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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李鸿宾 演讲地点：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演讲时间：2022年3月 李鸿宾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长城学会副秘书长等。主要从事隋唐五代史、中国中古民族关系史（含长城学）等领域的研究。发表专业论文16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等多部。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荣获全国“宝钢优秀教师”、北京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等称号。主讲的《唐史五讲》《唐史四讲》分别入选国家级精品视频公开课和一流课程。 在中国王朝兴衰嬗替的过程中，唐宋这两个朝代以其纷繁复杂且前后迥然有别的变化而被人们谈起，也引起学术界的持续关注。我在撰写《内源型变迁的王朝权力结构——王赓武〈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书后》《河朔是什么？——作为地缘政治的区位特征》等论文时，颇能感觉到唐宋期间各项具体历史事件背后隐藏着都城转换带来的重大“变故”，这也成为我们今天这个讲座的题目缘起。 都城位移的重要意义 都城转移背后隐藏的唐宋两个王朝走向，实际上也是7至10世纪中国政治和社会发生变迁的表征，这背后又潜伏着农耕社会与草原地区乃至东亚整体诸种关系的变化。这种由表及里、内外联动，都可以通过都城位移这一现象得到不同程度的揭示，它的重要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关于这一问题，前人间或有所讨论，我这里只列举两个对我思考有促进作用的案例做参考。 首先是清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对唐宋元明清历代王朝都城变化的相关讨论。 其次是毛汉光先生的论述： 纵观中古时期核心区与核心集团之成立与转移，自拓跋氏以云代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国人为其核心集团，至北齐亡，约二百年；宇文氏自西魏起重新凝结胡汉关陇集团，以关中为其本位，至唐玄宗天宝时，亦约略二百年；自安史乱起，河北河东河南等地之职业军人成为北中国各地藩镇的统治集团，统一而成为各王朝之核心集团，而魏博汴梁一带成为核心区，至北宋建国，亦约略二百年。（毛汉光：《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中国中古政治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赵翼和毛汉光二人对此的关注，虽然时代略有差异，但都涉及中古时期王朝的经略与地域之关联；都城作为国家政权的枢纽，它的转移就是王朝重心乃至结构的变动。毛汉光将都城的转向解释为权力斗争与博弈的结果，这触及了都城位移的本质。那么，就唐宋王朝前后更替与衔接这数百年的都城之转变，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哪些认识呢？ 定都长安预示的唐朝政权之建构 如果从唐朝讲起，它创立的那一天，就开启了一个以长安都城所代表的关中为中心、（函谷关以东的）关东为辅佐、江淮为兼纳的，三位一体且混融胡汉众多人群为一的王朝政权建设道路。这主要表现在唐高祖和唐太宗初期对中原农耕地带的经营之中；随后唐太宗和唐高宗又在这个基础上相继征服东西突厥、收降铁勒诸部等周边胡系势力，确立了将长城东西南北并合在一个异质性大型王朝之内的格局。 为什么唐朝能够超越以往中原王朝国家的传统格局呢？通常的理解是，这属于“大一统思想”的践行，是李唐皇室为代表的统治集团“胡汉混融”思路及其方针政策颁行带来的结果。