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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举办的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希望全社会都参与到阅读中来，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 全民阅读，薄弱环节在乡村。据统计，截至2021年末，我国尚有逾4.9亿乡村常住人口。如何让这数亿民众也尽力参与到全民阅读中来，让阅读为乡村振兴服务？ 记者采访了于首届全民阅读大会上公布的“乡村振兴十大阅读推广人”，听他们诉说乡土中国对读书的愿望。 富起来的乡亲们，不仅需要农技书 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文化惠民工程，“农家书屋”工程实施已有15年了。现今，58.7万家农家书屋已遍布全国各地，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都建了书屋，累计配送图书超12.4亿册。 “学知识，是我从农家书屋获得的第一要义。”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四川达州市芬芳家庭农场总经理、万家镇五洞村农家书屋管理员苏小伦告诉记者。 三十岁出头的他，是当地创业典型。大学毕业后，他返乡经营起了一座占地235亩的生态农场。他发现，农民没有那么“好当”，要懂政策、懂种养技术、懂管理、懂电商销售。很多知识，都是他从农家书屋的书里学来的，“比如说吧，为了搞观光，我们农场栽了六七十种果树，一年四季不间断地结果，每一种果树都要掌握相应的种植技能。” 由于带动了五洞村和周边200余户人家就业，十里八乡来向他求教的人很多，“农业技术是他们的关键诉求，我们索性就在农家书屋里给他们做培训。”苏小伦说。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之后，新时代乡村的精神生活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 早在2012年就自费十几万元、在自家宅院5间房里办起了农家书屋的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苗花娣发现，近年来，乡亲们喜欢读的书越来越丰富了。 苗花娣的书屋坐落在河北省邯郸市永年区东杨庄镇马营村，占地200多平方米，拥有5000余册书籍，能辐射周围十四五里地的村落。 “青壮年男性还是以借农技书、工具书为主。妇女们希望从书里得到情感慰藉，爱看家庭类杂志。老人们喜欢《红楼梦》《三国演义》。孩子们喜欢近来一些机构捐赠的绘本，还希望看到更多的科普书。这不，正当夏天，要给家长和孩子们讲安全知识，相应的书也要有。”苗花娣对记者说。 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李翠利创办的“微光书苑”，坐落在河南省内黄县马上乡李石村自家超市中。自费买来的5000余册书，满满当当挤满了一间30平方米大的屋子。 回想起十几年前就创办农家书苑的初衷，李翠利说她的想法很简单，村里人以前爱打麻将、搞封建迷信，开个书苑搞点读书活动，或许大家就能有点不同的兴趣爱好了。 她的初衷在时光推移中逐步成为现实。“十年前搞读书活动，稀稀拉拉来五六个人。慢慢地，来的人多了，能有10个人。现在搞和亲子教育相关的心理讲座，一次能来20到30个人。”李翠利感到欣慰。 除了农技等工具书，李翠利还给书苑准备了古典名著，以及贾平凹等当代作家的书。 “我觉着总有一天村里人会来读更多的文学书。”李翠利期待。 把党的理论说进老乡的心里 在乡村开展主题教育，是件要费心思的事。 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乐华泽逐渐摸出了一些“门道”。他是江苏盐城市尚庄镇南吉村华泽书社的创办人，也是这个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自1993年自费在家里创办“华泽书社”以来，乐华泽已经向村民做了近30年的阅读推广。