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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出版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先生于2021年1月10日晨离世，享年90岁。时逢沈公周年祭，本报特刊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出版人口述史”系列负责人庞沁文等，与沈昌文先生生前的访谈实录，说《读书》，也追忆沈公。 《读书》是20世纪80年代最火的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类杂志，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与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了思想解放的标志。沈昌文1980年3月任《读书》的编辑部主任、党支部书记，1984年任《读书》杂志的副主编，1986年任《读书》杂志主编，1996年退休。沈昌文与《读书》的命运紧密相连，已不可分割。 “引而不发”的编辑思想 采访人：1979年4月，在陈翰伯、陈原、范用等老出版家的努力下，《读书》杂志创刊。请您谈一谈《读书》杂志创刊的原因和定位。 沈昌文：《读书》杂志是1979年4月复刊的，准确地说是复刊，而不是创刊。《读书》这个刊物在20世纪40年代的时候就有过。1978年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感召下，当时新闻出版界的一些老领导积极筹划《读书》的复刊。《读书》复刊后名义上是文化部出版局研究室（那时的出版局相当于现在的新闻出版署）的杂志，由人民出版社代管。总头头是陈翰伯，上世纪40年代时候《读书》的主编，当时文化部出版局的代局长，他在《读书》杂志不出面，居幕后。出面的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陈原，担任主编。但负责具体工作的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范用，还有倪子明、冯亦代、史枚任副主编。冯亦代先生是外文局的，倪子明先生是范用的好朋友，是出版局里边的老处长。这样呢，《读书》的一个班子搭起来了。这个杂志是国家出版局研究室的，研究室又调来一个人。这个人后来也是很有影响的，我忘了他叫什么，是年轻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所以，《读书》杂志创办的时候，范用同志安排得很巧妙，那么这中间呢，我没有怎么参加。 至于《读书》的定位，这个刊物在上世纪40年代的时候就是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复刊时仍坚持这个定位。 采访人：那么，您是如何来到《读书》杂志的？ 沈昌文：《读书》杂志的第一期，有篇叫《读书无禁区》的文章，至今还是一个谜——这个标题是谁改的。原来的李洪林文章的标题叫《读书要消灭禁区》。当时主张科学要消灭禁区，读书也要消灭禁区，那个原稿我还保存着。 把“要消灭”改成“无”这个字，从实际看应该是范用改的，按名义说是史枚，因为当时史枚负责发稿。那么这样一来呢，《读书》杂志就变成一个非常受注意的刊物。也有人认为思想评论类杂志有《红旗》就够了，主张停刊。那么胡乔木支持《读书》杂志。当时开了一个会，关于通俗读物的会，胡乔木去讲话了。他是有意还是无意，想必是有意，说《读书》杂志要继续办下去。这样就在这前后把我调到《读书》杂志去了，因为可能上面觉得我这个人是当秘书出身的，人缘比较好。 当时，范用看我很看不上眼，因为他很正派，我比较圆滑。我比较接近的出版界元老是陈原，我多次要求到他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去工作。意外的是，在1980年初某一天下班的时候，范用找我谈话，让我留在人民出版社负责《读书》杂志。我马上去跟陈原请教，他同意我到《读书》杂志。 1980年，我刚到《读书》的时候是《读书》的编辑部主任、党支部书记。事后我才感觉到，范用让我到《读书》的主要用意是做润滑剂，调节范用与陈原、史枚等老领导间的关系。我跟陈原关系好，跟史枚也很熟，在“五七”干校的时候，我和史枚住一个房间。1984年我当了《读书》杂志的副主编，直到1986年我任《读书》杂志主编的时候，才开始真正主事。1996年我退休，主编《读书》有10年多。 采访人：您到《读书》杂志后，编辑《读书》的主要编辑思想是？ 沈昌文：《读书》杂志创办，是范用找了这么一个班子。这个班子里边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办刊物的宗旨，叫做“哪壶水不开提哪壶”。那么我当时去了，我跟这些人物之间的交往很困难，我也提一个主张，我叫做“引而不发”。这是陈原教给我的，我非常欣赏。“引而不发”就是点到为止。 这是我办《读书》的编辑思想。你们要问《读书》为什么受欢迎，还有可能就是我喜欢走奇怪的路。 编辑的选择还是可以从《读书》杂志过去的文章中看出来的。我喜欢出“古怪”的文章，《读书》杂志出了一些古怪的文章，都是我非常支持的。还有一个想法可以告诉各位，比如，当大家都向前看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也要向后看。 充分发挥作者的作用 采访人：您谈到您当编辑的一个手段是与作者“谈情说爱”，请他们吃他们喜欢的饭，送他们需要的书。请您详细谈谈您与作家交往的过程、故事及您对他们的看法。 沈昌文：我以前说过，《读书》每个礼拜要举行一次服务日，叫service day。在服务日中间，发现一个人很愿意跟我们聊天，谈对《读书》的看法，这人叫王蒙。 原来我哪知道王蒙。他还当文化部部长呢，我不敢巴结他。这一来我就跟他亲近，有这一次我就可以第二次请客吃饭，请到后来，我跟人说的，我把许多作家的口味都摸清楚了，就是王蒙摸不清楚。 在一次会议上，王蒙忽然发表高见说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了，这与鲁迅的文章说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观点不同。