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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人：黄纯艳 演讲地点：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演讲时间：二○二二年二月 黄纯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宋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海洋史，著有《宋代东亚秩序与海上丝路研究》《造船业视域下的宋代社会》《宋代朝贡体系研究》《宋代财政史》《唐宋政治经济史论稿》等。 在讨论宋朝文明向东亚诸国的传播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我们所讨论的宋代“东亚”跟现代国际关系或地理学的“东亚”概念的关系。现代地理学中的“东亚”，是指中国、蒙古、朝鲜、韩国和日本五国地理区域。而作为历史上区域共同体概念的“东亚”，并不完全与现代地理概念的“东亚”相吻合，相对更强调文化因素。被认为形成于唐代的“东亚世界”，就是指具有汉字、儒学、律令、佛教四个共同要素的区域共同体，包括中国（唐朝）、朝鲜（新罗）和日本。宋代政权格局和文化版图都与唐代略异，若将文化作为核心要素，兼顾政权疆域，历史上宋代多国并立格局中的“东亚世界”可以指当时宋、辽、西夏、金、大理、交趾、日本、高丽在内的地理空间。 在公元10~13世纪的东亚，从人口规模和疆域面积来讲，宋朝无疑是当时东亚的大国。根据学者研究，现能够统计到的当时各国峰值人口如下：北宋人口达到一亿多（葛剑雄），辽朝人口是840万（孟古托力），西夏大约160万（杜建录），南宋7000万（吴松弟），金朝5350多万（刘浦江）。另据朴龙云的研究，12世纪高丽的人口数约为250~300万。交趾距宋朝最近的一个人口数据是1408年的约520万。相比之下，宋朝人口最多。从疆域来说，在东亚诸国中北宋的疆域仅小于辽，但它占据的是当时最富庶的中原和江南地区。南宋的疆域只有北宋的三分之二，仅小于金，在东亚也算一个面积很大的国家。 在军事上，宋朝却是一个积弱之国，不仅在与辽朝和金朝对抗中一再惨败，而且在与交趾和西夏等国交战中也多次失败。可以说，宋朝每一次对外重要战争都导致了其国际地位的下降。但是，在东亚诸国中宋朝仍然拥有仅次于辽、金的政治影响力，建立了以本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与西夏、交趾等建立了稳定的朝贡关系。而经济文化上，宋朝对东亚诸国的影响则远非辽、金所能比肩，成为当时各国包括辽、金在内学习的榜样。 宋朝立足于东亚的基础是其领先的文明。宋朝是当时东亚诸国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表现在经济最发达、文化最昌明、制度最成熟。也可以说宋朝是当时东亚文明的中心和高地，成为东亚各国汲取先进文明的源地。在当时，不论武力强盛的辽、金，还是西夏、高丽、大理、交趾等国，甚至与宋朝无正式政治外交的日本都积极吸收宋朝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宋朝对东亚诸国的物质文明输出 现存于日本《朝野群载》、北宋崇宁四年泉州商人李充往日本贸易的贸易公凭所列的货物清单中，包括各种丝绸七十疋、瓷器三百床，反映了当时最主要的大宗商品是丝绸和瓷器。而从著名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近20万件套文物可见，数量最多的货物是瓷器，其次是铁器，有100多吨铁器，应该还有丝绸，但经过800多年的海水浸泡，已经看不到实物了。此外，有金、银、钱币等等。这与文献的记载是一致的。宋朝向诸国输出的主要商品是瓷器、丝绸、铁器、铜钱、书籍、茶叶、漆器等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品。