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宝江先生发表《部编新版初中语文教材质量提升路径探赜》一文（《新课程研究》2019年第6期），称“教材中选入的古诗文部分的问题较多，主要体现在文本文字的审核方面，规范意识很不够。……古诗文涉及的典籍版本较多，教材编写者参照的多为现当代出版资料，而非经典、权威的古籍版本，所以在教材中屡屡暴露出严谨性不足的问题”。而韩先生列举所谓“经典、权威的古籍版本”，大部分竟是《四库全书荟要》（以下简称《荟要》）本。韩先生根据《荟要》指出，《说苑·谈丛》应作《说苑·丛谈》，“曾子杀彘”故事（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中“妻适市来”“母欺子”应作“适市来”“父欺子”，《汉书·司马迁传》应作《汉书·司马迁列传》。事实上，元刻本、明抄本《说苑》皆作“谈丛”；《韩非子》中“妻适市来”的“妻”和“母欺子”的“母”，均为清末王先慎据唐代《群书治要》校改；前四史中《史记》《后汉书》称“列传”，《汉书》《三国志》称“传”，宋代以来重要版本大都如此，中华书局点校本亦如此。以上三处，教材所采文字可靠程度均远胜《荟要》。 《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编。因《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清高宗命四库馆臣“撷其精华，缮为《荟要》”（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谕）。鉴于《荟要》与《四库全书》的关系，《荟要》本也可算作广义的四库本（一般说“四库本”多指文渊阁本，其实存世的还有文津阁本、文溯阁本、文澜阁本及《荟要》本）。 《四库全书》作为清代官方的古籍整理工程，有保存文献、倡导学风之功，但其缺陷也很突出：一是规模太大，难免良莠不齐，如底本不佳、臆改妄改、鲁鱼亥豕等情况往往而在。二是政治干预导致篡改严重。如《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载“追谥羽曰壮缪侯”，历代版本均如此。但编纂《四库全书》时，清高宗认为“壮缪”是对关羽的贬低，故命馆臣将“壮缪”改为“忠义”，以示对其“力扶炎汉，志节凛然”的表彰（乾隆四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谕）。《三国志》是晋人所作，高宗竟罔顾史实，说改就改，实在堪称奇葩。至于因忌“胡虏”字样，将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改作“壮志肯忘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文渊阁本《岳武穆遗文》），将陆游“遗民泪尽胡尘里”改作“遗民泪尽边尘里”（文渊阁本《剑南诗稿》《宋诗钞》）、“遗民泪尽黄尘里”（《荟要》本《剑南诗稿》）、“遗民泪尽秋风里”（《荟要》本《宋诗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鲁迅对《四库全书》的缺陷有清醒的认识。他说：“……钦定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的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此外，对于‘七经’，‘二十四史’，《通鉴》，文士的诗文，和尚的语录，也都不肯放过，不是鉴定，便是选评，文苑中实在没有不被蹂躏的处所了。”（《买〈小学大全〉记》）“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不无偏激，但的确切中要害。 韩先生并非古代文史研究者，因缺乏文献学常识而对《四库全书》及《荟要》有些迷信，倒也情有可原。但如果从事文史研究和古籍整理的人无视《四库全书》的缺陷，使用时不加留意，那后果就堪忧了。 文史研究者使用古籍文献，如有其他版本可用，四库本一般不应成为首选。但一些学者对此并不在意。如《中国散文通史·清代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参考文献中朱鹤龄《愚庵小集》、朱彝尊《曝书亭集》均为四库本。这两种四库本较之原本均有大量删改。《愚庵小集》遭馆臣删去诗11首、文2篇，窜改数十处；《曝书亭集》删去诗30首、文7篇，窜改百余处。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结论如何可信？ 至于古籍整理，使用四库本更应慎之又慎。如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九《与曹厚庵先生书》首句原作：“弟之胡说，将付剞劂。”四库本“胡”作“瞽”，是馆臣因忌避“胡”字而改。又卷一五《三大火聚说》首句原作：“钱牧斋曰：……”四库本“钱牧斋”作“李卓吾”。钱牧斋即钱谦益，本明末重臣，清军南下时迎降，后又密谋反清。清高宗知晓此事，对其反复无常、不忠不义的行为非常恼怒，下令禁毁钱氏一切著作，《四库全书》凡涉钱谦益处均遭删改，此处即这种情况。这两处文字，点校本《兼济堂文集》（中华书局，2007）竟均据四库本改，类似的误改还有数十处。此即因误信四库本所致。 《四库全书》太过庞大，其中各种典籍的状况千差万别，不能一概而论。如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全宋诗》时，发现有数十种宋人诗集，其四库本内容整饬齐全，校勘别白精审，遂用作底本（漆永祥《从〈全宋诗〉的编纂看〈四库全书〉的文献价值》）。对于四库本，用与不用，如何使用，都应先对其文献价值有所判断，既不能不经调查研究就弃之如敝屣，亦不可如鲁迅所说，“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这个与那个》）。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