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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99～2019年曾主持二里头遗址工作。”这是考古学家许宏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对自己目前身份的确切表述，他说，对各种主流媒体、自媒体和活动现场介绍他的文字中时有错讹很感无奈。 2021年的许宏很忙。两年前，他辞去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一职，理应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做学问、写文章。但是，多年致力于以不同方式向公众传播考古知识、解读考古事件与阐释考古观念所形成的影响力，以及近年来随着一系列考古发现走入大众视野，公众对考古这门学问的兴趣日渐浓厚，加上对考古事业有着区别于主流的独特思考，被称为考古学界的“少数派”“搅局者”……这些因素使得他根本闲不下来。 前不久，许宏的新作《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4月第一版）出版。这是他首次讲述考古发现背后故事的一本书。书中包括九篇考古亲历记，回顾了他从山东大学任教到执掌二里头考古队二十年期间参与的丁公龙山文化、二里头都邑、绿松石龙、偃师商城等考古发现的来龙去脉。还有三篇是他对于考古史上知名考古事件的重新梳理与评判。这些文章秉持着学术层面的严谨，也颇多关于考古事件细节以及考古人轶事的记述。“我以往的著作，包括《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尽管可归为大众学术，但也都是正论”，他在《发现与推理》“后记”中这样写道，“所谓‘纪事本末’，就是希望把一些考古发现及其论争探索过程，述而不作地娓娓道来”。 五月初，坐在记者面前的许宏刚从二里头回北京不久。他是去担任国家文物局夏文化考古研究高级研修班的班主任，还做了主题发言。说起新书、与网友互动、考古事件的公共化、考古的可持续发展等话题，许宏兴致盎然、滔滔不绝。此后，他的新书《东亚青铜潮：前甲骨文时代的千年变局》《踏墟寻城》将陆续问世，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讲座、对谈也会展开，忙碌还将继续。 在视频节目《十三邀》中，许宏回到二里头考古队，对他办公室架子上的“宝贝”如数家珍。出了办公室不远就是二里头遗址，他站在高处远眺，那里曾有最早中国的模样，也是他留下二十年生命印迹的地方。他告诉记者，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每月往返于北京和二里头一次的节奏，“像候鸟似的”。 中华读书报：现在，很多考古事件越来越公共化，像曹操墓的发掘、三星堆的新发现，央视会直播，其他媒体乃至自媒体也会报道。或许，这会对考古这门学问的普及有帮助，但考古似乎应该是一项“寂寞”的事业。您怎么看待考古公众化的这种有点双刃剑性质的效应？ 许宏：当然，你举的这两个例子都有这样的问题。许多考古发现需要沉淀二三十年之后才能比较客观地看待。我是考古学者，会把这些考古发现当成学术问题来研究，当这些考古事件进入公众视野，有时候看法和评价就会走偏。学术史上，我们的前辈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如果不从学术角度谈论考古发现，就不是学者应该做的。说句实在话，我们应该把考古研究对象当作他者，毕竟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东西，不应该马上把它们跟我们联系在一起。 中华读书报：公众对考古话题感兴趣无可厚非，考古学界以及官方媒体对于考古事件的推广、报道的态度、趋向很重要。像三星堆这样的考古发现，如果宣传推广上更得体，对考古事业本身也有好处吧？ 许宏：对呀，肯定是这样。考古学从一个不受人关注的学科发展到现在这样被媒体广泛报道、被公众热情关注，是好事。甚至，现在考古学科居然都成了“热门”，我们这些学者也走进公众视野了。我对此持积极正面的评价，这些年也在做这方面的努力。 中华读书报：作为常年在考古一线的学者，面对如今考古事件在公众中的关注度，内心是否也有些矛盾？ 许宏：矛盾的心情确实存在，那就一边推广一边祛魅吧。像这本《发现与推理》，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个真实的考古人是怎样工作的，一个真实的考古发现背后有怎样的故事。我承认，对媒体过度参与考古事件的宣传心存隐忧，非考古专业的作家写作考古题材的文学作品，我接受不了那些文本中穿插着用来吸引读者的、臆想的文学描写、叙述。