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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宾于（1898.02—1985.10），重庆酉阳人。初名孝观，后更名为“宾于”。究其意蕴，前期曾自解为“冰鱼”；后期又解读为“滨鱼”，乃是自期能像河滨之鱼一样自由快活。早岁就读于酉阳新学，后赴成都求学。再后，又顺江而下，抵南京，原拟考金陵大学，因学校的教会背景，遂弃卷退考，沿津浦铁路北上，于1923年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翌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攻音韵，钱玄同任斋长（即学舍的舍长）。终其一生，均自命为音韵专家、胡适弟子。有《长短句》（海音书局，1926年6月）、《中国文学流变史》（北新书局，上册，1930年10月；中册，1931年5月；下册，1933年11月）、《宾于学术论著第一集》（四川大学法政学院，1932年2月）传世。笔者亦曾勾稽其散佚的文字，裒汇为《郑宾于文存》，2014年12月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求学成都时，郑宾于与张季青缔结姻缘。张季青系四川南充人，善丹青，尤擅水墨莲花。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两人完婚于江南。1929年8月，郑宾于偕夫人返川，任教于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四川大学。1935年到1937年间，先后在成都建国中学、女子第一师范、成都大同中学执教。1938年，应刘文辉之邀，任教于雅安中学，1941年夏再返蓉城。1941年秋至1943年，执教于成都协和中学。1943年到1947年，任教于成都建国中学和甫城中学。1948年至1956年，任教于成都列五中学。1955年，因郭沫若、马叙伦提议，四川省教育厅请其续写《中国文学流变史》，并于1956年，将其调入四川省文联。1940年，郑宾于在成都西郊建成“郑园”，此即林巷子10号，由马叙伦题写门楣，后即终老于此。郑园不时有名流到访。1943年，徐悲鸿旅寓成都时，亦在郑园小住，并收张季青为弟子，对其所绘莲花称赏不已。 张季青在家排行第六，人称“满妹”，其三姐张云心，也是兰心蕙质，后嫁与夏斧私（1883—1954）。无独有偶，夏斧私亦是酉阳人，原名峋，留学日本时，方改名“斧私”，意谓“以金瓜利斧去私”，署名时常作“斧厶”。其人其事，《吴虞日记》多见记，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也有不少回忆。长女夏恒堞，退休时为江苏大学物理学副教授。有子夏云铧，亦为江苏大学教授。2017年5月20日，经黄良教授介绍，笔者得以和夏云铧、夏云锦兄妹在重庆相见。不久，夏教授即将其所著《黄杨厦文集》打印稿寄赠。题中的“黄杨厦”，就是夏斧私当年在成都的寓所名，最初在满城（少城）长顺上街窄巷子，抵卖后，又迁建君平街湛明里。郑宾于膝下无儿女，曾抱养一子，取名郑友书，及长，考入重庆大学，在读期间，精神开始失常，最后不知所终。夏斧私与郑宾于既为连襟，两家一直亲密无间，而夏云铧自小便往来于黄杨厦与郑园之间。上述郑宾于的简历，即是参照夏云铧教授提供的郑宾于履历表，再加上笔者的考证，疏列排比而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郑宾于与鲁迅时有交集。1924年10月28日，鲁迅曾作《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认为雷峰塔即保俶塔，时《京报副刊》编辑孙伏园见之，以为不确，为慎重起见，鲁迅又在11月3日将其意见写成附记，置于文末，发表于《语丝》第一号。12月15日晚，钱玄同将此刊寄与郑宾于一份。及至读到附记，郑宾于心里“颇致不满”，乃据朱国桢《涌幢小品》及《钱塘县志》等书，于12月18日写成《雷峰塔与保叔塔》，发表于12月24日的《京报副刊》第19号，支持鲁迅的看法。孙伏园在按语中，亦认为“郑先生所举证据非常确凿”。同日，鲁迅致信郑宾于，内称“孝观先生：我的无聊的小文，竟引出一篇大作，至于将记者先生（指孙伏园——引者注）打退，使其先‘敬案’而后‘道歉’，感甚，佩甚。”该信刊于12月27日的《京报副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郑宾于又将此番经过，撰成《我和鲁迅先生的一段文字因缘》，载于《草地》1956年10月增刊“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专辑”。 1926年5月左右，郑宾于受聘为福州福建协和大学的国文教授，至1927年9月中旬。而鲁迅受林语堂邀请，于1926年9月4日至1927年1月16日，也在厦门大学任教。此间两人亦有书信往来，据《鲁迅日记》，1927年1月10日上午，“得郑孝观信，六日福州发，午后复”。2月24日下午，再“得郑宾于信”。关于此两信，1983年8月25日，郑宾于在回复熊融（即陈梦熊）的函中回顾说：“1927年1、2月与鲁迅通信时，其在福州协和大学任教，通信内容是关于教书的问题，原信早已遗失。” 郑宾于既与鲁迅关系密切，同时与顾颉刚也过从甚密。北大前后，郑宾于曾参加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和方言研究会，因歌谣采集和孟姜女研究，同顾颉刚多有书信往返。南下之后，一度时间，两人更是形影不离，这从《顾颉刚日记》中不难见出。1927年1月，顾颉刚、容肇祖、潘家洵去福州，购买图书和风俗物品，并商谈厦门大学的国学研究院和福建协和大学的国学系，合组为更大规模的“闽学会”。阴历正月六七左右，陈锡襄和郑宾于又应邀到厦门，假座厦门青年会，决议办法六条，但无果而终。其间，顾颉刚或曾向厦门大学荐用郑宾于，但为鲁迅所阻。2月11日，郑宾于告知顾颉刚：“闻川岛言，鲁迅说：‘宾于，式湘（即陈锡襄——引者注）因为是顾颉刚荐的，所以偏偏不用。’”不过，鲁迅在1月18日即抵广州，可能正因为鲁迅已经离开，章川岛才向郑宾于透露这般信息，那么，鲁迅在2月24日所得郑宾于信，其内容也难免引人遐思。据夏云铧教授告知，郑宾于为人亦颇狂傲。因此，郑宾于致鲁迅的信中，除“关于教书的问题”之外，或许也有些愤激之词。而自此之后，笔者便再未见到有关两人往来的记载。郑宾于返川后，即于1929年8月26日拜访吴虞，座间亦曾谈及鲁迅与顾颉刚“大反对，至极不相容”。 《黄杨厦文集》第一集中，还曾记录下郑宾于所讲鲁迅轶事一则。当年郑宾于在北大，鲁迅曾为之授课。他说，鲁迅先生矮矮小小，上课呢从不准时，课也讲得并不好。有次，鲁迅先生来上课，照例又晚了大约五六分钟，来了好一会儿，望着南面使馆区，半天不说话，良久，方愤然说：“牡丹花下晒裤子。”经过短暂的沉默，学生们悟出老师话中的寓意，教室里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这是鲁迅先生的幽默，他将使馆区的万国旗比作“裤子”，把中国的大好河山比作“美丽的牡丹花”。 青年时期，郑宾于即崭露头角，但其后却逐渐销声匿迹，在学术史上，湮没已久。近年来，笔者在打捞其生平事迹的过程中，幸得夏云铧、吴永胜、王作良诸师友相助，乃作此文，聊补史乘之不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