情况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没有此前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汉系与周边各族势力的相互混合交融，唐朝显然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群交往为后续容纳广泛的唐王朝奠定了基础，这可以揭示出中国表征的东亚古代王朝“累积性建构”的基本特质：第一，王朝的相互转换，通常是后者通盘继承前者并延此顺行发展；第二，汉系王朝解体之后，周边异质性力量一旦崛起或强盛，也常常参与中原的角逐并与之汇合，其“果实”随之被后起的王朝全盘接收进而开启“坐大式”的建构道路。 正是在跨越中原内外、兼纳胡汉各系人群的“循环式”衍进中，中国王朝更替之后的再建构就呈现出超越前者的趋势；一旦这种建构达不到规模或局限在某个特定地域，抑或当它衰竭之时，就会被能量更大的后起者所替代。换言之，自秦朝开始，古代中国王朝的演变就形成了这样的模式：王朝前后的更替多是后者延续前者而非改弦更张，整体上呈前后延续而非断裂之倾向，单个王朝虽然存时长短不一但被整体的延承所遮盖，前后贯通、“大一统”就成为它的基本特性。这是我们对中国古代王朝历史演进的一个总结。 如果想更清楚地说明它的特性，东西方的对比或许是一个理想的参照。围绕地中海建立的罗马帝国，它的多人群组合、多地域连接、多文化聚合形成的超越式帝国，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与东亚秦汉隋唐王朝有对应和参考的价值。就单独帝国的延续而言，罗马帝国存续时间之长久，超过中国历代的任何王朝（这个问题值得单独研讨，不在我们今天讲座的属限），然而罗马帝国东西分裂之后各自解体，要么是被欧洲境内其他王国、公国和诸侯延承，要么就被奥斯曼王朝推翻；即便是欧洲随后崛起的王朝帝国的新格局，也多是在日耳曼主导的势力统辖之下，与罗马帝国不发生直接关联（尽管有统治者口头或书面的承诺）。 这又与古代中国王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什么欧亚大陆东西两端国家的建构有如此的差别？这是一个令学术界感到颇有意思的话题。限于条件，我们这里无法给出详细答案，但曾经的罗马帝国的不同发展模式，至少能够为我们理解中国王朝的“累积性”特征并做出阐释，提供一个有益的参照。 长安王朝结构被冲击 如前所述，唐朝经过高祖、太宗和高宗几代人的打造，发展成了一个跨越长城东西南北的复合式大型王朝。但是，这种超越的构建并非一帆风顺或者没有代价和风险，实际运行中充满了矛盾和博弈。这主要表现在，东西突厥被击败之后，唐朝采纳了羁縻府州的行政设置，外加都护府等军事建置予以协防，这些手段在当时可谓“因地制宜”、手法高明，可是仍无法平稳周边（尤其北部）的形势。究其原因，在于突厥等游牧民族的草原生活方式与中原传统的不兼容，它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唐朝具有统合长城南北建构异质性复合型王朝的能力，但缺乏统辖这个大型王朝的持续性能量。周边突厥等势力的不断反抗和叛乱，最终导致他们重新立国，加之吐蕃在西部不断进逼，契丹、奚这些势力首鼠两端，使得唐朝左右应付，难以平复。 为了抗御周边外族势力的骚扰和攻击，唐朝被迫调整周边政策，放弃前期的攻势战略转而全盘防守，节度使大军驻防边区、固守一方以拱卫中原腹地的形式就被制度化了。但它给予节度使权力的招法又强化了节帅个人对军队的控制，安禄山就利用身兼三镇节度使的机会兴兵造反。唐朝出自镇压的目的设立更多的节度使，结果在叛乱结束后，这些节度使体制照旧存续，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唐朝对全国的控制不复存在，朝廷一统化的权威被严重削弱了。 唐末都城自西向东的长距离转换 一统结构破损形势下的唐朝，从此就沿着长安试图恢复权力、节度使分隔的道路彼此博弈下去。在这种局势下，都城长安的重心开始弱化——到了晚唐，都城长安的地位下降逐渐分明，它先是被洛阳取代，随后转向东部汴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自西向东的长距离转换。 都城是古代王朝权力的集中承载和表现，它位置的变化实质上就是王朝权力重心的转换。后期唐朝都城权力的下滑，是东部节度使力量上升造成的。河朔三镇先是以强悍的割据与朝廷对立，将这种权力格局的重心由关中带向河北；虽然他们的力量没有获得持续性跟进，但随后朱温、李克用这些中原、代北等势力接踵而起，不论他们是打着勤王旗号还是另立山头，都在消耗着都城长安的政治能量，最终演变成朱温推翻唐朝取而代之。崛起于中原腹地的朱温势力，将后梁之都定在汴梁（今河南开封），进而改变了此前的长安传统，王朝权力的重心就此转向东部，虽有五代诸朝洛阳、汴梁的短暂更迭，汴梁终被立国长久的北宋所确定。 但事情远不止于此。