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月31日，浙江杭州，航拍良渚古城遗址。 82年前深秋，当时的西湖博物馆员工施昕更，在家乡良渚镇附近意外发掘到一些黑陶和石器，并深入追问下去，竟因此抓到叩开良渚文明之门的“门环”。历史的重大节点，好像总会发生在个体偶然的行为瞬间。民国青年施昕更的这一“推”，为后世展开了一幅何其恢弘的文明藏宝图。 天不假年，施昕更的“良渚生涯”仅仅书写3年，即随他短暂的生命一起遗憾终结。在此之后，良渚的考古发掘、良渚文明确证的工作被时代按下了“暂停键”，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才恢复稳定、高效的节奏。 静默太久的时间匣子，慢慢被考古的手揭开。喔，原来良渚拥有距今5300~4300年的史前文明，是与古埃及文明同时啊！ 国内学者指出，西方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一直存在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是将中华文明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忽视了在以黄河中游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形成之前还存在多个区域文明；第二个误区，是将中原文明等同于唯一的中国早期文明，以中原文明的形成作为中国早期文明形成的标志；第三个误区是以青铜器、文字、城市出现等所谓“三要素”作为判断文明的绝对且唯一的标准，而将未发现青铜器、未破译文字的文化摒除出文明之列。  这件玉琮重约6500克，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堪称“琮王”。 这些误区背后的偏见，随着良渚文明的确认而得到破除。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刘斌、王宁远、陈明辉、朱叶菲，在《良渚：神王之国》中写道，“古埃及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哈拉帕文明，所处地理位置相对独立，文化面貌较为统一，且均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前后。而中华文明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是指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中心形成的大的文明体，实际上是多个区域文明逐步融合的产物。” 良渚文明便是中国区域文明时期的重要代表。“其所处的公元前3000年前后，中华大地上已孕育多个区域文明或强势文化，如良渚、屈家岭、大汶口等，这些文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文化交往，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反而处于文化发展相对缓慢的阶段，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和良渚文化都对中原的文化发展进程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良渚古国，究竟被写在中华文明史的哪一个刻度？ 距今约5500年，长江中下游地区率先进入了文明，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良渚古国。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确认了原本被认为属周汉时期的琮、璧等玉器，是出自良渚文化墓葬中的；上世纪80年代前后，江苏张陵山、寺墩，上海福泉山，浙江反山、瑶山、莫角山等遗址的发掘，发现大量随葬玉琮、玉璧、玉钺等玉礼器的权贵大墓，同时发现莫角山等人工堆筑的巨型土台。这说明，良渚文化已显露出文明曙光，甚至已进入文明阶段。 如今考古学界对于历史分期的表述，主要分为邦国时代、王国时代和帝国时代。在邦国时代，借用考古学泰斗苏秉琦的话形容即为“满天星斗说”——无中心的多源论；王国时代就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进入有中心的多源，其中最重要的节点为二里头；再往下，从王国时代转向帝国时代，是从秦朝开始的。 考古学家许宏把整个上古史分为两个阶段：以二里头为界，往上是前中国时代；往下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时代。二里头开启了东亚大陆的青铜时代，以它为分界的标志，二里头之前是无中心的满天星斗；二里头开始则是月明星稀，即有中心的多元王国时代。 许宏提出，二里头之前的良渚，是“在满天星斗中最亮的一颗星”，即前中国时代最大的政治实体之一，它为后代文明给养，而后代文明又扬弃了它的部分东西。 从2006至2007年，考古发掘确认了面积达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良渚古城，正是良渚文明的都邑。 良渚文明在哪里？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地区，位于浙西丘陵山地与浙北平原的交界地带，西依天目山，其南北均为天目山余脉围绕，向东开放，总体形成一个三面环山的C形盆地，总面积800多平方公里，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 而良渚古城遗址，就处于C形盆地北部，距杭州市区大约20公里。古城的主体结构分为三重，中心为莫角山宫殿区，其外环绕的是城墙和外郭，堆筑高度也是由内而外逐次降低，显示出明显的等级差异，形成类似后世都城中宫城、王城、外郭的三重结构。 考古专家指出，这是中国最早的三重城市格局，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最新的考古发掘又确认，良渚古城外围还有规模宏大的水利系统。其年代距今约5000年，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水坝系统。因此，良渚古城具有完备的都城结构，拥有复杂的子系统，可推测此古城为良渚文化的“首都”。 许宏认为，东南良渚的水城、中原陶寺的土城、西北石峁的石城，“都是因地制宜、适应环境的产物，它们也的确都是区域性文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良渚古城考古团队核心成员王宁远，是良渚遗址水利系统最主要的发现人。根据他的考证，5000多年前，杭州市西北郊瓶窑镇是一片河湖遍布的水乡泽国，良渚人在此地建造了良渚古城。 水利系统是良渚古城的有机组成部分，由11条人工堤坝连接山谷和孤丘组成。