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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莎白·柯鲁克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终身荣誉教授，新中国英语教育的拓荒人，在中国生活了近百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伊莎白还是一位汉学人类学家，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开展了多次田野调查。除了与丈夫大卫·柯鲁克共同合作完成的《十里店》系列著作，伊莎白还著有《兴隆场》系列著作。《兴隆场》深度描绘了特殊历史背景下中国的乡村社会和建设实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其中所蕴藏的伊莎白的中国情怀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关键词：伊莎白 《兴隆场》 人类学 田野调查 中国情怀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友谊勋章”是中国国家对外最高荣誉勋章，目前仅向9位国际人士颁授。伊莎白·柯鲁克（Isabel Crook）是获此殊荣者之一，她将毕生精力奉献给了中国英语教育事业。她从1948年开始在中央外事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担负培训新中国翻译人才和外事人才的任务，之后一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生活至今。世人更多知晓和关注的是她新中国英语教育拓荒人的身份，往往忽略了她作为人类学家所做出的卓越学术贡献。本文从伊莎白的代表作《兴隆场》入手，回望其百年人生，探究伊莎白的中国情怀与学术贡献。 一 1915年12月，伊莎白出生在中国成都的一个加拿大来华传教士家庭。父亲饶和美（Homer G. Brown，1882—1957）和母亲饶珍芳（Muriel J. Brown，1887—1966）都是来自加拿大的基督教传教士，曾参与建设了华西协合大学（后并入四川大学和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1933年，18岁的伊莎白从成都华西加拿大学校高中毕业。193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儿童心理学文学硕士学位，辅修人类学。此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已全面爆发。然而，对于从小就经历过西南军阀混战，像集邮一样常常捡子弹壳玩的伊莎白，战争并不是新鲜事。出于对人类学痴迷的追求，她毅然决定回到自己儿时成长的四川开展人类学调查，积累学术实践经验，观察中国社会变革。纵观伊莎白的学术人生，共有四次主要的人类学调研经历。1938年，伊莎白经父亲朋友介绍和支持，从成都出发，经过雅安，到达西康的彝族山村昭侯庙（今雅安自治州汉源县顺河乡板样三组），寄住彝族家庭，开始了为期几个月的生活体验和田野调查，这是她回中国后开展的第一次调研。1939年，伊莎白经父亲介绍和支持，经过都江堰、汶川，到达藏羌文化走廊的重要节点——杂谷脑（今理县）的巴士闹村，在此开始了为期半年的田野调查。这是伊莎白在中国开展的一次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田野调查。藏区调研虽然具有开创性意义，但并未形成正式出版的学术成果。伊莎白随即又投入到了第三次田野调查中。1940年至1942年间，她参加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乡村建设实验项目，来到了重庆璧山兴隆场。在此期间，伊莎白邂逅了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的英国记者、英国共产党员大卫·柯鲁克（David Crook，1910—2000)。她在兴隆场进行了扎实的参与式田野调查，记录整理了大量详实的一手资料，后来形成了著名的《兴隆场》系列著作。1942年，“二战”欧洲战场全面爆发，柯鲁克回到英国参加了皇家空军，伊莎白跟随他前往英国并与柯鲁克结婚。在柯鲁克的介绍下，伊莎白正式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在英国期间，伊莎白认识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著名人类学家雷蒙德·弗思（Raymond Firth，1901—2002）。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伊莎白开始师从弗思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1947年，柯鲁克和伊莎白返回中国，来到太行山东麓、河北邯郸武安市的十里店村开展田野调查，见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改复查和整党运动的全过程。这是伊莎白在中国开启的第四次人类学研究实践。