当中原王朝完成了都城西—东向的转换之后，长城以北崛起的契丹势力紧步中原后尘，开启了建立政权的道路。契丹势力所处的地理环境兼有游牧和农耕，这个以游牧集团为核心建构的王朝，既有别于传统的中原，也不等于纯粹的草原，而是合二而一，这就意味着，中原以外的政权走上了与中原传统对接的轨道。虽然不乏前例，但当时契丹辽朝具有的威力和能量，足以撬动同时的中原王朝立国之根：它无论从族群的统合还是地域的据有，都分成了南北有别的两个区域，进而与北宋构成了新型的对峙格局。此后党项人建立西夏政权，与东部二者鼎足而三。到了女真金朝崛起，其都城从东北纵深之地移向燕京（今北京城西南，称中都）并辗转汴京（即今开封，又称南京），在一统化元、清王朝的续接中，终将华北的幽州（北京）视作王朝的核心腹地。这意味着，原来的西—东向都城转移标的的中原王朝权力博弈框架被突破，一股新的具有草原游牧气息的势力步入其中，以多族群多文化的异质性王朝遮盖了中原政权结构的“单一”。 都城位移的历史考察 作为“史实”层面的历史，上述所有内容都不陌生。但我们认识这些历史并不等于理解了它们。我们所谈及的都城西—东向再北上进入华北的转型，背后隐藏着什么？又该如何清楚地予以阐释？这些都是这段历史值得关注的问题，正是它们构成了这段历史演进的一条主脉络。 我对都城转换背后的特性是这样解读的： 第一，都城首先是王朝统辖和经营的核心，具有发动机之功能；它展现的是王朝的政治运作，体现出权力及其衍生的关系，都城直接跟王朝的政治挂钩。王朝国家运行需要诸多条件和手段，但都要通过都城进行调度和传达。也就是说，王朝的都城是统治集团发号施令的地缘依托，没有政治及其运作，也不会有都城之存在。就人类的政治运行而言，政治运作通过社会组织得以展开，王朝国家是人类社会组织高度发展的表现；王朝对社会的组合与控制，需要权力这种手段或媒介，它按照自己的意愿组织社会、经营国家，这个权力的掌握者就是统治集团，这个集团依托都城而施展权力。一句话，都城的本质表现在：它是权力及其释放能量的地理承载。 第二，王朝权力的释放有着确定的对象。在王朝国家的范围内，权力的掌握者即统治集团，权力施加的对象则是王朝范围内的民众（或百姓）。“权力”本是一种抽象概念，它若没有确定的对象就不能落到实处，以个体组合的人群倘若与权力结合，这个权力就从概念变成了可具操作性的方法和手段。政治权力就是王朝国家通过建立政府这种形式行使的权力，它将囊括的人群按照权力设定的目标予以管理。如此来看，权力一定与人群结合才有意义和价值。 由于人群的多寡、文化同质抑或异质的组合，决定着王朝国家建构的“单一”还是“多元”。古代王朝的多族群、多文化和异质要素的构成，既是普遍的现象，也是它的特性；唐朝，尤其是兼跨长城南北的前期唐朝，更具有这种多样性特质。所谓“异质性”，最核心就是人群的多样化形态。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人群既是王朝权力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权力所代表的王朝国家正是因为有了人群才有存在的必要。单一人群组合的王朝国家具有单一特性，中国历史上的王朝更多地表现为汉系人群占据主体的时代，以秦、汉、三国、两晋南朝、南北宋和明朝为代表，当然这些王朝也不是纯粹的“单一”，这里只是大略而言；至于北朝、辽、金，尤以元朝和清朝为突出，均由胡汉各系人群组成，系多元化异质性王朝之建构。如此看，权力与人群之关系，决定着王朝国家的“单一”抑或“多元”特性。 第三，有了权力及其施加影响的人群对象，还不足以解释二者关系的全部：二者的对应及其联系势必要坐落在一个特定地区，于是，“地域”“地区”这类地理单元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要素。地球上的陆地是人类迄今为止据以活动的主要场所，它的面积虽不能与海洋相比，却足以承载前现代人群的一切活动。然而能为古代大型王朝（帝国）施展活动的并非所有地区，早有学者指出，各大洲的轴线一带才能为耕作种植的人群组建国家提供适合的场所（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第172—188页）。 东亚的中国古代王朝无疑是其中一个突出的典型。以黄河、长江流域为表征的广袤的耕作地带，为大型王朝的塑造提供了超越其他地区的便利条件，地中海的四维也以优势的地缘塑造了规模性王朝，西亚的两河流域、北非尼罗河流域乃至南亚的恒河、印度河流域等地，也能比较充分地满足中型以上的王朝建构。