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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张世英

http://www.newdu.com 2021-03-20 国学网 杨河 参加讨论

    先生走了,走得有些突然,那天是教师节,清晨一大早,我就给先生发了一个教师节的微信祝福。不久,众位师兄弟也陆续上线发去了节日的问候。而后,像往常一样,我们静静地等待着先生的客气的回复,不料10点多,噩耗传来,先生刚刚走了。不知道在弥留之际,学生们的那些祝福的话语,先生是否感应到了。
    这些年,送走了不少亲人和前辈,每次告别,都有一种难以压抑的悲痛和惆怅。先生的走,更是别有一种隐隐的痛楚。
        一
    我和先生相识较早,最初却不是面见,是在书中。记得那是1975年,正值“文革”时期,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讲话,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读几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于是各种理论学习班应运而生,我当时正在空军某部当兵,被选为理论骨干,参加了军政治部办的团以上干部理论读书班。一期下来我被留班提干任教,下一期就被安排上课讲解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一章。这一章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分析和批判。那些岁月,不讲究读书,书店里鲜有西方哲学的书籍,即使有一点资料性的,也是供批判用,且是“内部读物”。凭着一些不知从何而来的兴趣,自己倒是将能够找到的几本这样的“内部读物”读了下来,大概知道了一些康德、黑格尔其人其事,但对其学说,小部分是一知半解,大部分是不知所云。半个月的备课,我反复阅读了空军政治部下发的关于这一章的辅导材料,还是似懂非懂,勉强上了讲台,只能照本宣科,讲到艰深之处,甚为难堪。毛泽东当时讲学习理论时告诫大家,不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我想当时自己难逃此咎。
    第一次上课留下的遗憾之多可想而知,结课后我开始四处寻找德国古典哲学的专门书籍。那时图书馆不开放,只能到军宣传处的资料室翻阅,一间十平米的房间,各种书杂乱地堆放着,多是当时宣传“文革”的各种小册子。翻来翻去,居然翻出了先生写的《论黑格尔的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论黑格尔的〈逻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述评》(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我如获至宝,借回家后彻夜攻读。几本可以列入西方哲学最晦涩难懂典籍之列的著作,张先生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简明扼要,深入浅出,读其书如亲耳聆听先生教诲。反复多次阅读下来,略有些心得了,多年后,我拿到了黑格尔原著中文版,再细细品味琢磨,第一次进入了黑格尔思想的大门。
        二
    1984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做硕士研究生,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毕业后留哲学系任教。我常常去拜访张先生,请教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问题,受益颇深。1991年我考上张先生的博士生,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到先生家去报到,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先生治学严谨,一丝不苟,要求读原著,康德、黑格尔的著作要中外文对照读,以求原汁原味。我们有时候自以为融会贯通了,却常常被先生考得狼狈不堪。在先生门下,很难有高分,博士几年,先生给我的最高分就是79分,勉强及格以上,连80分都到不了,一点骄傲的资本都没有,但这却提醒了自己,不得浮躁,唯有踏踏实实。
    后来,我主持全校博士生公共课,仿先生之严格,给分也极为严苛,从开始的数百博士生到现在的一千六百多博士生,二十多年来几乎没有上90分的,这也常常招来博士生们一些善意的抱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正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在中国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的时期,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尤为被重视。先生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中西哲学思维方式的比较性研究,我们这些学生也跟随其后进入了存在和语言的世界。我的博士论文涉及海德格尔的“时间”概念,先生嘱我要读清楚,搞明白。一次到先生家去谈论文,对先生的提问,我凭着记忆,将海德格尔的有关论述大段背来,以为先生会赞赏,没想到先生连连摇头。在先生看来,凡不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的思想,皆是糊涂。于是我被要求重新阅读,几次下来,才真正有了一点自己的体悟。
    后来我给学院的研究生讲德国古典哲学,先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按照先生的方法,要研究生们先读原著,然后每人自己解读,大家讨论,我再做一些小结。开始大家觉得颇为费力,压力不小,很不习惯,但一个学期下来,终感收获不少。有些毕业多年的研究生见到我,还谈到对这个课印象深刻,其实,这都是先生的传授。
        三
    先生毕业于西南联大,是“老北大”,对北大感情颇深,这种“深”,非他们那一代人,很难理解。先生90多岁了,还惦记着北大那点事。
    2000年后,我到学校做一些管理工作,面上的事情知道得多了一些。再到先生家,总被要求讲讲北大的“新闻”,听到高兴的事,先生常有敞怀大笑,说到一些非议,又多叹息无奈。
    一次,先生约我们几个学生去他家中,说有礼物给我们。大家欣喜赴约,原来是先生给我们每人写了一幅字,裱好后送给我们,以示先生的期望。给我的是“海纳百川”。我体会先生赠我此语,意在胸怀。北大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在先生这一辈,可谓是刻骨铭心。先生送我此帖,无非是提醒我不要忘了北大的精神。其实,岂敢!
    但是如何“海纳百川”倒确是一番学问,记得班子里一位资深同事讲了一个“熬中药”的道理:将几味、十几味或几十味中药放在一个大药罐子中,加水煮沸,然后微火慢熬。少则数小时,多则大半天,待各味药材的药性出来后,将“五味杂陈”而又浓郁醇“香”的药汤倒出,留下的还是那些药材。还可以加水再熬,一个都不少,个性依旧,却已以自己的精髓成就了一副治病救人的“良药”。这与现代的“榨汁机”不同,一番“翻江倒海”的机械操作,一切原料都被打烂,甚至连细胞组织都被粉粹,“汁味”新鲜,却只能管一时之需。
    我想,先生是会赞同“熬中药”的。读过先生文章的人很多,不仅仅是北大这个圈子,中国学术界没有不知道先生的。前几天开会,与原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教授同行,谈到先生,顾老师追忆:当年曾经听先生讲黑格尔的《小逻辑》,不用讲稿,对原著精要部分信手拈来,一义贯通。顾老师自己是搞经济学研究的,都听得清楚明白,有先生这般功夫的,教育界不多。
    先生一生为教,70多年来以“不求闻达,要做学问中人”为座右铭,心无旁骛,潜心学术,教书育人,连走都走在教师节,不独是偶然。
    2020年12月24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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