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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有哪些枕边书？您觉得什么样的书适合放在枕边？ 王尧：在我，“枕边书”是个流动的概念，没有固定的“枕边书”。我们有时候会疏忽一个问题，枕边书的存放不纯粹是阅读兴趣使然，也与阅读条件有关。我少年时向同村的一位大哥借阅了不少“红色经典”，那时没有书架，也没有写字台，写作业是在饭桌上。课外的书只能放在枕边，晚上就着油灯读。有一天，我突然在同学家的阁楼上翻到了郑振铎主编的几册“世界文库”，其中有笑笑生的《金瓶梅词话》。之前读过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所以认识郑振铎的“铎”字。同学偷偷借给我了，我又偷偷放在枕头下面，生怕别人看到。这可能是我第一次读“禁书”。在同学家里翻看几页，我并不知道《金瓶梅词话》是什么书，看过以后开始紧张。后来读《红楼梦》《水浒》时，就不要藏着了。我青少年时第二本枕边书是《卓娅和舒拉》，放在宿舍的枕头下面，不知道被哪位高中同学拿走了。许多年后去莫斯科，我终于有机会向卓娅的塑像致敬，算是读完了这本书。大学时代从图书馆借书，也陆续买几本自己喜欢的书。枕边放不下了，我也学别的同学在墙上做一层简单的书架，把书放在狭小的木板上。工作后逐渐有了书房，枕边书也在减少。我的枕边很少放学术著作，读学术著作喜欢正襟危坐。我特别喜欢的小说，会放在枕边，反复阅读。我没有失眠的问题，在小说里沉浸着，想想自己是其中的一个人物，然后就睡着了。在枕边放自己喜欢的书。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 王尧：在大学工作的老师通常都是一种职业阅读，会集中阅读与自己研究领域相关的书，在对问题的思考中又延伸阅读的范围。这样的阅读成了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我也保持了这样的状态。在学术型的阅读和写作中，我会不时整理书房书桌，将需要用的书分门别类，但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这些书会越来越乱放，当书桌和书架上的书越来越乱时，我基本完成了自己的研究工作，也知道哪些书可以重读，哪些书可以打包了。坦率说，能够重读的书在你读过的书中总是比例很小的。因此，我有时也会怀疑自己的学术研究和写作。我们这一代人先天不足，后天恶补，不能做到博览群书。长期的职业阅读，其实也会限制自己。当阅读是非职业时，阅读者会在获益中释放自己和塑造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不时反抗职业阅读的人，更多的精力在阅读非专业的书。 您与莫言、李锐等作家对话，作为文学研究者和评论家，为什么您喜欢对话的形式？您如何评价对话之于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意义？ 王尧：差不多是二十年前，我主持了“小说家讲坛”，试图在大学里有所改变当下教育的状况。在当代作家评论开设同名专栏时，我和林建法先生商量，在发表小说家的演讲录时，配一篇批评家和作家的对话。我和莫言的对话是2001年暑假在大连完成的，暑期开学后，莫言、李锐到学校开讲。后来我与在“小说家讲坛”演讲的作家陆续做了对话，结集成《在汉语中出生入死》。开始是一种学术形式的设计，在不断的对话中，作家那种关于创作相关问题的“现场”表达，让我非常兴奋。小说家未必完全按照我在准备的问题回答，他们对文本、现实、世界的独特理解不时爆出火花，我特别喜欢这种“原生态”的思想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好的对话是一种切磋，是作家对文本的再解读，是批评家对作家的质询。对话中的共识和歧见，也许能够引起作家的思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他后来的创作则很难说，小说家通常都是比较固执的。它是由批评家和作家共同完成的，是批评家深入研究作家作品的前提之一。如果对话完成度高，它本身就是文学批评的一种形式。 在与众多作家的对话中收获了什么？ 王尧：我想透过文本和研究文献，能够接近作家的精神世界。后来我又做了《新时期文学口述史》，案头笔记可能有二十几万字。这本书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我从作家那里获益很多，优秀的作家都是有文学信仰的人。这种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作家们观察、思考和把握现实的方法通常是创造性的，和他们交往、对话，其实是在读一本本书。当然，做一个批评家也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他不会用这种熟悉的感觉代替自己的文学价值判断。 看到您的《民谣》，怎么突然想起写小说？是什么激发您的写作欲望？ 王尧：《民谣》这部长篇小说是二十年前开始写的，开篇第一句话“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好像在1999年就写了。但一直没能完成，断断续续写了些片段。那时我在结构上有一个整体的构思，写了一些片段后，便写了“杂篇”和“外篇”初稿，给一些朋友看过。