但就中国这片地域而言，诚如人们熟知的那样，东向西分别由平原盆地、黄土高原到青藏高原乃至河西走廊以西高原的三级地貌组合，其中又以黑龙江至云南呈东北—西南走向的自然环境分隔，它的东南是适宜农业生产且广袤的耕作地带，西北更广阔的地区分布着高山、草原和沙漠。自然环境决定下的人类生计，出现的是农耕与游牧迥然有别的生活方式，它在将所属地区人群聚合增强的同时，又促成了彼此畛域的分别。 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无论这条自然带的东南部还是西北部，都为古代大型王朝的伫立提供了优越条件。唐朝主体部分的中原耕作地区，很早就出现了夏朝的政权建构，经过后代的持续发展，衍化成东亚的王朝模式，成为古典世界格局中的一个典范。继承这一历史脉络的唐朝又将中原四周尤其北方草原的势力纳入王朝之中，塑造为一个异质的巨型国家。它的重要意义就体现在，王朝的权力超越了耕作地带而囊括了东亚世界的东西南北。虽然唐朝没有能够持续长久，但随后其他势力崛起并在博弈之中不断通过地缘的伸缩和转移获得新的释放，权力与地域的联系就超出了中原畛域而扩及周边。这再一次表明：南北广阔的地域给予了古代中国王朝政治权力以更大的空间伸展，这种情形在世界其他地区似不多见。 第四，由此，我们对都城位移背后权力与族群之关联的总结是：唐宋至金元王朝（限于中古时代）都城西—东—北的位移转换，展现出了权力博弈，它是权力运作的结果。但是这个“权力”，早已从概念的抽象变成了王朝运作的现实，王朝的兴替将权力的行使具体化了。作为承载和经管王朝政治核心的龙头，都城受制于权力的支配既直接又首当其冲——都城位置的转移，表明的是王朝经营和运作重点的转向，它又催发了政治结构的调整。 在这种情况下，权力的转移与王朝结构的调整，所有指向都是王朝架构之内的人群。也就是说，权力的掌握者是人群（少数），它的指向同样是人群（多数），人群是权力存在的基础，王朝都城背后浸透的权力关系最终依赖的也是人群。中古时代发生的王朝都城的西东向转移，表明的是这一结构内权力支配下人群走动的关系，因它多表现在汉系主导的人群范围，属于中原框架里的调整。但当都城从南转向北，就发生了性质变化，这是因为转换的主体人群发生了变化的缘故。北移的支配力量除了汉系人群外，更主要的是异质性游牧族群及其势力的介入甚至主导，这突出地表现在辽、金、元王朝的前后替代之上。无论怎么解释这段历史及其衍化，权力将多系人群兼并纳入，各路人群的介入又增大了权力的行使，应该说是这个时代一个具有主导性和支配性的现象。 古代王朝的人群行使权力以及被权力所支配，都要落实在特定地区才能表达，也就是说地理环境是人群活动与权力释放的空间承载，他（它）们关系之密切不言而喻且自古如此。 但这并不是我们要探求的目标，我们关注的是古代王朝地域伸缩与权力、人群三者之间呈现何种关联。首先必须说明的是，地域在人群和权力二者面前是被动的，不具有话语权，权力、人群二者发生各种关系固然依托地域、甚至反受地理环境的影响，但后者始终处于被动而非主动。原因不言自明，物是死的，人是活的。在我们涉及的这段中古历史中，唐朝前期由胡汉结合主导的权力，通过大型王朝的建构，将长城以外的广袤地区纳入；后期的唐朝遭受边外势力的攻击和骚扰，被迫收缩而退回中原；唐朝解体后，胡汉人群的分解又造成权力的彼此对峙，在各自政权建构的状态中，地域被王朝所分隔；然而权力又在一统王朝的伸张中，将这些分隔的地区重新整合到一起，其规模更加扩大。地域跟随权力与人群的博弈而伸缩，其关联至为分明。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对三者的关系做如下归纳： 古代人群对人群的支配主要通过“权力”这一媒介而表现；在高度发展的社会组织里，这个权力就是王朝国家，它的目标是将人群组合在国家的范围内按照既定方针运行；同时，古代人群与权力的关系及其博弈必须依托特定的地域，地理环境就成为必要条件。这三者既相互配合又矛盾丛生，构成了王朝国家的基本特质，国家亦依此而行。 都城代表的是王朝国家（权力），它的位移首先是权力的转向，但权力又依靠人群关系及其变化，人群的单一抑或多元，决定着地域之伸缩。这三者互为依托、彼此制衡并有效连接，三者之平衡成为国家经营的基础和条件，倘若其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另外的环节，一旦平衡被彻底打破，王朝的命运即告结束。这就是我们对三者关系的概括，也是对中古时代都城转向背后的实质与特性的认识。 （该讲座系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通识课程“中国史学科前沿及理论方法”之第一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