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荆轲刺秦王（汉代画像石） 剧烈变迁社会中，知识分子常表现为侠。例如汉代末期，社会与文化都面临着剧烈的变动，士风便往往表现为侠行, 《廿二史札记》卷五就指出：“自战国豫让、聂政、荆轲、侯赢之徒，以意气相尚，一意孤行，能为人所不敢为，世竞慕之。其后贯高、田叔、朱家、郭解辈，徇人刻己，然诺不欺，以立名节。驯至东汉，其风益盛。举世以此相尚，故国家缓急之际，尚有可恃以槽拄倾危。” 但这一时代的侠，毕竟只是消极的抗议者，只能以比一般人更刻苦更艰难的方式，去显示侠行的可贵。却不能积极地铲除社会的不义，以超越社会体制、打倒规范的行动，“绝出流辈”。这是由于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还不严重、文化变迁还不剧烈，晚清就不同了。 晚清社会文恬武嬉、官贪民刁的时代，知识分子自觉对时代有责任，所以也就更向往正义之实现，也更期待英雄，或自己愿意成为拯救时代的英雄。对于各种现存的社会体制，更是力予批判，意欲“冲抉网罗”，以获得个体的自由和群体的解放。  秋瑾 在这种存在的基础上，他们的性格往往就倾向于侠。如龚定庵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他不但自认为侠，也以侠客视陶渊明哩！深受定庵影响的新民丛报及革命党人，更常以侠士精神为号召，如《秋瑾号》、《鉴湖女侠》、《吴樾号孟侠》，章太炎写《儒侠篇》，他的弟子黄侃也写过一篇《释侠》，他们均提倡复仇，赞扬侠以武犯禁。 侠与儒是不一样的两种人，两种生命形态。儒者之学为己，侠客之行为人；儒者沉潜内敛，侠士激昂跳脱；儒者循义，侠则行多不轨于正义。但儒家学问中也有激昂抗烈的一面，如《儒行》所记载者，刚毅之行、勇决之操，即近于侠客。在这个困蹇晦暗的时代，章太炎等人便特别把儒家这一面抉发出来，希望能够儒兼侠，替时代开拓一个新的局面。 这种作为，跟谭嗣同说：“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仁学自叙》）意义相同。不论其溯源于儒抑或墨，共同的主张即是统合士风与侠行。儒或墨，代表知识分子，在汉末、宋末，这些知识分子都曾因时局的刺激，而表现出与侠相似的生命气质。晚清自不例外。 当时维新一派，如梁启超撰有《中国武士道》一书，鼓吹侠刺精神。杨度、蒋智由序，亦皆强调中国应该恢复侠风。谭嗣同更是“少好任侠”的人物，直到他因戊戌政变而死，都还留下了大刀王五的故事。革命派比维新派更激烈，主张暴力革命，所以也特别鼓励暗杀、复仇。 那时不仅许多人以侠为名为号（如上举的秋瑾、吴樾)，也有不少人以剑为名。像南社，柳亚子的书斋叫磨剑室、高旭的号叫钝剑、俞锷又字剑华、朱慕家号剑芒、傅钝根叫君剑、王锐字剑丞，诸如此类，其心情恰好可以俞锷的一阙词来说明“只怕雄心还未灭，遇冤魂骤把钢刀起，可酬得平生意”（《金缕曲•题与冯心侠合影小照》)，希望能消弭人间的不平。 这种儒侠合一的、经过转化改造后的侠客精神，可说普遍流布在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心中。撇开著名的任侠人物如章太炎、谭嗣同不谈，我们从整个《南社诗文丛选》中去观察，将更能说明这个现象。 《南社诗文丛选》中所录各诗，多伤同志之死难、哀生民之流离者，而其中即往往有直标侠义，以当鼓吹之作，如方荣杲《题红薇感旧记》提到“那知侠义出平康，羞煞邯郸击剑郎”，刘国钧的《并游侠行》歌颂游侠“要遣功名到狗屠，男儿意气轻细作”，周亮《侠士行》亦云“手不斩仇人头，口不饮仇人血，侠士替天平不平，其情如山心如铁”，沈砺《吴中杂咏》则说“要离冢外五人冢，犹占吴门侠气多”。高旭又曾画《花前说剑图》，同社诸人吟咏殆遍，因为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他自己题诗云：“提三尺剑可灭虏，栽十万花堪一顾，人生如此差足奇，真风流亦真雄武。”也确是豪气干云。钱剑秋别有《秋灯剑影图》，柳亚子题云：“乱世天教重游侠，忍甘枯槁老荒邱？ ”“我亦十年磨剑者，风尘何处访荆卿？ ”也把他们这一伙人共同的想法点出来了。