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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陈寅恪在《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一文，虽然不长内容却极为重要。按说纪念自己任职学校成立二十周年，应该写一点喜庆之语或给予鼓励赞美之类，但陈寅恪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彼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给予“苛评”，清华大学当时在学术界显然居于第一流，陈寅恪的否定自然包括清华在内，简直是一点面子也不给。陈寅恪自海外归来任教清华后其实一直相当低调，极少参与社会活动，所发表论文都是限于专业研究范围，对于自己的学术发现，也只是说“因考其起源，并略究其流别，以求教于世之治民俗学者”（《西游记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这样非常谦虚的话。那么他为何在纪念清华成立二十周年这样重要的时刻，对中国学术整体发展状况做出严厉的否定性评价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先看陈寅恪做出了怎样的判断。虽然身为人文学者，但陈寅恪首先给予“苛评”的却是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凡近年新发明之学理，新出版之图籍，吾国学人能知其概要，举其名目，已复不易。虽地质生物气象等学，可称尚有相当贡献，实乃地域材料关系所使然。古人所谓‘慰情聊胜无者’，要不可遽以此而自足。”意思很明显，中国的自然科学界充其量对彼时外界新发明新理论能够了解一个大概，而地质、生物气象等学科虽然稍好一点，也无非是因为所研究材料取自本国，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已。当然，陈寅恪毕竟不是自然科学学者，没有展开对具体学科的评价，其近乎全盘否定之观点也未必正确。不过，人文社会科学是陈寅恪熟悉的领域，他的评价自然更加具体也更加严厉：“西洋文学哲学艺术历史等，苟输入传达，不失其真，即为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社会科学则本国政治社会财政经济之情况，非乞灵于外人之所谓调查统计，几无以为研求讨论之资。教育学则与政治相通，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今日中国多数教育学者庶几近之。至于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这里陈寅恪的评判分为几个方面，对绍介西方文化者，他认为能够忠实原著原作已经是“难能可贵”，“遑问其有所创获”。究其原因，当与彼时中国留学生中大都学理工，而习文科者很少有关。即便这些学习文科者，所研究范围也大都是中国文化、文学，很少真正研究西方文化与文学者。不少中国留学生的毕业论文无非是套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文化或文学中某一问题而已，一旦论文通过就万事大吉。对此陈寅恪在其他地方曾称他们为“新派”：“新派失之诬。新派留学生，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者。新派书有解释，看上去很条理，然甚危险。他们以外国的社会科学理论解释中国的材料。此种理论不过是假设的理论。”可想而知，这些留学生回国后又会如何，胡适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的“整理国故”固然有很多成绩，但问题同样很大。 至于社会科学，陈寅恪以为更差，如果不是国外学者提供调查统计资料，甚至基本的研究都无从开展。还有教育学，陈寅恪更是直接斥为“学而优则仕”的代表，已经和学术研究南辕北辙。在对上述学术领域一一否定后，陈寅恪对自己从事的“文史哲”学科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疑若可以几于独立者，察其实际，亦复不然。”这里的关键词就是“独立”，陈寅恪显然认为这些学科尚未能真正独立，接下来即以史学为例具体说明：“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而具有统系与不涉傅会之整理，犹待今后之努力。