近年来，他开始在乡里组织“党史讲堂”“中央全会精神进农家”等常态化党史学习读书讲座活动，用自己“百姓名嘴”的方式讲党史故事。 “要把党的理论讲进老乡们的心里，首先得和老乡们亲近，心态和姿态上都要亲近。老乡递过来的凳子，就算上面土再多，也要毫不犹豫地坐下去。哪怕是用纸擦一下，他们也会觉得你和他们有距离。”乐华泽跟记者盘点在乡村做阅读推广的“门道”。 除了态度上的亲近，主题教育最重要的还是言语上的亲近。 “比如说讲《民法典》的作用，我把它比喻成村民的另一个‘舅爷爷’。在我们农村，遇到家务事掰扯不清的时候，常常要请舅爷爷（舅舅）过来评理。《民法典》发挥的作用，就像另一个舅爷爷。”乐华泽给记者举了个例子。 乡村阅读推广人马慧娟是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喜欢写作的她，以自己的笔见证了宁夏红寺堡易地扶贫搬迁的奇迹。身为红寺堡镇文化站站长的她，也担任玉池村农家书屋管理员。 常常有老乡好奇，问她全国人大代表是啥，她会耐心解释，“是代表老百姓向党提建议的人”。 “能干啥？”老乡追问。 “知道咱宁夏最近几年通上高铁了不？早先人大代表提过议案。”马慧娟答。 “高铁能干啥？” “你家娃娃上西安读大学，坐高铁几个小时就到了。早上出发去看娃，晚上就能回来，这都有赖于国力越来越强。”马慧娟善于把个人生活与国家命运联系起来。 她也有自己的阅读推广经验，“成年人要改变生活习惯来读书，有点难，但给他们的孩子讲读书重要就容易一点。我们从孩子入手，先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再让孩子带动家长来一起看书。” 乡村阅读推广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持续投入 乡村振兴阅读推广人张树森的“报吧”，坐落在科尔沁草原深处。“咱们在吉林通榆县包拉温都蒙古族乡迷子荒村，离县城近百公里。以前因为交通位置偏僻，村里法律常识不普及，青少年不时斗殴。”张树森回顾。 身为一名退休的乡干部，他觉得有必要做些什么。在农家书屋工程还没普遍实施之前，他收回了自家年租金7000多元的临街店面房，投入几万元买了5000余册书、订购了几十份报刊，办了一个能读书看报的“报吧”，想跟村里的“网吧”竞争。“有了这个文化阵地，就能发挥先进文化的作用了。”张树森说。 农家书屋工程实施之后，他的“报吧”和村里的农家书屋整合成了一个，获得了更多政策帮扶和书籍配送支持。但他有时觉得配送的书“不太够”，“‘报吧’现在有300多平方米，2.3万余册书。分了普法、科普、蒙古文、民族团结、党的十九大精神等15个大类，需要更多更新的书。”张树森向记者表示。 李翠利向记者讲述了让她哭笑不得的事：在还没获得广泛认同之前，她请人来“微光书苑”给村民开讲座，常常遭拒绝，一些不知道前因后果的人觉得她“有毛病”。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书苑，知道她真的想为乡村阅读干些实事之后，主动提供帮助的人多了。捐赠的书多了起来，也有人愿意免费来开讲座。 “别人的期待越高，对书苑的要求也就越高，对组织活动的人力财力的要求也高了起来。”这让她觉得有些压力，李翠利向记者坦言。 乐华泽做了近30年的乡村阅读推广工作，当初创办书社时，他还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步入中年的他对未来有没有年轻人愿意继续从事这项事业有点担忧：“不得不承认，现在的人们看手机的时间比看书多。而且乡村阅读推广是一项公益事业，需要持续投入资金和时间。” “后悔吗？” “从不。” 张树森和记者分享当地几个社会青年因为在他的“书吧”看书而走上了致富正轨的故事时，高兴极了：“曾经盗窃的青年来这里读书后干起了装潢店，当上了小老板，过上了小康生活。曾经喜欢喝酒打架的青年来这里学技术，成了种粮大户。” 乐华泽感念，曾经在书社里读书的留守儿童长大后，去了大城市工作定居，也不忘逢年过节时给他发微信，感谢当初的“收留”，说自己现在还是喜欢读书。他觉得，他把读书的种子，种到了他们心里。 （本报记者 韩寒）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