当时的海上贸易和陆上贸易的商品结构基本都是如此。只是海上贸易瓷器更为重要，因而海上丝路又称“陶瓷之路”，陆上贸易针对的多是游牧民族，以输出茶叶、丝绸为主。由于东亚诸国与宋朝在技术上的差异，宋朝输出的这些商品都是周边国家大量需要的，且对宋朝有很大依赖性。这些物质文明的输出对当时东亚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个能够突出反映宋朝物质文明传播对东亚社会经济影响的例子是铜钱。宋朝是中国古代铸钱数量最多的朝代，同时也是古代铜钱货币体系最稳定、最兴盛的时期，虽然出现了纸币，但是纸币价值也是按照铜钱来核算的。有学者估计，北宋时期钱的铸造总量达2~3亿贯。大量铜钱在市场上流通，商人就把铜钱走私出去。宋人形容铜钱的外流是“边关重车而出，海舶饱载而回”，陆上贸易中满车的铜钱被运出境，海上贸易满载而回的商船是铜钱交换回来的。铜钱大量外流使当时辽、西夏、金、日本、交趾、高丽等国都使用铜钱，当时东亚各国还纷纷仿造宋朝铜钱来铸造本国铜钱。宋代的通宝钱、年号钱铸造精美，形制规范，受到东亚各国欢迎，辽、西夏、金、日本、交趾、高丽等国都行用铜钱，形成了东亚铜钱货币体系。 铜钱的信用是以其自然价值为基础的，它跟纸币不一样，特别是小平钱，即一文顶一文用的铜钱，不是当大钱，它的铸造成本一般来说接近于它的市面价值，如果生产管理环节不善，小平钱铸造成本甚至会超过其市面价值。所以古代铜钱有其本身的自然价值，而且是稳定的。在手工业技术相对落后于宋朝的周边诸国，铜钱的自然价值就更大了。所以在古代，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铸造的铜钱是可以同时在市场上流通的。当时，宋朝周边国家除了金朝造的铜钱较为精良、不亚于宋朝以外，其他如日本、交趾等国铸造的铜钱都很粗糙，因此信用低下，大量的宋朝铜钱走私过去后，本国铜钱在当地市场上都让位于宋朝铜钱。日本的自铸钱最后就因此完全退出了市场。辽朝和西夏也主要以宋钱作为主要通货。宋人记载他们在辽朝看到“公私交易并使本朝铜钱”。在原辽朝境内出土的当时货币中70%都是宋钱。西夏使用宋钱的比例更高，西夏境内发掘的铜钱窖藏90%左右是宋钱。东亚诸国中只有高丽未能大范围行用铜钱。高丽也曾经铸造本国铜钱，并一度鼓励行用铜钱，但未能改变本国实物交换和使用银瓶的习惯。东亚各国都非常珍惜宋朝铜钱，都推行了同样的铜钱禁令，即铜钱许入不许出。宋朝也是严厉禁止铜钱出境的，甚至曾规定走私一贯钱为首者杀头。尽管如此，当时东亚诸国还是深度卷入了铜钱经济的大潮，不仅普遍行用铜钱，一些国家还把铜钱作为缴纳赋税、发放官俸的手段。 货币是衡量经济发展的一个综合指标，它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包括经济能力、技术能力等。宋朝铜钱的传播和流通充分反映了宋朝经济以及物质文明对东亚各国的影响。 宋朝文化在东亚的传播 宋朝文化向东亚传播的方式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朝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印刷业的空前发展，雕版技术虽然不是宋朝所创，但是在宋朝得到了大规模应用，使写本时代进入印本时代。宋朝书籍生产、传播的方式、数量，包括知识传播的方式都发生巨大变化，出现了多个印刷中心，包括开封、两浙、福建、四川等，既有官刻、家刻，也有坊刻。坊刻最著名的就是福建建宁，其所属麻沙是一个以印书为主的镇，所印书籍称麻沙本。宋朝印刷的各类书籍通过官、私渠道流向东亚诸国。建宁的《上梁文》歌谣中有一句“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说的就是麻沙本向高丽和日本行销。 宋朝在政策上只允许能教化“蛮夷”的儒经和佛经外流，其他书籍基本上是被禁止流出的，特别是那些涉及国家机事的邸报、兵书、地理、文集、阴阳历算等。