但这二十年，我的主要精力在学术研究上。今年因为新冠疫情，我得以集中精力在家里完成了《民谣》的写作。我少年时候有成为作家的梦想，但在大学之后的学术训练和研究中，成了一个研究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人。在前几年恢复中断已久的散文写作后，我想起了那部未完成的小说，决心写完它。我一直没有放下这部小说的原因是记忆和语言的诱惑，记忆在我脑海里不时出现并延伸为想象，语言就像我的呼吸在不停吐故纳新。这个时候，我觉得我应该坐下来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学者写小说其实是个平常的事情，现代文学史许多作家都是学者或批评家，他们是我心仪的前贤。 您会在阅读中寻找创作灵感吗？ 王尧：庚子春之前不是很顺利。首先是没有相对集中的时间，更主要的原因，是我没有找到写小说的方法论，没有能够确定小说的调性是什么。在实际的写作过程中，也遇到许多困难，我会怀疑自己的叙事方式。对一个写作者而言，如果排除那些来无影去无踪的所谓神来之笔，生活和书本仍然是写作者的灵感来源，我个人愿意把书本视为和生活一样重要的灵感来源。在动笔之前，我集中阅读了我喜欢的一些作品。动笔之后，我不再翻阅这些书，以免留下模仿的痕迹。 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反复重读的书有哪些? 王尧：我个人认为重温经典著作应该是读书人的日常生活，这与学术研究和写作没有直接关系。一个读书人，他的许多时光在阅读经典中消逝的，因为他在经典中沉浸过才有了一点底气和书卷气。这几年我重读的书有鲁迅的散文小说和杂文，沈从文、萧红、废名、孙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克尔、马尔克斯、奈保尔等作家的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我也读过几遍。 作为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您会为学生推荐书目吗？如果推荐，有哪些？ 王尧：除了文史哲经典著作外，我会推荐当下汉译的文史哲著作，特别是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著作。后一部分工作是即时性的，会在上课和聊天时推荐。我会随时在学生的微信群里发些书目。比如，有朋友向我推荐俄罗斯作家玛丽亚·斯捷潘诺娃《记忆记忆》，我读了觉得非常好，就向学生推荐。我在这里特别要说的是，我现在不担心学生读什么，而是担心学生不读书。 哪一本书您希望所有孩子都能读到？您最希望自己孩子读的书有哪些？为什么？ 王尧：孩子们应该读的书很多，如果有一本书，所有的孩子都要读的话，我推荐《唐诗三百首》。我的孩子已经大了，很难影响她。读初中时她喜欢语文，还偷偷写小说，我发现她在写小说后批评了她。我一直在中文系读书教书，我的老师们的孩子好像几乎很少是“文二代”，我这一代朋友中出现了几个“文二代”，我特别兴奋。可能不是孩子们背叛了我们，而是我们扼杀了孩子的文学梦想。女儿出国读书时，我写了几封信给她带上。其中有一封信我会记得内容，大致说：你不要忘记母语的学习和使用，如果你回国工作了自然没有这个问题；如果留在国外，你一定要读汉语著作，你有汉语阅读和写作，你就没有远离故土和我们。我督促她看的是中国历史、文学的几种经典著作，也不时告诉她有什么好小说，她则告诉我有什么好电影和歌曲。奈保尔访问杭州时，她拿着《大河湾》去杭州，麦家协助，请奈保尔签了名。 您在学生时代读过的书，最好的是哪一本？ 王尧：我在中学时代读过的最好的一本书，感觉是鲁迅的《朝花夕拾》。大学时候能够读到的好书很多，我很难说哪本书最好，有许多最好的之一。一直到今天还感觉特别的书，我想可能还是《红楼梦》。 什么书是您一直想读却还没开始的？ 王尧：有很多书是我一直想读而没有读的。我陆陆续续、一知半解读过《史记》，一直想读《汉书》。我不是去研究历史，“史汉”并称，我关注的是语言问题。 所有您见过的作家中，对谁的印象最为深刻？ 王尧：我和当代作家交往很多，他们都是我尊敬的朋友，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在这些作家朋友中，我和莫言会讨论书法，和阎连科讨论小说写作中的具体问题，和程永新讨论同时代的作家作品，和丁帆讨论思想文化问题，我和苏童相遇时也无话不谈，我从他们那里获益很多。我如果说印象最深刻的作家，可能出乎你意料，1987年的暑假，我在贵阳的一家餐厅，邂逅了，他当地的朋友指着邻桌的一位老人说：那就是蹇先艾老先生。我没敢冒昧去打扰，但老先生的额头、眉毛和眼神我一直记得。 如果您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您想见到谁？您希望从这位作家那里知道什么？您曾经给他写过信吗？ 王尧：我时常想念那些在异地的作家朋友们，和他们的交往是我精神生活的一部分。在中国作家中，如果鲁迅还活着，我想坐高铁去看他。我有很多困惑，我想请教大先生。在鲁迅文学奖颁奖的那个晚上，我又冒出这个想法。在外国作家中，马尔克斯活着的时候，我曾经想，如果他在我生活的那个村庄和小镇住上一段时间，他会发现什么呢？现在很少有给作家写信的机会了，都用微信或短信了。（主持：宋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