。
    由于出版社更名比较突然,说实在的,我们也比较茫然,不知道出版社将来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卞先生有着同样的担忧,也不希望用“凤凰出版社”社牌出版“论集”。我后来想到一个变通办法,并告诉卞先生,当时的扬州广陵书社,已获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出版权,但有一个过渡准备期,书号由我们出版社管理,用“江苏古籍出版社”社名出书,我可以与当时的负责人商量,调用广陵书社一个书号,这样“论集”就能沿用“江苏古籍出版社”社名了。卞先生听了很高兴,或许还有些担心,专门来信,提醒注意事项。事情最终圆满解决,我一颗悬着的心也终于放下了,好在没有辜负卞先生信任。“论集”出版以后,卞先生非常满意,特意给我寄了一本签名本,并钤“冬青书屋”印。
    2003年9月19日,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研究所举办“卞孝萱先生八十寿诞庆祝会暨文史结合的现代学术意义讨论会”,会前,卞先生看到参会人员名单中没有我,随即打来电话,在得知我并没有收到会议通知后,当晚给我写信:“一般代表发通知,您发请柬。经办同志寄至出版集团,以致您未收到,甚歉见谅。除请经办同志再寄一份请柬至江苏古籍,我手头有通知,寄一份给您,供您参考。”“务请于9月18于北京赶回,9月19莅会指导。”(2003.9.9晚)作为一个无名晚辈,只是做了本职工作,竟得到先生如此高礼遇,确实让我有点不敢承受,但心中对卞先生更加敬仰与崇敬。祝寿会上,卞先生着西装领带,面色红润,声如洪钟般发表了学术讲演,坐在台下的我,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依靠感,因为两个月前,我刚刚被任命为更名后出版社的主事者,但这时的出版社,三分之二人员被分流到其他出版社,仅剩下18人,部门不齐全,账户上没钱,更要命的是,没人告诉我们为什么更名,更名后的出版社将来做什么。看到卞先生,看到与会专家学者对学术的执着,迷惘中多少有了一点方向感,并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忆及卞孝萱先生,不得不说一点遗憾。卞先生时常关注更名后的出版社,我知道,他对“江苏古籍出版社”是有感情的,当年他主编的《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分典》,作为“大典”项目最先启动的分典,有试点与示范意义,卞先生可谓殚精竭虑,赢得我们出版社领导和许多编辑尊重,彼此之间也有感情。他不希望一个在业界有较好口碑的古籍出版社,从此放弃自己的出版特色和优势,所以,不管在什么场合见到我,总是给我鼓励和提醒,并一再表示会全力支持我们的工作。
    记得2007年前后,卞先生赠我中华书局出版的《现代国学大师学记》时说,“下面我要为你做事了”,首先确定将《冬青老人口述》交我们出版,并说已请南京大学文学院赵益教授协助此项工作。卞先生一生坎坷,见闻广泛,治学经历丰富。先生出生两月,父亲去世,孤儿寡母艰难度日,时常靠变卖家当维持生计。其母在卞先生四五岁之际,即教他识字,激励其读书,甚至每天先向邻居学字后,再回家教儿子,此事曾得到多位名家前辈作画赋诗褒扬(日前从网上看到,西冷印社拍卖公司曾拍卖过其中一些流散的书画)。由于家境贫困,无力就学,卞先生18岁就到上海银行里学徒,但少年养成的学习习惯,使他更加会利用一切机会求学,他后来曾多次谈到“转益多师”对自己治学的影响。
    解放后,卞先生在北京、扬州、南京等地工作,特别是协助范文澜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协助章士钊整理《柳文指要》,更丰富了他的学术见识与经历。卞先生的自述一定会受到学界关注,特别是书中将配上所涉人、事相关图片,包括往来信函、书画等,更会让读者大饱眼福。记得一次去卞先生新搬寓所送此书出版合同,他指着墙上挂的字画一一介绍,并说“好东西不止这些,将来书中会收”。我心中一直期盼书稿能早日完成,但听到卞先生生病的消息,当然不敢再催了。2009年8月25日,我将往长春参加全国古籍出版社工作会前,约上卞先生哲嗣卞岐一起到南京鼓楼医院探望卞先生,他靠坐在病床上,但气色和精神很好,一如过去,抓住我的手,称“姜兄”,说很快就出院,回去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口述”,并说有许多东西要写。让人想不到的,十天后竟病发于出院途中。卞先生去世后,我一直努力了却《冬青老人口述》出版心愿,并想了一些办法,好在目前又有了进展,希望读者在不久,能看到卞孝萱先生这部遗稿。
    因生性之故,我从不敢攀附名人大家,甚至连接近的勇气都没有,这里,只是把工作中与卞孝萱先生接触的点滴记下来。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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