比如说个人文集往往记录作者讨论国家大事的奏议，作者如果担任过翰林学士或中书舍人，其为皇帝起草的诏、制也会被收入文集，因此也事关所谓国家机事，禁止流出。 但实际上，宋朝开放的和禁止的各类书籍还是通过官、私各种渠道流向东亚诸国。宋朝输出的书籍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儒家的经史，第二类是佛经，第三类是其他类，包括医书、兵书、诸子书等各种书籍。特别是医书，中原传统医学为东亚诸国所采用，宋朝是医书、方书大发展的时期，宋朝医书在东亚诸国很受欢迎。当时宋朝书籍在东亚诸国的流通很盛，甚至当朝编修的史书、文集等也很快传到周边国家。比如，北宋欧阳修编的《新五代史》，完成之后很快就传到了辽朝，辽朝人看到《新五代史》把契丹写进四夷传，大为光火，向宋朝抗议“宋欧阳修编《五代史》，附我朝于四夷”。因为彼此是对等之国，且他们自认比宋朝武力强大，可是宋人居然把他们视为夷狄。 不仅宋朝印刷的书籍大量外传，宋朝的雕版印刷技术也传到了东亚诸国。辽、西夏、金、高丽、日本、交趾，以及大理都输入了宋朝的雕版技术。东亚诸国大量印刷汉文书籍，也有将汉文书籍翻译成本国文字并大量刊印的。雕版技术的输出大大促进了东亚诸国的文化传播。辽朝的官刻、私刻都非常发达，大量刻印各种书籍，包括史书、儒经、宋人文集，以及佛经等，而且还把大量的汉籍翻译成契丹文印刷。金朝印刷的汉籍就更多了，金朝灭北宋后从开封获得了大量宋朝雕版，这些雕版都被运回金朝进行印刷。金朝的官刻、私刻坊刻也非常兴盛，大量翻译汉籍为女真文并印刷。各国印刷量最大的是佛经。辽朝根据宋朝《开宝藏》刻印了《契丹藏》。《开宝藏》是宋太祖下令刻印的第一部木刻汉文佛教总集《大藏经》。金朝也根据《开宝藏》刻印了《大藏经》，称之为《金藏》。宋朝的《大藏经》还传到了日本、交趾、高丽等国。高丽印刷的《高丽藏》及其印版是迄今保存最完整的。 书籍和印刷技术的输出，扩大了宋朝文明的影响，使这一时期东亚各国学习中华文化的深入程度超过了此前历代。 宋朝制度向东亚诸国的输出 当时的东亚诸国也吸纳了宋朝制度很多新的因素。辽、西夏、金是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各自努力保持本族习俗，创制本族文字。农耕文明为主的日本、高丽、大理、交趾实行着各有特色的制度。每一个国家都有其不一样的特点。另一方面，东亚诸国又有着前述的汉字、儒学、律令和佛教等方面文明核心要素的同质性，既有对唐朝制度的沿袭，也有对宋朝制度新的吸纳。 政治和军事上凌驾于宋朝之上的金朝，其职官制度也颇多是学习宋朝的，中央官制实行尚书省、六部制，地方设转运司、提刑司等，经济制度实行两税法、禁榷制、商税制度、行铜钱、印纸币，推行儒家教育制度和科举制度等，既有沿袭于唐代和辽朝，也大量借鉴宋朝，地方设立转运司、提刑司就是宋朝的地方制度。其商税制度、纸币制度都是源自宋朝的制度。宋代建国的交趾更是全面借鉴宋朝制度，建立重文抑武、文武两班的中央官制，路、州、县的地方制度，儒学教育、科举制度等。高丽也继续学习宋朝制度，补充修订本国制度，重文轻武之风甚于宋朝。 学习宋朝制度最典型的是西夏。西夏建国后，学习宋朝制度，建立文武两班，设置宰相、枢密院、三司分掌行政、军事、财政的分权体制。西夏也学习了宋朝的监察制度。西夏首都兴庆府的地方机构也叫作开封府。地方设置转运司、州、县。西夏还学习宋朝的政治文化，借鉴唐宋法律制度，结合本国特点，编纂了本国法典《天盛律令》，推行“汉礼”，杂用唐宋礼仪，建立本国完备的礼仪制度，建立了汉学和番学，推行儒学教育和科举制度，各州都祭祀孔子。其宗教信仰也与宋朝一样，主流信仰是佛教，大量翻译佛经。西夏在经济上也建立以两税法为核心的赋税制度。可以说，西夏就是保持本族文化特色、杂采各族文化，努力建设“宋型国家”的一种模式。 如果要选取一项东亚诸国借鉴宋朝最具普遍性的制度为例，无疑是科举制度。辽、西夏、金、高丽、交趾、日本、大理诸国都实行了科举制度。诸国科举制各有特色，程度不一，但显示了儒学治国的共同特点。