今日全国大学未必有人焉，能授本国通史，或一代专史，而胜任愉快者。”全国大学中连有资格上史学课的人都不一定有，陈寅恪这话说的很重，显然他对自己的专业研究领域极为不满。——这当然包括他自己，至于同为清华“四大导师”的梁启超、王国维，彼时已经去世，但从陈寅恪前面对王国维的评价看，堪称“杂家”的梁启超更不会入其法眼。 考古学又如何呢？本来陈寅恪还在海外求学之时，王国维、罗振玉等在甲骨卜辞、居延汉简、敦煌文献等领域取得开创性成果，对此王国维称之为考古学三大发现。但陈寅恪显然不能满意，认为真正具有系统的整理尚未完成，故发现虽多但发明不够——这里的“发现”指的是找到以前没有的史料，而“发明”则指根据史料做出新的判断或理论。如果结合陈寅恪在此期间对清华国学院弟子所说的“他（指王国维，引者注）的兴趣经常转换，如果不换，成就会更大”（对此可参看卞僧慧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中有关史料），则他对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批评态度更为明显。 那么，作为“四大导师”之一且健在的赵元任的语言学科是不是会好一点，或者陈寅恪的评价会稍微宽松一下？其实不然：“今日与支那语同系诸语言，犹无精密之调查研究，故难以测定国语之地位，及辨别其源流，治国语学者又多无暇为历史之探讨及方言之调查，论其现状，似尚注重宣传方面。”本来赵元任作为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从1928年就开始进行大量的语言田野调查和民间音乐采风工作，为何陈寅恪却说“似尚注重宣传”？难道此处所言不包括赵元任，还是另有待发之复，俟考。这篇文章赵元任当会看到，至少会了解其中内容，不知他对陈寅恪这段评论有何反应？此外，陈寅恪对彼时语言研究的不满在稍后他为清华大学入学考试出“对对子”一事遭到舆论批评时得到再次验证，他在为自己为何出“对对子”这样的考试形式辩护时，对当时流行以印欧语系语法体系来套汉语所形成的所谓“汉语语法体系”大为不满，认为其代表就是马相伯、马建忠兄弟的《马氏文通》，对此陈寅恪讥讽曰：“呜呼！文通，文通，何其不通如是耶？” 接下来，陈寅恪又对“国文”“图书馆学”和“艺术史”研究进行评价，对“国文”的不满是可以预料的，因为他和“学衡派”基本一致，对新文化运动的废弃文言持反对态度。此处的“势不能不以创造文学为旨归”，应该是指陈独秀、胡适等提倡的白话文学，至于有人以为这里的“创造”是否特指彼时文坛上的“创造社”，似乎论据不足，故不论也。相比之下，陈寅恪对“图书馆学”和“艺术史”研究的评价倒是有些客气，只是归咎于大量研究资料的流失和保管不当：“关于本国艺术史材料，其佳者多遭毁损，或流散于东西诸国，或秘藏于权豪之家，国人闻见尚且不能，更何从得而研究？”“最后则图书馆事业，虽历年会议，建议之案至多，而所收之书仍少，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况中西目录版本之学问，既不易讲求，购置搜罗之经费精神复多所制限。”造成此种状况之原因，陈寅恪很清楚主要不是这些学科研究者的责任，是社会的黑暗、统治者的昏庸所致。 既然彼时中国学术界状况呈现如此令其不满意状况，又该如何改进？对此陈寅恪认为：“夫吾国学术之现状如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而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以谓大可有为之大学，故其职责尤独重。”陈寅恪在近乎全盘否定彼时中国学术研究状况后，认为清华负有振兴中国学术的重大使命，这算是此文中对清华大学仅有的鼓励之语，也是为了说明他为何要在校庆之时说一些令人丧气的话：“因于其二十周年纪念时，直质不讳，拈出此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这所谓关系到中华民族精神上生死大事者，就是文章开头提出的“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追求学术研究的独立与思想自由，这是陈寅恪对清华大学所有师生提出的要求，也是他自己一直身体力行所坚持者。早在1929年，陈寅恪就在写给清华己巳级史学系毕业生的赠诗中提出要谋求中国学术的独立，原诗如下： 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天赋迂儒自圣狂，读书不肯为人忙。平生所学宁堪赠，独此区区是秘方。 