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传统中国士人有密不可分的精神关联。从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产生开始，虽然源自西方的知识分子精神越来越成为他们自觉的追求，但是来自其母体的士人传统与士人精神也如影随形，深深影响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然而随着近代以来百余年的反传统的传统的巨大影响，这种传统士人精神在自觉的层面上越来越被抛弃，这绝不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因为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在普遍萎靡。理想不再与急功近利，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映照出当今中国某些知识分子的“失精神”。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在现代知识分子内部，还是不断涌现对自我的反思与批判，这是知识分子得以不断回归自我精神传统的保障。 知识分子，本是西方近代以来才产生的概念。西方文化中的知识分子有其具体的涵义，并不泛指“有知识的人”，当然其首先应该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其职业身份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等脑力劳动者。但是这远远不够。杜维明将“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作为知识分子的特点。其实，现代知识分子的这些特性，与传统中国的士人传统是十分相似的。如果从文化土壤的角度而言，传统的士人传统对于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具有更为具体而深切的影响。因此，对于当下某些知识分子的“失精神”状态而言，重温孔子儒家对于士人传统精神的培育与形塑，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如果回首轴心时代孔子对于士人精神的界定，可以看到，此后两千五百多年中国士人的传统都奠基于此。而近几十年来知识分子精神的失落，恰恰在于背离了孔子所界定的这一中国传统士人的精神谱系。职是之故，当代知识分子有必要认真领会孔子对于士君子精神的塑造所具有的内在意蕴。 孔子对于士阶层精神的形塑，以笔者的看法，表现在如下几个层面：第一，“志道”——高远的理想；第二，“不器”——通达的识见；第三，“包容”——广阔的胸襟；第四，“知命”——坚定的信念。这在今日对于知识分子重现士人情怀，依然具有启示意义。  孔子研究院“志道据德”牌坊 孔子说：“士志于道。”第一次以“道”确立了士人的基本性格。道，是中国文化中的最高概念，儒家有儒家之道，佛教有佛教之道，道家亦有道家之道。道是什么？如果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道是宇宙的规律，社会的法则，人伦的规范，德性的根据，个人的理想。总而言之，道是儒家士人的精神之源。由此规定出发，士人成为价值理性的守卫者。孔子教导弟子：“志于道。”曾子则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更进一步对士人的追求进行了明确的认定。之后历代儒家对于士人精神的界定，都是在此基础上的不断延伸与扩展。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疑是士人“以道自任”的更深沉的表达。近代以来，新式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登上历史舞台。虽然他们自觉地对传统士人的传统有所摒弃，然而在精神血脉里，还是无法抹去士人精神的基因。我们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种种作为与表现，可以看到他们对传统士人那种“以道自任”精神的延续。反观当代某些知识分子，由于受市场经济下追逐利益风气的影响，丧失了理想追求，而沉浸于自我利益的维护与扩张。丧失理想的后果，往往是陷入眼前利益的追逐。以高校教师和科研机构人员为例，部分从业者以追求职称、利益为鹄的，陷于追逐科研项目的申报、科研奖励的获取、职称的晋升，其甚者以造假、抄袭来获取更高利益，更有甚者以跌破伦理道德底线来满足自身私欲，而逐渐丧失了对于国家、民族与社会的关切。作为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一旦丧失了超越私人利益的更高关怀，实际上已经堕落到可悲的境地。揆诸知识分子的定义，其实这些人已经难以归类于知识分子行列。其受到社会的普遍批评，也是毫不奇怪的。因此，通过改革，激发知识分子对道的追求，无疑是今天最为紧迫的一项任务。 志道只是知识分子的第一项规定。志道的接续应该是传道，尤其是作为知识分子最主要部分的教师群体。韩愈曾经如此定义“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教师的第一天职。士人能够通过不断的学习，理解和把握道，并通过立德、立言将道不断地传播和普及于庶民大众。而教师是这一工作的最为直接的承担者。反观今日，许多教师，不管是中小学老师还是大学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均不同程度地丧失了传道的功能。不过，越是受到传统士人影响的知识分子，越能够自觉地突破现状的束缚，努力地开拓士人传道的渠道。这得益于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士人精神的复苏。20世纪30年代，梁漱溟先生不满足于大学象牙塔内的传道，而深入乡村基层，以乡村建设为己任，黾勉从事，筚路蓝缕。今天有很多知识分子开始深入乡村，以传播和普及儒家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为己任，赓续先贤，可敬可贺。以尼山圣源书院的诸位先生为例，他们以“背着干粮为孔子打工”的自觉意识，不惜自掏腰包义务传播优秀传统文化，自觉投入到儒家文化的传播与乡村文化的重建工作之中，希冀恢复传统乡贤文化，接续传统乡绅对社会有效而积极的管理与调节，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贡献力量。