郑叔容在给柳亚子的信上谈到整个南社的诗文时，他用“蹑扶风豪侠之景，歌旗亭杨柳之词”来形容，可见这个革命团体确实也给了大众一个激扬侠风的印象。这种印象，跟他们自己的自白，相当一致。 由于侠有面对死亡的体会，儒侠于生命自有一种苍茫之感。俞锷题亚子梦隐第二图竟，百感丛集、愁思万端，因复作短歌行以寄所谓“梦里图中俱无那，伤心一样可奈何！可奈何！拔剑为君歌短歌”，即指向这种百感交集的生命苍然之感。 从现实上看，“客天涯无多侠骨，雄谈还健，此地从来逋逃薮，一霎风流云散”，叛逆的英雄不断地凋零死去；从道理上说，人生苦短、忧患实深。英雄们行走在人生道路上，也越来越觉得孤寂苍凉。 负荷时代苦难的担当精神和体会人生悲苦的宗教意识，本来是有些冲突的。因为宗教意识常在体会人生悲苦空虚之后，超越于人生之上，以解脱空苦。但这些儒侠们往往只是能知超越之理，却不能真正超越。无法以澄观之心，超越地抚平人世的激情。反而，他们太过浓挚的担当精神，除了负荷时代的苦难之外，也同时要荷负人生的苦难。所以，宗教意识所体味到的人生空虚感，不仅不能解脱他们在现实世界上的激切之情，还倒过来，强化了他们的担当与负荷，以致于他们的激情，从现实层面，透入了生命存在的本质。 其中，定庵就把这种心境称为“箫心剑气”。他小时听巷口有人吹箫卖饧，心神辄痴，仿佛生病一般。这沉沉然、阴阴然，每每引发极混眇又极真切感受，让他如痴如病的箫声，逐渐就变成他内在心灵幻动的一种征象。这种难以明言的郁伊幽奇之心， 他称为箫心。在《忏心诗》中他描述心潮鼓荡：“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向缠绵可付箫。”又在《秋心诗》中说：“秋心如海复如潮，声满东南几处箫。”诗中凡幽、香、灵、艳、缠绵、美人云云，都跟他这箫心之发动有关。 但箫心只是心的一面，偏于沉、静、缠绵、幽怨的一面。心还有奇狂、鼓荡、 激昂的一面，那他就用剑来象征。“按剑因谁怒，寻箫思不堪。” “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沉思十五年间事，才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 “长铗怨、破箫词，两般合就鬓边丝。”都是双提箫剑，这代表了他的心绪，也代表了他的生平。 这个生平，既有儒的经世济民，又有侠的跌宕不羁，但毕竟一事无成，徒留苍凉——“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谁分苍凉归棹后，万千哀乐集今朝”（《己亥杂诗》)。所以他要参禅学佛，以求脱解超越。却不料，情执未解，“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夜坐》）! 美人如玉剑如虹。这种箫心剑气，委实让清末民初诸儒侠们想往不已。周实《哭友人诗》便说：“尘寰从此知音稀，剑气箫心谁与抗？” 在这样侠风激扬的时代，《水浒传》受到重视是很自然的。以南社的黄人黄摩西为例，他便不同于金圣叹之大骂水泊强梁，欲一一将之正法。他正面肯定《水浒》“纯是社会主义。自有历史以来，未有以百余人组织政府，人人皆有平等之资格而不失其秩序。山泊一局，几于乌托邦矣”。梁启超也说：“《水浒》一书，为中国小说中铮挣者，遗武侠之模范，使社会受其余赐。”“《水浒》者，人以为雈苻宵小传奇之作，吾以为此即独立自强而倡民主、民权之萌芽也。” 这些言论，意味着激情时代中，《水浒》“痛快淋漓，能为尽豪放之致”，故为人所乐读。而那种企求冲抉网罗、扫荡不平的心理，也恰好可以在书中得到满足，因此他们在《水浒传》中看到了民主民权与平等。认为“施耐庵独能破千古习俗，甘冒不讳，以庙廷为非，而崇拜草野之英杰，此其魄力思想，真足令小儒咋舌”（眷秋《小说杂评》)；“《水浒传》者，痛政府之恶横腐败，欲组成一民主共和政体，于是撰为此书”（燕南尚生《新评水浒传》）。 这是不足为奇的，诠释本来就依读者存在的感受来。而这种见解及呼声，不也促成了近代史的变革吗？ 《水浒》英雄的行径已不获鼓励，以法治民成了正义之手段，侠骨柔情便都远去了。遥思距今不远的晚清民国侠风，真成隔世。定庵说得不错：“江湖侠骨已无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