陈寅恪认为中国史学界乃至整个学术界都以日本为学习榜样，是中国学人的耻辱，为此他才鼓励学生要“读书不肯为人忙”，最终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这和他为王国维去世所写纪念碑铭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完全一致。 综上可知，1931年的陈寅恪对彼时学术界状况很是不满，由此要问的是，第一，彼时的学术界是否确实如此不堪？第二，陈寅恪为何做如此“苛评”，因为这“苛评”也把他自己连同清华大学包括在内了。 回答上述问题之前，不妨先说一件发生于1913年对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产生影响的事情，即设立学术界的最高研究机构“函夏考文苑”。此事发起人是《马氏文通》作者马建忠的四哥马相伯，事实上《马氏文通》也是他们兄弟合作的成果。马相伯是著名教育家，不但是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办者，而且担任过北大校长。他在意识到现代学术机构对学术发展之重要性后，提议仿照法国的法兰西学院，设立中国的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634年，一直是象征法国学术界最高荣誉也最有权威性的机构。该学院仅有院士40人，至今依然如此。最早时大部分是文学家，后来才有哲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甚至军事家入选。这些院士都是终身制，只有某位院士成员去世后，才由全体院士投票选举新院士。如此苛刻的评选，使得那些浪得虚名者很难混入。因此被选为法兰西院士通常意味着已可进入法国历史，成为所谓的“不朽者”。中国学者中对此有最早记录者当为郭嵩焘，他在其《伦敦与巴黎日记》中对法兰西学院有这样的简略记载：“法国博士四十人，有穷一学者，有修国史者，名之最难得者也”。另一位著名的维新变法人士王韬则称法兰西学院为“法国翰林院”，称其院士为“掌院学士”。严复则不但在其译著中数次提及，而且还正确指出法兰西学院与古希腊文化的联系：“今泰西太学。称亚克特美，自柏拉图始”。 尽管郭嵩焘、严复等人都简单介绍过法兰西学院，但马相伯是第一个提议设立函夏考文苑并具体实施者。遗憾的是，尽管马相伯为此奔走多年，但在那个年代仅凭他和一些学术界热心人士，显然不可能成功。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变幻，大小军阀和政客们热衷于争权夺利，又有谁会对这种纯粹学术行为给予关注？其次，面对政府内部的官僚扯皮和勾心斗角，书生气十足的马相伯不懂得如何和官员打交道，他们自然在不断踢皮球中耗尽马相伯的精力，最后干脆直接拒绝。现存马相伯有关此事的文献有《仿设法国阿伽代米之意见》和《函夏考文苑议》，之所以命名为“函夏考文苑”，是因为“函夏”之名典出《汉书·扬雄传》：“以函夏大汉兮”，意为大汉帝国包容诸夏，后特指中国。“考文苑”则是马相伯对“Academe”（阿伽代米）的翻译，“阿伽代米”本为古希腊一个园主的名字，柏拉图曾在此地讲学，后逐渐演变成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名称。“考文”一词出自《礼记·中庸》：“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强调只有贵为天子者才能考定文章典籍之名，后引申为高深学术之名。马相伯以“考文苑”对译“Aca⁃deme”，以“函夏考文苑”作为中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的名称，确实非常恰当。其中马相伯所拟定的入选考文苑者，都是他心目中当时中国学术界最杰出者，共有十九人。马相伯自己算是发起人，此外他把章太炎、严复和梁启超列为发起人，这三人均为中国学术界第一流人物，入选发起人当之无愧。其他十五人也都是各个学科的佼佼者，从中可以看出在1913年那个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发展状况，以及与世界学术界第一流人物的差距。