我们赶紧向王蒙约稿，他就写了《费厄泼赖应该实行》在《读书》发表，这个文章是提倡公平竞争的。 20世纪80年代初的时候，三联书店出了《傅雷家书》。按照傅雷家里人的要求，主要是傅聪了，那位音乐家要在香港办一个发行会，于是让我去了——我是三联的负责人，名义上的负责人。我于是到了香港。那时在香港，就结识了柳苏先生。 忽然有一天，我在去人民出版社的路上看见一个人跟我打招呼，叫我老沈。我一看这个人是老朋友，也不是老朋友，可以说是老相识。他告诉我，他是柳苏；他告诉我他住在中关村，然后我到中关村拜访他，请他写文章。他这个人不安分，一定要活动，要我出面给他组织活动，于是我在中关村附近每隔几天或者一个礼拜举办一次活动。所谓活动就是吃饭，我付钱，他来，他就是柳苏。这人资源真丰富，他给《读书》写了十几篇文章，其中，《你一定要看董桥》很有名，现在可以查得到。还介绍了许多作者，比如董桥、金庸等。还跟我介绍了很多老革命，比如说徐铸成，我在郑州办读者服务日，就是通过徐铸成的关系。 采访人：您主编《读书》杂志期间每期都刊登丁聪的一幅漫画，很受读者欢迎，可见丁聪对《读书》贡献蛮大的。请您介绍一下您跟丁聪的关系。 沈昌文：丁聪大家都知道，我特别巴结他，其实不只是因为他，还因为他的太太，他的太太是北大外语系学生，后来跟丁聪结婚了。她上海人，跟我很谈得来，于是通过她，我知道丁聪喜欢什么，比如说喜欢红烧肉。这是我在《读书》编辑部写文章以外的重大创造，那个时候刚开始有高压锅，我买一个高压锅，然后上班的时候炖一锅红烧肉，吃饭的时候把老丁、老丁的太太一起约了吃红烧肉，喝啤酒，高高兴兴。 老丁的太太很有名的。她是外文局《人民中国》杂志的编辑，所以我也经常委托她跟外文局的人联系。所以大家会发现，《读书》杂志创办得到外文局的帮助最多。 所以我现在老去外文局，我跟外文局还有很多历史渊源呢。应该说外文局的一些专家对《读书》杂志、对三联书店出了很大的力，这中间那位大人物，就是丁聪的太太，叫沈峻。 沈峻老太太是上海人，以后我跟她很熟的时候总是说，丁聪对《读书》贡献很大了，《读书》每期的很多美编的事情都是他完成了。所以，我可以跟你们坦白，我做编辑是用了很多编辑以外的手段，请客吃饭啊，以至于亲自为作者做菜、做红烧肉。 采访人：《读书》杂志还团结了一批青年学者，请您谈一谈您与他们交往及对他们的评价。 沈昌文：《读书》也联络了一些年青人。这些年青人主要就是北大的，譬如说赵一凡、陈平原、李长声等。中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汪晖先生。汪晖跟我很熟，甚至于到《读书》编辑部里边来工作。后来他要管《读书》杂志，这个我不大赞成，可是也反对不了。不赞成的原因，就是他写的文章我看不懂啊，我都看不懂，那读者怎么能看懂呢。 采访人：您以前说过，您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可《读书》的作者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您怎么与他们沟通交流呢？ 沈昌文：我现在当然坦白了，书里边也坦白。我跟他们讲话，他们讲的话我如果听不懂，我回来再看书。总的来说，我跟这些作家，就是通过种种的手段，主要是我的“上海小鬼”的那一种非写作的“拍马屁”手段，一个一个给“拍”。 编辑作用的发挥 采访人：您负责《读书》编辑部期间，编辑部有“5朵金花”，请您介绍一下他们对《读书》的贡献及相关情况。 沈昌文：我到《读书》以后，组织了一些年轻人，后来就是所谓的“五朵金花”慢慢用起来了。那“五朵金花”，比如说吴彬，大家都知道，是吴祖光的外孙女。她了解文学界的事情，懂文学，那很多都要请教她。 还有个赵丽雅。赵丽雅现在是大文人，写了《〈读书〉十年》等许多书，其实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她会写东西。她非常勤快，整天骑着自行车跟我取稿子，送稿子。因为《读书》的作者多半在西边，而《读书》杂志在东边，要去取稿子。所以她每天骑着车跑。 要特别重视编辑的作用。譬如说辛丰年，辛丰年是扬州人，他是搞音乐的，交响乐我是一点不懂的。联络了辛丰年的是谁呢，是赵丽雅，赵丽雅把辛丰年团结起来了，在《读书》开专栏。 办杂志是一种社会活动 采访人：您主编《读书》期间，《读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可以谈一下您主编《读书》杂志的主要经验吗？ 沈昌文：我认为做出版，特别是办杂志，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社会活动来做，而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业务来做。 所以我要与作者“谈情说爱”，要搞读者服务日。后来我向外开拓，在郑州搞了读者服务日，每个月请全国著名的学者如胡绳、王蒙等去做一次讲座，还请过台湾的很多学者。后来也在杭州办过读者服务日。 我喜欢干这种事，用杂志的名义去干这些——怎么说呢——叫莫名其妙的事情。实际上是给《读书》扩大名声，扩大影响，因为《读书》都是靠这种意外的东西出圈。当然，读者服务日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收集办刊信息。 所以我主张利用杂志向外开拓，这样才是一个好玩的事情。 这样我就利用饭桌，又利用这些活动，在交朋友。杂志、图书是副产品，这样做起来，大家才感到有意思。 我一个人的时候，我老自己给自己说一句外国话，我喜欢。这句外国话叫：“I am so happy.”（庞沁文、庞元采访整理）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中国出版人口述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的部分研究成果。本文作者庞沁文为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基础理论研究室研究员，庞元为中国书籍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本文经沈昌文先生生前审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