工程浩大，估算其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考古专家初步推测，该水利系统具有防止山洪、形成水上运输网络和农田灌溉等多种功能。 世界其他的早期文明中，埃及、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均为旱作农业文明，以小麦种植为经济支柱，水利设施多为以灌溉为目的之水渠、水窖、池塘等形态；而良渚文明是东亚湿地稻作文明的典型代表，其水利系统以堤坝形式出现，带有明显的防洪调水功能。 王宁远在《良渚古城及外围水利系统的遗址调查与发掘》中指出，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东方各早期文明的出现与治水活动密切相关，甚至提出了“治水文明”和“治水国家”的概念。“良渚古城正是中国境内最早进入国家形态的地点，水利系统与它在空间和时间上具有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所以，这一发现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具有标志性意义。” 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南方地区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是良渚社会发达的重要基础。 “为什么那么先进？稻作农业发展，长江下游5500年前左右开始实行犁耕，等到良渚时期，犁耕比较普遍，（考古）发现了大规模的水田，甚至发现牛的蹄印在稻田上，显然是犁耕促进了稻作农业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巍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良渚考古发现的大量稻谷，“显然是稻作农业的发展，另外它可能是集聚了很多周围人供纳的粮食，为王服务，然后有这么大的农业，才支撑这么大的人口，才有大约1万人需要10年的时间才能修的水坝。” 良渚遗址群一处被焚毁的“粮仓”中，发现了数万斤的炭化稻谷。近年来在良渚古城外围，还考古发现了大面积良渚文化时期的稻田。这些反映了环太湖地区当时稻作农业生产的高速发展。 发达的农业，为良渚带来了什么？ 得益于稻作农业经济的鼎力支持，良渚社会的手工业得到空前发展，生产了大量异常精美的漆器、玉石器。考古专家认为，这些手工业生产活动所需的原料与产品的分配、流通全部为贵族垄断。这种经济模式侧面反映了良渚社会高度分化的结构特征。 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说：“只有发达的农业作为保障才能有剩余产品，才能供养工匠和大量的劳动力，才能建成这么大的城和水利系统，这就是社会分化。社会分化有两种：一种是职业的分化，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良渚肯定已经有了士农工。另外一个就是社会分层，良渚的贵族墓是一般墓地没法相比的，已经有了阶级分化。” 墓葬，则是良渚社会结构高度分化的一个关键折射面。良渚社会的王陵区在莫角山宫殿区西侧一条南北向的高垄之上，自北向南依次为反山、姜家山和桑树头三个考古地点。反山位于莫角山遗址西北角，东西长约90米、南北宽约30米、高约6米，1986年发掘了该地点西部的三分之一，清理了11座良渚文化大型墓葬，出土了大量玉器、石器等珍贵文物。 墓葬何以和社会分化联系？考古发现，大型贵族墓葬的随葬品种类丰富、制作精细华美；而普通人的墓以随葬陶器为主，数量有限。良渚古城外围还分布着瑶山、汇观山等祭坛遗址和权贵墓地。瑶山和汇观山祭坛都修筑在自然山丘的顶部，挖沟填筑形成规则的回字形土框，祭坛废弃后，被用作显贵者的墓地。 “良渚遗址当时很发达，周围福泉山、高城墩、寺墩、赵陵山也都有很多埋在坟山上高等级的墓葬。”严文明提出，可以推论，假若良渚是国都的话，那些地方就是各个州郡所在地。“这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广域王权国家了。我们过去都说新石器时代，但是新石器时代就不一定产生文明吗？就不一定形成国家吗？良渚就是一个例子。这在社会发展史上，真要写上重重一笔，突破了过去的传统观念。” 《良渚：神王之国》中写道，良渚的玉器数量巨大、种类丰富，在中国史前玉器中独树一帜，是史前玉文化发展的最高峰。良渚人创造出一套以琮、璧、钺、冠状饰、三叉形器、玉璜、锥形器为代表的玉礼器系统，许多玉器上雕刻有神徽图案，而且玉琮、冠状饰、玉钺柄端饰等许多玉礼器的构形都与表现这一神徽有直接的关系。 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纹样高度一致，神人面图像几乎是共有母题，反映良渚社会具有高度一致的宗教信仰，说明良渚社会存在一个权力中心。良渚国王和权贵通过一整套标志身份的玉礼器及其背后的礼仪系统，达到对神权的控制，从而完成对王权、军权和财权的垄断。在良渚文明中，神权至高无上，神权与王权是紧密结合在一起。  神人兽面图像是良渚文化玉器最主要的纹饰题材，也被视为良渚玉器的灵魂所在。 良渚遗址的考古，给今人惊喜无限。不过看起来“繁花似锦”的良渚社会，也免不了走到“全剧终”的一天。 李伟在《良渚：巫政之国的兴衰》中称，许多考古发现指向了一个事实，即良渚文化的晚期依旧相当繁荣。“它的运行轨迹并非是一个抛物线的形态，而更像在长期的辉煌后戛然而止。除去墓葬，良渚遗址群内发现的晚期遗物比早期和中期的遗物要丰富得多。雄伟的良渚城墙也一直屹立到晚期。” 王巍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从事环境研究的专家提出，大约距今4500~4300年的时候，全球性气候变化，降雨量不均衡，温度不稳定。长江中下游的地下水位上升，原来的稻田都变成沼泽，农业遭受严重打击。“稻作面积显著减少，农业支撑不了那么大的人口和社会系统。” 在距今4500年以后，一度繁荣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社会发展陷入停滞，中原和北方地区后来居上，开始了新一轮的文明化发展。 研究二里头的许宏说过，以良渚、陶寺、石峁文明为代表的龙山时代众多区域性邦国文明，各领风骚数百年，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它们走完了其生命史的全过程，而与后起的中原青铜文明仅有或多或少的间接关系，这就使东亚大陆的国家起源进程呈现出‘连续’中的‘断裂’的态势”。 良渚古国，显然不是“最早的中国”，但可以说是中国境内目前所知最早的国家。在许宏眼中“前中国时代”最亮的那颗星，良渚，曾经璀璨地存在过，又戛然而止。 严文明曾讲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良渚的考古从一开始就不是挖宝。”我们后人对良渚遗址的刨根问底，既是解读古老的文明密码，更是为中华5000年文明的真实性，找到有据可循的科学证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