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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是长安画派的奠基人，他是长安画派的“扛旗人”，父子俩演绎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他说，到生活中去犹如泡酸菜，三番五次地体验，才能谈得上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才有可能画出这个地方的味道。 “到生活中去犹如泡酸菜，菜需要浸泡在菜坛中一段时间方可变为酸菜。如果只是在酸汤中沾一下就拿出来，菜是不会酸的。深入生活也是这个道理，到一个地方去写生，也需要待一段时间并尽可能再次下去，三番五次地体验，才能谈得上对一个地方的了解，才有可能画出这个地方的味道。”满头银发的赵振川，在艺海中摸爬滚打了半个多世纪，写下了上述艺术箴言。 赵振川生长在一个艺术之家，其父赵望云是长安画派的奠基人，其弟赵季平是著名作曲家。孩提时代，赵振川曾一度住在西安碑林的院子里，石刻、碑文、造像，秦汉唐宋的古老遗存在一群孩子的嬉戏与吵闹声中显得格外宁静。1962年，中专毕业后的赵振川决定学画，师从著名画家石鲁。 赵氏父子对“长安画派”相继作出突出贡献，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贾平凹曾经这样评价赵望云、赵振川父子对中国画艺术和长安画派的贡献：“仰着望云，一喊震川。” 一幅泛黄的画作已摆放在赵振川画案上多年，这是父亲赵望云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农村写生集》系列作品中的一幅。在这幅题为《为衣食之奔忙者》的作品中，手推独轮车、肩扛重物的一路行人佝偻着脊背，蹒跚向前，加上寥寥几笔枯树矮屋，勾画出那个年代的劳苦大众为了生计而奔波操劳的场景。赵望云长期致力于“农村写生”，一直实践中国画革新，关注民间疾苦，“从不画不劳动者”。 父亲的经历和教诲深深影响了赵振川。不到20岁，赵振川就跟随父亲到甘肃等地写生。1964年，赵振川在父亲的支持下，到陕甘交界的陇县下乡。八年间，赵振川把乡间的农活都干遍了，而且都干得还不错。不变的是，担水拉煤、种菜养鸡之余仍坚持写生。 经过八年的“生活浸泡”，赵振川磨炼了意志，提纯了灵魂，也真正理解了“生活”二字对于一个艺术家的重要性。此后的岁月中，他始终秉承父亲“面向大西北”的创作理念，并用画笔追逐着父亲的脚步。从陕北的安塞、延川到陕南的西乡、紫阳；从兰州、敦煌到乌鲁木齐、伊犁，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赵振川在大西北的山川中留下了艺术的足迹，先后创作出《戈壁春居》《天山牧歌》《黄河之滨多枣林》《祁连山放牧》等一大批饱含着充沛的生活气韵和活力的中国画精品。 赵振川曾送给作家陈忠实一幅国画，也取名《白鹿原》。“从他的画里似可嗅出民间生活烟火气味，感知世道与人心。这一点不仅超凡脱俗，而且注定了画作的生命活力，也呈现出独禀的个性气质。”陈忠实这样评价赵振川的作品。前者写出了小说《白鹿原》，用文字记录下了关中生活的烟火气，而后者用绘画的方式实现了同样的目的。殊途同归，画家与作家在心灵层面上完成了一次激情的碰撞。 赵振川常跟学生讲，作为画家，读书少不行，对中国哲学思想的了解少不行，但最要紧的还是生活的积淀，对山川不了解，对黄土高坡不了解，没有在生活里“泡”，再有思想也不行，即所谓“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张萍跟随赵振川学画多年，她介绍说，跟赵振川去写生，他不仅要求学生去看去画，还要跟他一起到农民家里去，跟农民交谈、了解他们的收成和生活状态，甚至到马厩、牛栏里去看看。 王归光也是赵振川的弟子。赵振川曾跟他说，绘画是艰苦的职业，既要勤奋，还要能耐得住寂寞，是谓“寂寞之道”。有一次，他去看望赵振川，一进门就进入了一个“画”的世界。床底下压着厚厚的一层作品，足有一二百幅，画案上还有百余幅，另外还有一大摞未完成的墨稿在画案的另一端。“赵先生出身名门却从不懈怠，他现在的艺术造诣之深绝非偶然，实为勤奋的结果。”王归光感慨地说。 作为当代长安画派的“扛旗人”和灵魂人物，赵振川重担在肩思己任，经年累月笔耕勤，不仅潜心塑造了西北山水新容，更致力于带领众多弟子不断发扬长安画派精神。为了发展壮大这一事业，赵振川积极培养长安画派接班人，就连从事设计工作的儿子赵森都被他拉来“入伙”，一起“泡”在艺海中。“最难忘的是他没有周六周日，平时都在画画，甚至大年初一也在画画。并且要求我也如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我只给自己留了个周日。”赵森无奈地笑着说。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多处讲到，作家、诗人要以自己的艺术个性进行创新。齐白石曾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赵振川认为，中国的艺术家要“守住笔墨的底线”，创新不能远离民族传统艺术的本体，试验更不能离开生活的土壤，这也是长安画派“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艺术方法论。 由于成就斐然，赵振川被评为陕西省“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如今76岁高龄的他，担任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及北京大学等多所大学的兼职教授。虽然职务很多，工作繁重，但赵振川仍不忘父亲“到民间去”的嘱托，一有空闲，他就会到秦岭、渭北和陇山一带去转一转，去“泡一泡”，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作者：王钊，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