辽、高丽、日本在宋朝建立前即行科举制，但宋朝建立后都不同程度地学习了宋朝科举制度的新举措。 辽、金、西夏三个游牧民族政权学习宋朝科举制，兼顾汉藩关系的处理。辽朝科举制主要针对汉族士人，契丹族入仕主要是世选制和恩荫制。随着科举的发展，科举出身之人的社会声望不断提高，各族士人都争相应试。金朝最初针对辽朝和宋朝区域内士人区分南选和北选，因辽境汉人和宋境汉人的文化程度不一样，儒学学术风尚也不一样，宋朝重经义、辽朝重诗赋，而分别试以经义和词赋，后统一为通选。女真士人则另开女真进士科。西夏则规定蕃汉都可以应科举，西夏神宗遵顼就是科举出身，且是状元。 高丽、日本、交趾、大理等国吸纳宋朝科举制也有各自特点。高丽和日本都保持贵族制度，与宋代科举公平开放不同，高丽一般农家子弟和普通乡吏子弟没有应试资格。日本参加科举者为贵族官僚子弟，取士人数极少，且与贵族制世袭有冲突，于1177年废止。交趾科举制进士科虽最重，又有三教科及吏员科（试吏员）。 同时，各国科举都不同程度地学习和借鉴宋朝科举制度若干新创的举措。殿试制度在宋朝正式成为三级考试制度之一。辽朝、金朝、西夏、交趾都学习宋朝的殿试制度，实行三级或四级考试制度。熙宁变法开始宋朝还实行三舍法，将太学分成外舍、内舍和上舍，逐级选拔，升上舍者可以直接授官。高丽学习了宋朝的三舍法。宋朝在考试内容、录取程序上的一些创新也被诸国吸纳，如金朝实行了宋朝新创的弥封、誊录、三甲等制度。 科举制度是古代的选官制度，是国家的基本制度，它体现了古代国家的治国理念、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和象征意义。宋朝科举制度向周边国家的传播，是宋朝文明对周边影响的一个重要反映。跟科举制相适应的，就是当时东亚诸国都非常重视的儒家立国的治国倾向和教育制度。各国不同程度推行文官政治，既包括辽、西夏、金这样的游牧政权，也包括实行贵族制的日本和高丽等。科举出身的人都受到推崇，属于社会声望最高的一个群体。宋朝的教育体制也被各国借鉴。宋朝第一次全面实行州县学的学田保障制度，即给州县学配学田，以学田租用作州县学运转的经费，是保障州县学的重要措施。宋朝还大力发展书院，特别是民间书院，这是社会教育发展非常重要的事件。东亚诸国在学习宋朝的过程中也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建立从中央官学到州县学完备的儒学教育，纷纷兴办书院。 宋朝文明的传播途径 宋朝文明向外传播既有官方途径，也有民间途径，而以民间为主。唐代，东亚的新罗和日本向中国学习的交流途径主要是官方的，通过派遣遣唐使、留学生和留学僧积极学习唐朝的律令制度，以建构其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也有民间的交流，但唐朝禁止本国百姓出境，贸易发展程度也没有宋朝繁荣。到了宋代，日本和高丽已经完成了律令国体制的建构，官方组织大规模向宋朝学习制度文化的动力基本消失了。两宋时期仅高丽组织过一次官方留学生，宋神宗朝派遣权适等五个学生来宋朝太学学习，后来升到了上舍。回国以后权适负责高丽的教育，他把宋朝的三舍法引入高丽，并为高丽制定了相关礼仪以及教育和科举制度。 东亚诸国所遣入宋使节虽非以学习制度文化为使命，而主要是履行礼仪性外交使命，但多会向宋请赐或采购书籍，学习宋朝制度文化。辽、金都曾从开封掠夺了丰富的汉籍。辽灭后晋后从开封掳掠去大量史籍。金灭北宋，也把开封的三馆史书以及大量雕版运回。辽、金官方偶尔也向宋朝求书。大中祥符间，辽使节提出本国喜魏野诗，但只有半部，请求宋朝赠送全部。宋真宗命人寻得其《草堂集》，赐给了辽使。金章宗明昌五年曾向南宋购求《崇文总目》所录书籍。《崇文总目》是北宋仁宗朝编写的昭文、史馆、集贤三馆及秘阁所藏书籍目录。北宋三馆所藏大都被金朝掳走，仍向宋朝求取他们所缺。高丽、交趾派遣的使节也曾多次向宋朝求购或求赏图书。宋朝曾经应高丽使节的请求，前后八次赏赐《大藏经》。高丽使节还多次请赐和采购《九经》《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圣惠方》，以及阴阳、地理等书籍。