伊莎白与柯鲁克合作出版著作三部：1959年，《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 Ten Mile Inn）一书在英国出版；1966年，作为续篇的《阳邑公社的头几年》（The First Years of Yangyi Commune）一书出版；1979年，《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Ten Mile Inn: Mass Movement in a Chinese Village）一书在美国出版。  伊莎白 二 《兴隆场》系列著作主要有英文版1本、中文版2本。英文版Prosperity’s Predicament: Identity,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 于2013年由美国Rowman & Littlefield出版社出版。中文版一本是201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Xinglong Chang: Field Notes of a Village Called Prosperity 1940–1942，以下简称“《调查》”），另一本是2018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兴隆场（1940—1941）》 (Prosperity’s Predicament: Identity,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Rural Wartime China，以下简称“《兴隆场》”）。《调查》是一本地地道道的田野笔记，按日期记录了伊莎白和俞锡玑两位学者自1940年到1942年在四川省（今重庆市）璧山县兴隆场所做的田野调查；《兴隆场》则是一本民族志，作者是伊莎白和柯临清（Christina Gilmartin），俞锡玑为顾问，贺萧（Gail Hershatter）和韩起澜（Emily Honig）是编者。两本书合在一起，完整地向我们呈现了其在中国的一次经典田野调查。《兴隆场》开展的田野调查处于特殊的学术背景和社会背景中。1940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东部大片国土丧失殆尽，南京政府不得已迁往“大后方”重庆，大批精英随政府一同西迁，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乡建运动也随之在西南地区开展。兴隆场在战前只是一个偏僻闭塞的小乡镇，加之四川此前军阀混战，省内派系林立，中央很难真正控制四川各乡镇，兴隆场可以说是国家权力较难触及的地带。而随着重庆成为战时陪都，重庆附近的兴隆场也不得不被重新划入国家的管控范围之内。即使没有开展乡建运动，我们也能想象得到，多年封闭的权力边陲地带一朝突然重新被国家管控，地方将会产生怎样的对抗与冲突，尽管这对抗与冲突在兴隆场总是隐藏在风平浪静的表象之后。虽然我们看不到公开与政府对抗的代表人物或者标志性的反叛行为，但食盐合作社的失败，各种逃避征兵的奇招妙想，仍旧严重的早婚现象……种种例子告诉我们，在兴隆场上到富商豪绅，下到劳苦大众，都切实感受到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 三 《调查》通过“地毯式”的历史调查与纯白描式的“日志”记录，再现了20 世纪40 年代初四川乡村社会的基本样态，有难得的真实感和在场感，超越了逻辑性与概念性的抽象研究，是了解民国社会多元性的难得史料。该书将各家各户的家庭状况、人员构成、经济收入、居住条件、教育程度、婚姻情况以及婚丧嫁娶、家长里短、民风民俗、地方纷争等问题的记述，散落在一个个人物故事中，使读者获得一种深切的历史在场感，触摸到民国历史的温度，同时也看到民国的不同面相。  该书将兴隆场作为主要的研究场域，“深描”该场域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结构与发展进程，展现了国民政府与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简称“协进会”）等“外来势力”、本地“袍哥”组织等“传统势力”的交锋，分析了交锋中外来改革势力被击败的过程和原因，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背景下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相较于《调查》主要按时间顺序以日记的形式呈现兴隆场中的各种琐碎日常，《兴隆场》的标题“战时中国农村的风习、改造与抵拒”精准概括了主题——战时四川地区乡镇基层与中央集权的利益博弈，也回答了弗思曾对伊莎白正在整理的书稿提出的疑问：这究竟属于地方志还是人类学？答案是地方志和人类学都要做。全书分为上下两篇，共十章，前五章“本地人”与后五章“下江人”分别对应着本书主题中的两方。上篇“本地人”主要探讨了兴隆场自晚清以来形成的社会人际关系与内在发展动力。以集市为中心向外扩展，作者回顾了辛亥革命以来兴隆场的发展历程，偏远小乡镇的集市形成因素丰富了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1925—2008）的理论体系。农业生产是当地的主要经济类型，而人口的增长、土地的内卷、地主的剥削和国家的赋税使当地大多数人仍在温饱线上挣扎。