这十五人名单如下： 沈家本（法理） 杨守敬（金石、地理）王闿运（文辞） 黄 侃（小学、文辞）钱 夏（小学） 刘师培（群经） 陈汉章（群经、史学）陈庆年（礼学） 华蘅芳（算学） 屠 寄（史学） 孙毓筠（佛学） 王 露（音乐） 陈三立（文辞） 李瑞请（美术） 沈曾植（目录） （此十五人为初选名单） 对于这个名单，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该名单指出“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王壬秋也不取其经说”，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代表人物康有为、廖季平等不仅未入选，而且被斥之为“说近妖妄”。至于当时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的夏穗卿，是替袁世凯设计祭天祭孔典礼的主要人物之一，自然也得不到马相伯和章太炎的认可。 第二，康有为的不被列入名单，不知是否征求过弟子梁启超的意见？如是则意味着梁启超那时已经放弃师说，立场俨然与章太炎的古文学派一致。梁启超当时忙于参政议政，也许忽略了老师的未被列入。不过他曾给马相伯写过两封信，表达自己对设立函夏考文苑的意见，只是在这两封信中既没有他对初选名单的意见，也没有对其老师康有为的评价。也许不置一词本身，就已说明了问题？至于章太炎，即便这个名单不是他所草拟，肯定也会得到他的支持，因为他对今文学派一直持反对态度。 第三，这个名单过于注重人文社会科学，对于自然科学家关注太少，只有一位精通算学的华蘅芳，可惜他早在1902年就已去世。按照法兰西学院的规定，入选院士的首要条件就是尚在世者，既然马相伯主张函夏考文苑的一切均仿照法兰西学院，则说明要么这个名单是在华蘅芳在世时草拟，则时间当大大早于1912年；要么说明此名单提出时马相伯等人尚不知道华蘅芳去世。但后者似乎不太可能，即便当时信息不畅，也不会在其去世多年后仍不为世人所知，何况既然是列入名单，则必然要对入选者情况有一定的了解。 此外，沈家本的被列入也值得一说，因为这是名单上仅有的一位法学家。作为法学家，沈家本主持制定了《大清民律》《大清商律草案》《刑事诉讼律草案》《民事诉讼律草案》等一系列法典，并提出了一系列法律改革主张，是中国法制现代化之先驱。此外，1906年中国第一所官办法律专门学校——京师法律学堂正式开学，沈家本为首任京师法律学堂事务大臣。他以“会通中外”为指导方针，直接聘请冈田朝太郎博士等外国法学家为学员授课，并支持冈田博士出版《法学通论讲义》作为基础教本。京师法律学堂的开办堪称中国法律史上的一大创举，成为中国近代法学研究和教育的良好开端。综上所述，沈家本的入选可谓实至名归。 第四，这实际上不是全部名单，仅仅为人选的三分之一。按照马相伯的设计，所有四十人由发起人推举者仅仅占三分之一，其余则要由全国学术界“通信公举”，但具体方法当时尚未设计。不过，如果说仅仅是三分之一，则他们这几个发起人就不能入选，因为其他十五人已超过定额四十人的三分之一了。那么他们这几个发起人是打算不列为这四十人之数，还是对能够被公选进入其余三分之二很有把握呢？这其中章太炎入选问题不大，其国学成就早已是第一流。梁启超可能就有些异议，他学问渊博毫无疑问，但不仅学术界公认他不专不精，他自己对此也不否认，如此是否能够得到学术界认同？还有严复，其翻译成就当属近代以来第一，但仅靠翻译就能够成为院士，这在法兰西学院可能也没有先例。至于马相伯自己，也许可以凭其教育家的身份获得认可，但分量似乎稍显轻了。其他初选者估计也会引起争议，例如仅“章门弟子”就有黄侃和钱玄同入选，加上章太炎，其门派色彩有些过于鲜明。而有些学术大师本该入选，却被忽视，如罗振玉、王国维等。这至少说明在马相伯、章太炎眼里他们的资格还不够，特别是章太炎甚至连甲骨文也不相信，又怎么会承认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成果。当然他们完全可以说，这些人后面可以再由他人推选。 总之，这份最初入选“函夏考文苑”的人员名单，尽管有某些偏见，但可以说入选者大都是彼时中国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只是他们的学术成就放在世界学术发展视野中看，显然还无法居于世界一流水平，有些甚至只是在草创阶段或绍介国外学说阶段。也许只有纯粹的“国学”研究，可以称为真正的一流水平，但就其研究方法和思维模式看，尚未达到现代学术要求，如在学术规范方面就有很多不足。对于整个20世纪初叶中国学术发展状况，刘梦溪曾有这样的概括性论述：“1898年严复发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1902年梁启超发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这些论著的学术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或开始倡言学术独立，强调学术本身的价值，或借鉴西方的哲学和美学观点诠释中国古代文学名著，传统学术的范围已经无法包容它们的治学内涵，说明中国学术的现代时期事实上开始了。