这都是对传统士人精神的赓续和张扬。  梁漱溟先生 孔子说：“君子不器。”（《论语·为政》）这成为此后两千年中国士人的主流的价值取向。然而，这与现代西方的文化传统有所不同。近代以来，随着知识体系的层层分化与深化，知识的专业化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当然也不得不然。从专业发展的角度而言，这当然无可厚非。而我们必须注意到学术专业化的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知识分子也越来越丧失了通识意识，其工具性人格日益突出。揆诸知识分子的定义，这种趋向恰恰是与之背离的。试观当下的知识分子群体，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是，许多人沉迷于狭隘的知识学问的精雕细琢，而无暇思虑稍微广阔的思想命题。自然科学的专业化自不待言，即使以传统的文史哲学科而言，不仅文史哲三种学科之间壁垒分明，即使在文学、史学或哲学学科内部，也是越分越细，搞外国史的不懂中国史，搞西方哲学的不懂中国哲学，研究古代文学的对于现代文学毫不知情。甚至很多人把自己的学问仅仅限于某一位历史人物、某一部哲学典籍、某一部文学作品，除此之外，毫无兴趣，毫无所知。知识的碎片化越发凸显，通识的缺乏也就自然而然了。  尼山圣源书院 在这种专业化的趋势发展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也在不断呼吁通识的重要意义。近年来更有多所院校开设通识教育课程，进行教育教学改革，这都是值得高兴的事。如何打通文理、打通文史哲，是现代教育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也是重塑知识分子精神的必由之路。 包容是传统中国士人的一项重要精神传统。《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正是对于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对士人精神的一种界定。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息，与儒家士人对于其他外来文化的包容有重大关系。以儒释道的关系为例，儒家处于中国文化的正统地位，三者之间尽管存在着互竞的斗争和冲突，但是更多表现为互融互摄的和谐相处。这与作为文化正统的儒家士人的包容精神不可分割。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更是以谦虚学习的态度，虚心向西方学习，以谋求中华民族的复兴。今天的某些知识分子因为前面所述的理想的丧失、通识的失落，心灵越来越封闭，包容的精神也就十分稀缺了。 自古“文人相轻”，今天这种倾向依然存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比如，某些理工科知识分子看不起人文社科知识分子，某些社科知识分子瞧不上人文知识分子，某些文史哲等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又互相蔑视，等等。而这种封闭的心灵状态对于当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形塑，无疑是十分有害的。更有甚者，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孰优孰劣的对立立场，至今未能达成共识。在互相对立的情绪中，知识分子的心灵变得越发封闭。如此则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不仅不利于知识的创新，更有损于思想和文化的创造。只有当知识分子群体自觉地打开心扉，以谦卑和虚心的心态、温情与敬意的情感，面对自己的传统与作为镜子和参照的西方文化，才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完善自我，丰富自身的知识含量，扩展自身的思想深度。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知命是孔子对自己“五十”岁那个阶段的描述，也是对士人的普遍要求。所谓知命，并不意味着宿命论，将一切未来的结果诿卸于不可知的命运，反而是要自觉地意识到并肩负起应该担负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应该自觉地将“关心政治、参与社会、投身文化”作为自身的使命和本分；应该意识到，作为一个掌握丰厚知识和文化的人，自己相对于其他人肩负着更为深沉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是无法推脱的。推脱掉这种使命，也就意味着他自觉地退出了知识分子的行列。当然，每个人的天赋有别，出身、阅历、气质、性情亦千差万别，具体的历史使命也自有不同。然而，这毫不影响他对政治的关心、对社会的参与、对文化的投入。 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紧要关头，同时又面临着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知识分子更应该自觉地积极投入到这一历史洪流之中，以自身的黾勉、不懈的努力，贡献绵薄之力。批评是知识分子的天职，但是建设更是知识分子无可推卸的天命。立德、立功、立言，此之谓三不朽。从对国家、民族的热爱出发，对政治和社会的诸多问题予以批评，当然是发挥了“啄木鸟”的功能，但是这个时候更需要知识分子放低身段，踏踏实实，去研究解决问题的方法。今天的知识分子更应该自觉地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高尚的操行，引领这个社会整体的进步。  余姚王阳明故居纪念馆“真三不朽”牌匾 传统士人精神，尽管存在着种种不足，然而其优秀的精华的部分，永远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去学习，去继承，去弘扬。“溥博渊泉，而时出之。”惟有赓续传统士人精神，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才会拥有不竭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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