市场的出现使许多农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妇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大多数人处在贫困状态时，有那么一小部分人掌握着兴隆场的大部分财富，他们是当地的大宗族、地主、富户等传统地方精英与新兴的“袍哥”组织。说前者是传统地方精英或许并不准确，因为书中的许多地主富户往往是旧军阀退役后与当地宗族发生各种关系从而成为地方精英，他们身上没有了革命前传统乡绅身上的道德观念，欺行霸市，为敛财无所不用其极是他们的常态。后者的组成相当复杂，三教九流都存在其中，上层“袍哥”往往与地主豪绅圈有所重合，他们掌握着当地的各种资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与百姓们同样贫困的下层“袍哥”是无足轻重的。事实上，整个兴隆场的正常运作都无法离开“袍哥”系统的支持，尽管“袍哥”们并不总是在发挥积极作用——除了对抗土匪、仲裁纠纷之外，他们还贩卖鸦片、操纵市场，改革一旦触及当地上层的利益，他们就成为兴隆场与国家力量的博弈主力军。如果说上篇“本地人”部分主要描写了封闭、静态的西南小乡镇自成一体的生态系统，那么下篇“下江人”部分则将兴隆场从玻璃罩子中拿出来，放在全民抗日、国家西迁的时代背景中，探讨各路人马在兴隆场粉墨登场后，“下江人”对当地的冲击。抗日战争促使国民政府和改革家们在四川走到一起，出于改造乡村、扩大生产、增加税收、服务抗战、改善民生等等目的，乡建运动重新在西南地区拉开序幕。小小的兴隆场中，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改革家、国外教会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原有权力格局被重新洗牌。乡镇的撤并引起了当地各阶层的不满，教育普及、婚俗改革、医疗卫生事业建设、禁烟禁赌等其他方面也不甚顺利，或是因为财政紧缺，或是因为改革与当地百年来的观念习俗相悖过大，但究其根本，或许还是因为处于战时，抗战永远是国民政府的第一要务，国家没有足够的财力与精力去彻底改造乡村，铲除旧有的地方势力。也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国民政府希望这场改革能从根本上服务于收税和征兵，矛盾的是，收税与征兵本身就使得国家与地方百姓相对立，对于政府牵头主导的改革，当地居民们一开始就持抵触心理，无论这些改革是否能在客观上为他们带来好处，改革家们的理想抱负在此注定无法实现。 四 《兴隆场》是一本研究中国西南地区汉族乡村社会的“汉学人类学”经典著作。《兴隆场》的出现，无疑为为数不多的西南地区汉族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田野资料，成为我们研究当时和今天西南地区经济社会的必读参考文献。该书遵循经典民族志的书写风格，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从社会底层观察宏大世界，再进行理论反思与建构。《兴隆场》如其他民族志一样，从微观社会出发，反映出一个宏大的历史叙事。  在田野调查期间，作为外乡人的俞锡玑和作为外国人的伊莎白通过挨家挨户走访，一共调查了整个乡1497户，向我们展现了一幅西南汉族乡村的完整画卷，用比较中立的态度刻画出当地的男女老少、兵匪官绅的形象，描绘了在时代洪流席卷下，抗战时期国统区活着的底层社会是如何应对世事变迁的。正如贺萧和韩起澜在该书引言中所说，伊莎白和俞锡玑的这项研究，为中国乡村研究、川渝地区研究、国民党研究、乡村建设实验研究、变革研究以及女性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她们如实记录的兴隆场的日常生活细节，为我们保留下了当时当地的珍贵历史记忆。《兴隆场》是20世纪30—40年代中国人类学发展高峰的一个缩影。当时一批学成回国的学者和中国现代大学迅速成长积蓄的人类学及相关学科人才，刚刚接受完西方人类学学术训练，便在本土开展了大量实践。传统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即去远方客观地研究异文化的过程。对于生在四川的伊莎白而言，她是外国人但又在中国长大，兴隆场是他乡也是故乡，不完全是人类学传统中的“异文化”对象。《兴隆场》的田野调查更是跨越了70多年，最初的田野调查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但是在80年代之后，伊莎白和俞锡玑曾多次返回兴隆场进行补充调查，研究重点也从人类学转向历史学，围绕地方主义观念以及当地人对变革的态度重新组织调查材料，成书的参考书目也多为1970年之后的文本，使得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更反映出近年来人类学学科的发展变化。在人类学家与历史学家的合作下发展而成的“历史人类学”已经是目前最富成果的领域之一。如果我们可以把《兴隆场》和《调查》联在一起读，就能更为清楚地理解这场对话，并从中看到一页页20世纪40年代的田野笔记是如何诞生出今天的民族志的。《调查》忠实地记录了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伊莎白和俞锡玑这两位外乡（国）人一步一步进入社区，了解当地社会和文化，进行人类学实践的过程。而脱胎于《调查》的《兴隆场》则根据学术要求，分门别类地梳理了社会文化的不同方面，并体现出作者对自我与他者的反思。两本书合在一起，为我们完整地展示了人类学研究是如何实现的，为我们未来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模版。