交趾官方也多次向宋朝求请《大藏经》。 东亚诸国向宋朝学习的主要方式已经不再通过官方，而主要是民间途径。一是移民。高丽有大量宋朝移民。高丽“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能，诱以禄仕”。很多到高丽的有文化的宋朝商人，会被高丽官方留下来做官。如白川赵氏将其始祖追溯为宋太祖长子德昭第三子之遴避祸奔高丽，曾任景宗朝左仆射、参知政事。《静浦先生（韩雍）实记》追述先祖韩锐来自南宋，曾任宋宁宗朝兵部尚书，入高丽后，官至金紫光禄大夫、门下侍中、平章事，封谷山府院君，韩锐祖父韩奎哲为南宋丞相。此类记载难以枚举，多有攀附。 《高丽史》也记载几例“宋进士”授官。这些入仕为官的宋人不同程度影响高丽政治，传播宋朝制度文化。其中宋朝温州人周佇搭乘商船前往高丽，因为突出表现在《高丽史》立传。周佇到高丽以后，因为有文化被推荐给高丽朝廷任官，曾任翰林学士承旨等，最后做到礼部尚书，执掌高丽国君诏书起草。周佇拟的《本国（高丽）入宋进奉起居表》，文书格式完全遵循中原王朝制度礼仪，宋朝的制度文化、华夷观念都寓含其中。西夏也有不少为官的宋朝士人。西夏招纳“弟子不第”者，“或授以将帅，或任之公卿，推诚不疑，倚为谋主”。宋仁宗朝华州士人张元、吴昊投夏，被元昊重用，《西夏书事》载张元曾任中书令、国相，在西夏建国初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宋朝移民对宋朝文明向诸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 民间交流的另外一个渠道是僧侣。僧人在两宋时期的东亚佛教交流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名重辽宋”的高丽大觉国师义天就是宋丽佛教交流的重要推动者。义天是高丽文宗第四子，因为崇尚佛学而出家，成为高丽全国佛教僧统。元丰八年，义天搭乘商船到宋朝，受到热烈接待，宋朝按照外交使节的规格来接待他。义天在宋朝遍访名师，学习各宗佛法。后来又搭乘商船回国，带回了三千多卷佛经。回国以后，义天把高丽的各派各宗佛教加以规范，开创了高丽的天台宗等多个宗派。同时他仍保持着跟宋朝和辽朝的交往，陆续又向宋朝和辽朝采购佛经四千多卷。 日本没有与宋朝建立官方关系，但希望获取宋朝的文化、物资和信息，发展出以僧侣私人赴宋，取代官方使节的文化交流方式。宋朝则称“连贡方物，而来者皆僧也”。最著名的日本入宋僧是奝然。奝然入宋被认为是中日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奝然于983年入宋，交流佛学，巡礼五台山，回国时带回大量教经，其中包括一部《开宝藏》。这部《开宝藏》对日本佛教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奝然入宋属于私人行为，但获得了官方批准。另一日本著名入宋僧成寻则是完全的私人行为，代表的是大多数日本入宋僧的状况。宋神宗熙宁五年，成寻带着弟子来到宋朝，第二年他派弟子回国并带回400多卷史书，自己则留在宋朝直到去世。成寻所作《参天台五台山记》流传了下来，其中记载了大量当时宋朝的信息也传到日本。 民间交流中最重要的群体是商人。两宋时期，东亚诸国与宋朝的交往，以及宋代与世界各地的交流中，主体力量就是商人。商人是东亚诸国人员、物资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上文提到的东亚文化交流的移民、僧侣，甚至使节多是搭乘商船往来。宋朝跟辽、西夏、金、大理、交趾等国陆上榷场、博易场等贸易主要也由商人承担，他们一方面合法交易茶叶、香药、书籍等宋朝商品，另一方面通过走私向周边输出宋朝书籍、铜钱等。苏辙说他在辽朝看到的是“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北界无所不有”，甚至各类禁书“尽得流传北界”。严禁出境的铜钱大量外流，也由商人走私。 