历史本身已经够丰富了，在我看来，额外的文字书写不太有必要。只要实录，读者就足以感受到历史的厚重。所以，我在写作上追求忠于历史的风格。 我们相当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向公众解释考古学，我挺享受现在这样面向公众的写作。我在意网友的提问是否靠谱，是否有代表性，那样我才有兴趣回答。以前大家说我的博客和微博是知识帖，但我觉得，不仅是知识帖，也是思想帖啊。我向公众发声的价值在于，这样一个众声喧嚣的时代，大家在读到、听到关于考古的主流观点之后，通过我的文章，觉得，哦，这个问题还可以这么看。我要从逻辑、常识、学理的角度说清考古这件事，说出表达的边界。我是考古学界的少数派，但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我。 中华读书报：说说您是怎么决定写作《发现与推理》这本书的吧。 许宏：这本书其实是计划外的产物，本来我想退休后再写。没想到因为疫情，2020年有大半年时间在美国，每天可以安排自己的写作时间，把握生活节奏，于是写完了这部书稿。“后记”还是去年国庆节我回国后在天津的隔离点写的。 《发现与推理》这个书名是出版方定的，但“考古纪事本末”这个系列写作计划的名称是我想出来的。我觉得写写考古人和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是挺有意思的。我以前的书，从《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再到最近的《东亚青铜潮》，都是针对某个研究对象的写作，即使图文并茂，也很难特别生动。但《发现与推理》不一样，我的写作除了考虑内容之外，对写法也有很多考虑。非虚构的写作，我很喜欢何伟的《江城》。《发现与推理》是“考古纪事本末”的第一本，我先从好写的入手，亲历记肯定好写，所以这本书中有九篇文章都是我的考古亲历。但也有其他内容，关于“秦代造船遗址”“武威铜奔马”“西晋周处墓铝片”的三篇文章，涉及的考古发现并非我亲历，也不是我的研究专长，但这是公众感兴趣的，作为考古人，我也总归比公众离考古更近，所以就写了这三篇。你看这本书的腰封上，“考古队长二十年亲历记及其他”，一定要加上“及其他”。“考古纪事本末”的内容，其实无法用二里头考古来涵盖，也没法用偃师商城的考古发现来涵盖，总而言之，这个系列的写作不限于早期中国的考古发现。《发现与推理》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考古纪事本末”的大致架构，我要写我了解的、熟悉的，我认为值得一写的。 说起来，这个系列的第二本我已经动笔了，这次一本书就写一个考古遗址。像三星堆这样的，一个考古事件都可以单独写一本。第二本我写了差不多四分之一，内容偏学术。这样的写作要求真，按理说每句话都该有出处，但要那样写的话，就难以面向公众了。我现在的写法，公众也能接受。 中华读书报：您在不止一次的公共活动现场的发言中，以及在《发现与推理》书中，都提到考古学界前辈苏秉琦先生的那句话，“在考古工作中，你只有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似乎考古存在某种必然，但就如您在《丁公龙山文化文字发现亲历记》中记录的，当年那片刻字陶片是位女民工偶然发现的。所以，联系苏先生那句话，您如何理解考古工作中的必然与偶然？ 许宏：现在看来，苏先生那句话是经验之谈。我有了一些亲身经历，才能对这句话有深切的感悟。有人会说，许宏很幸运，撞上了二里头遗址这样的考古发现。但是，如果没有我的学术背景，没有我在进入二里头工作队之前那些年的学术积累，很难解释我后来的考古收获。考古是一门经验学科，考古工作很多时候就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一边发现一边思辨，每一次发现都在思辨、推理基础上实现。要有这些准备，才能迎接那些可能“遇到”的考古发现。 中华读书报：以您的经历为例，为了做到“想到了什么，才能遇到什么”，需要考古人有怎样的理论、实践或者观念上的准备？ 许宏：还是要有问题意识吧。我当年接手二里头考古工作队是偶然，但其中的必然是，当时中国考古学界的学科背景正好处于转型期——从物质文化史研究为主的学科倾向，转向研究不动产的社会考古。这是考古学界的大趋势，我正好是这个潮流中的一分子，加上我的学术积累，就使得后来我在二里头的发现成为必然。我的考古研究是时代的产物，我个人又何尝不是时代的产物呢？ 中华读书报：您之前提到、在文章中也回顾了上世纪90年代二里头遗址考古发现过程恰逢中国考古学科“由文化史为重心的研究转向全方位的社会考古”转型，这是全球考古界的必经之路，还是当时中国社会乃至考古领域所处大环境使然？ 许宏：考古学是舶来品，理论、方法、思潮是从西方来的，对我们来说，考古学是全新的学问，这就有个吸纳的过程。