《兴隆场》是一本从女性人类学者视角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重要资料。该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一时期少有的、由人类学家观察抗战后方川渝汉族乡村社会的视角，而且为我们添加了另一个更为罕见的女性人类学家视角。参与田野调查与该书创作的伊莎白、俞锡玑、柯临清等人都是女性，尽管这本书并未将目光聚焦于女性身上，我们还是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们对处境艰难的兴隆场女性的悲悯与关怀。女性的身份能使伊莎白一行人快速取得当地女性的信任，协进会在医疗、教育方面的工作，尤其是她们提供的医疗服务，能使她们自然而然地参与到当地妇女的家庭生活当中。在闲聊中得知的琐碎日常虽然繁复庞杂，但也能让伊莎白她们更加深入当地人的内心世界，了解她们的所思所想，看到乡村生活风平浪静表面下的暗潮汹涌。由女性参与创作的《兴隆场》大大丰富了当时本就不多的女性研究资料，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有人认为，主要以女性作为访谈对象未免使材料过于细碎，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不利于研究者进行宏大命题的探讨。而伊莎白和柯临清40多年后对历史资料的收集则告诉我们，女性的声音在历史中具有尤其独特的魅力。《兴隆场》将细致入微的参与式田野调查与拉开数十年距离的冷静深度分析相结合，在人类学、社会学、乡村研究乃至四川地区研究方面都做出了杰出贡献。该书还为我们了解中国基层、推动基层社会变革、脱贫攻坚、全面实行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很多有益思考。基层社会一直是研究中国的重中之重，已经形成了非常庞大的研究领域，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都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已经形成了一项认知，即对于中国改革的发展，一方面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另一方面要推动基层社会变革。《兴隆场》的前半部分关注传统社会文化，而后半部分讨论了当时的基层变革，如国家机器与本土势力的合作和矛盾，外来社团与本地生活秩序的张力和冲突，婚姻与两性关系的变迁等，这种全景式的展示，可以为我们进行中国基层研究和治理提供重要参考。 五 伊莎白怀着国际主义精神，加入到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从中央外事学校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始终在岗位上勤勉奉献，推动和见证了中国英语教育的发展。她看过旧中国的过往，参与了新中国的建设，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代及更多外语人才。1981年，66岁的伊莎白退休了。退休后的伊莎白依然没有停歇。她多次返回西南地区，为当地农民解决实际困难，为贫困家庭孩子设立助学金，还前往内蒙古、宁夏、新疆和青海等地，帮助开展外语教学活动，并带队到国外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这一切，都源于她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感情。她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时光荏苒，她始终不离不弃。伊莎白说：“我们一直是中国革命的参与者，中国共产党对我们的信任使我们有了归属感，我们从不后悔来到中国。”伊莎白是一位既有中国情怀又有学术情怀、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的外国人。她是加拿大籍，却在中国生活了90多年，在中国成家立业并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有着极其深厚的中国情怀，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充满了感情。《兴隆场》中处处体现出伊莎白对田野调查的热爱，也反映出她在田野调查中的严谨治学态度。作为田野调查者，这种热爱让她和当时传统的西方人类学家形成了鲜明对比，对于研究对象，她从未有高高在上的态度，她参与了地方的变革，并在她的田野笔记和民族志中诚实地承认了她的参与。通过这样的“参与”观察和访谈而完成的田野调查，使得《兴隆场》显得更为真实、自然，更富有感情，也更容易让人沉浸其中。英国共产党（马列）2019年7月专程拜访名誉主席伊莎白，赞誉其作为观察者、参与者、认同者和建设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及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冯刚：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兰建华：北京外国语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