海上交流也是如此，宋代对外贸易重心完全转到海上，进入海洋贸易时代，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允许本国百姓出海贸易。基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宋朝海商数量众多，他们拥有商品优势，即行销瓷器、铁器、书籍等有技术含量的商品，掌握指南针等先进的航海技术，由此成为亚洲海洋贸易中的主导力量。高丽史中可以统计到确切人数的宋朝商人，总计达4665人。日本的博多也有相当规模的宋朝商人居留。除了宋朝商人外，在东亚诸国交流中，高丽、日本、交趾等国商人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宋朝文明传播的世界意义 宋朝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方面的文明成果在相互交流中成了东亚诸国共享的财富。宋朝文明向东亚诸国的传播，一方面延续和深化了东亚诸国在唐代形成的汉字、儒学、律令、佛教诸方面的同质性，另一方面又为东亚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注入了新的因素。概括而言，宋朝文明的世界意义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文官政治。宋朝实行重文政策，改革科举制度，实现了武人政治向文人政治，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转变，建立了文官政治的保障机制，引导了东亚诸国政治体制的方向。建国于宋代的交趾、西夏仿行宋朝文官体制，建立“宋型国家”，辽、金、高丽、大理也积极吸收宋朝文官政治因素，完善本国政治体制。这有利于各国及东亚地区的政治稳定。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影响中宋代科举制有核心贡献。 二是崇文重教。儒家治国的国家历来是崇文重教的，而宋朝不仅把崇文重教的基本国策强调到以往不及的高度，更重要的是通过中央官学、州县学、书院、科举制度的新创和完善，建立了长久而深入的崇文重教的机制。而雕版印刷的普及为宋代考试社会、读书社会提供技术支持。这些制度、风气和技术也为东亚诸国所借鉴，建立州县学、书院、乡校，完善科举制度，更进一步强化了“中华文化圈”“中华教育圈”。 三是贸易体系。宋朝实行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在历代中原王朝中第一次允许并鼓励本国民众出海贸易，其中以明州市舶司专门管理对日本和高丽的贸易，促使了具有稳定的商品结构和市场关系、稳定的贸易力量和市场区域的南海贸易体系形成。南海贸易体系是互惠机制，体现了互利理念，使东亚各国都卷入贸易浪潮，无法实现事实上的自我封闭，也为元明清的亚洲海上贸易奠定了基本模式。 四是朱子社会。从更长时段看，“朱子社会”无疑是宋朝文明对东亚诸国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南宋后期理学官方化，为元明所继承。朱熹之学不仅成为科举蓝本，而且《朱子家训》《朱子家礼》、朱熹所定《白鹿洞书院学规》，增补的《吕氏乡约》，宋人所著《朱子读书法》，以及朱熹教化社会的精神都为东亚诸国所崇尚，成为东亚诸国齐家、治族、教民以及构建社会秩序的样板。 此外，宋朝印刷技术和医学知识输出、指南针运用于航海等，也促进了东亚诸国社会发展，增加了东亚诸国同质性，甚至产生了更为广泛的世界影响。 当然，宋代文明向东亚诸国传播，并不意味着宋代的东亚是同一个模板所铸就，而是仍丰富多样的世界，各国在本民族传统基础上吸收、内化宋朝文明，发展出富有本国特色的文明。同时，宋朝文明的传播使东亚诸国文明共享，经济互利，理念相通，成为更加紧密的区域共同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