如果让我以考古学人来做学术史分期，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的时代。这代学者既通国学，又懂外文，跟国际考古学界没有隔阂。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由于夏鼐先生的学术辉煌期是在这个时期，我把他放在第二代最先，还有苏秉琦先生，都是新中国成立后引领考古学学科潮流的。这个时期当然有大发现，但跟国际潮流有一定隔阂。我的老师们基本上都是第二代，总体思维就是从考古学角度探索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有民族主义的成分，但这里的民族主义不是贬义词。第三代，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一直到现在。所谓转型期，现在还在转型中。我们这代人乃至接下来一两代人，都处在过渡期，从物质文化史为主的考古研究转型为面向世界的全方位的社会考古。 我的一个学术自信在于，从不同角度反馈的信息，我得到越来越多年轻学者和学生的认可，我的思考是要留给历史的。世界归根结底是年轻人的，考古学的未来属于年轻人。 中华读书报：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进步，某种意义上尘封在地下的潜在考古资源必将越来越少，这样一来，在对古代遗存直接发掘之外，对此前考古发掘成果的“再发掘”显得尤为重要，这会成为未来考古发掘工作的主要趋向吗？ 许宏：这是肯定的，关于不同时代的历史会不断重写，有些电影也会隔一段时间就重拍，不同时代看待问题的观点不一样，审美也不同。我们说考古是个经验积累的过程，挖得越多思考得越深，会不断有新发现，这也增加了考古学科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像这些大家已经知道的考古遗址，会建成遗址博物馆，会有考古报告出版，田野考古的工作或许告一段落，但对于考古发现的重新阐释永远没有终结。 中华读书报：您曾在一个节目中说到考古事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特别提到要给后代留点考古发掘的余地，这个分寸怎么把握？ 许宏：我说的这个问题，应该是这个学科的发展乃至学者个人思想成熟的一个标志。如果我们急功近利的话，肯定希望在有生之年，在本职工作范围内，把考古发现进行得更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现在，我有了这个想法，像我主动辞去二里头队长职务，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我意识到吾生也有涯，人生有限，像二里头这样规模的大型遗址，怎么可能在一两代人手中彻底搞利索呢？按理说，考古学首先解决的是满足人的好奇心，这是第一位的。但是，等到我有了这样的田野经验和研究经历，又感觉到要适当压抑住自己的好奇心，要相信后代考古人能比我们做得更好。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发掘本身也是一种“破坏”。这使得我意识到文化遗产的珍贵，而我这一代人的研究能力是有局限的。 以三星堆为例，现在发掘和三十多年前发掘，从学术储备到技术准备，绝不是一个概念。只有精耕细作的考古发掘，才会有更完善的考古成果留给后人。 中华读书报：从您开始写博客、在微博上回答网友问题到参加公共活动、上视频对话节目，这些公众范畴的表达，以及随之收到的公众反馈，是否反过来对你的考古事业也有帮助？ 许宏：那当然，这些都很有意义。考古前辈王仁湘先生曾经说过，和公众的交流是一种良性互动，对学者有反哺的感觉，做考古科普工作，公众会向你提问，这让你回到学术领域再进行一些思考。我深深认可这种说法，也在这些年的实践中找到了这种感觉。实际上，从事考古工作与向公众普及考古，两者不矛盾，是互动的。而且，从一开始我就没觉得向公众普及考古知识是一项任务，我是乐在其中的。 中华读书报：您这几年除了做案头研究、写作和参加一些公共活动之外，是否还有精力参与一些一线的考古工作？ 许宏：有啊。虽然我2019年就提出辞去二里头队长的职务，领导也口头答应了，但到现在为止还是没有正式宣布。国家文物局召集的一些线上线下的国家级考古项目、考古研讨，我一直在参加，只不过不是以二里头考古工作队队长的身份，而是以专家的身份评点和提建议。我自我定位还是二里头考古队队员，还没有完全离开田野。 中华读书报：说到这里，我能感到您对这项事业的热爱，所以，很多媒体上提到您都爱用“放下身段”“坚守”这样的词，我觉得也不准确。 许宏：是的，谈不上放下身段，因为没有身段。而坚守，是指思想层面上，我承认自己对于某些学术精神是坚守的。（本报记者丁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