……从教育制度的变革与学术的兴替之关系一方面来说，科举废而学堂兴，是学术发展的一个契机。由新式学堂而建立正式的大学，是学术发展的又一个契机。1911年，北京大学在原京师大学堂的基础上成立，这是中国第一所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清华学堂也建立于同一年。但北大获得现代学府的地位，是在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校长之后。清华则至1928年始成为国立清华大学。这两所现代学术人才培训基地都是在二十年代以后作用才更加突显。”刘梦溪的上述论断，应该说相当准确深刻。对此还可以看一下与陈寅恪同时代其他学者的意见。胡适在1922年8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同年朱光潜也说：“从维新后计算，我国学术界的历史还很幼稚”，所以他提出了“改造学术界”的口号。问题是“最有希望”的王国维在陈寅恪写作此文时已经去世，1929年梁启超去世，而赵元任又远赴美国，“四大导师”中只有陈寅恪一人在苦苦支撑。清华如此，其他高校如北大等也好不了多少。而放眼彼时的世界学术，却处于繁荣发展甚至是突进阶段。且不说自然科学界的爱因斯坦、波尔、弗洛伊德等大师辈出，即便在人文社会科学也是新学说层出不穷，且不说杜威、罗素等到中国讲学已经让国人意识到与世界学术的差距，仅史学研究而言既有法国年鉴学派，又有文化人类学派，还有历史哲学学派等，即便东邻日本的史学研究也呈蒸蒸日上之势，如此陈寅恪对处于动荡之中的中国学术发展特别是清华大学的学术未来抱有悲观也就不足为奇。而陈寅恪认为最最重要者，就是中国学术的发展应尽快具有独立性，而不是跟在外人后面亦步亦趋。所谓“爱之深故恨之切”，或者是如鲁迅所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就可以理解陈寅恪为何对彼时中国学术给予全盘否定之“苛评”了罢，一叹。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陈寅恪眼里，1931年的中国学术有很多不能满意之处，但也可能是他要求太高，事实上彼时的中国学术其实还是取得很多成就，也出现一批学术大师。仅就文史哲而言，鲁迅在此之前已经出版了《中国小说史略》，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堪称双壁，1932年郑振铎也出版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彼时也是一流成果。语言研究则有赵元任，考古学有李济，这都是陈寅恪的同事。哲学研究方面早在20年代就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然后20、30年代之交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其上下册均由陈寅恪写出“审查报告”。此外不能忽略的还有熊十力的著作，1930年他的《唯识学概论》经重新修订，易名《唯识论》出版。1932年他的《新唯识论》（文言本）馆出版，标志着其哲学体系的诞生。史学则有顾颉刚的“疑古学派”，朱希祖彼时早已创办北大史学系，钱穆1930年发表了《刘向歆父子年谱》，得到陈寅恪高度评价，还有英姿焕发的张荫麟，陈寅恪对其赞不绝口，视为学术界未来的希望。宗教史研究有陈垣的“古教四考”及《元西域人华化考》等，小学方面更是有章太炎、黄侃、钱玄同、杨树达等大家云集。甲骨文研究在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更是出现了郭沫若、董作宾，“甲骨四堂”从此名闻天下。郭沫若是在1929年完成了《甲骨文字研究》，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虽然完成于1933年，但在这之前其甲骨文研究已经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 通过上面这些挂一漏万的列举，可以认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中国学术，确实呈现出一幅繁荣景象，只是这繁荣在陈寅恪眼里，还不是真正的繁荣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