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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有“四心”。他说：“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勇当先锋，敢打头阵，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如果我们重读《孟子》，就会发现，习近平主席要求的“责任之心、仁爱之心”正与《孟子》的仁政学说相符。 仁爱之心源自于人的善。“人之初，性本善”，这句出自于《孟子》的人人皆知的《三字经》首句，反映出中国教育自蒙学时，就注重的“善”的培育。人们通常理解的性善论，是每个人都有善性，或者说具有成长为一个好人的内在潜质。这种从道德范畴来理解孟子的“性善论”，不能算错，但孟子的性善论在政治范畴更具有深层的意义，甚至就《孟子》的本意来说，这种政治范畴的意义更为根本，因为这种善的要求，最终的考虑标准落到为政者是否尽到了“民之父母”的责任方面。 《孟子·公孙丑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接下来，孟子论证了如果有人突然见到“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的例子。“怵惕恻隐之心”，是看到生命受到威胁与磨难，刺激内心产生的疼痛感，也就是“不忍人之心”。小孩将要掉到井里，只要看到的人都会伸出援手，去救孩子。在孟子看来，是属于人的本能。孟子排除了救孩子的其他三个原因，想结交孩子的父母，想当见义勇为的英雄，讨厌孩子的哭声。因为除了人的本能、良知，即不忍心看到孩子落水淹死的“恻隐之心”，其他救孩子的原因都不是内在于人性的。如果看到的人不去救孩子，就是“无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就不是人，“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其有四体也。” 孟子论述的“四端”就是“仁义礼智”四德的端倪、萌芽。每个人都有这个四个德的萌芽，但是并不是所有人的萌芽都可以得到成长。因此，孟子论述了“四端”之后，还需要通过学的努力，获得“仁之端”等四端的成长。值得注意的，孟子论述“四端”的存在的可能性时，只论述了“恻隐之心”的“仁之端”。在孟子看来，只要具备了“怵惕恻隐之心”，其他都不是问题。人对于同类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那么，如果人对于不同类，但同样具有生命的禽兽，如果也具有“不忍”之心，岂不更具有仁爱之心。因此，对与人们不同类的禽兽的态度，也是判断人是否具有“不忍之心”的端倪。 读《孟子·梁惠王上》，我们可以发现，孟子在与齐宣王论述仁政的起点正是从王对于一头牛的“不忍”之心说起的。孟子到访齐国，劝齐宣王“保民而王”。齐宣王心里没底，对于这种遥远的美好目标自认为很难做到。孟子鼓励他说，你可以做到。王说，你怎么知道我可以做到？孟子说，王看到有人牵一头牛从面前经过，问牵牛的人，干什么去？牵牛的人说，杀牛，用牛的血祭钟。但是，当王见到牛害怕被杀，而吓的打哆嗦的样子，心生怜悯，就说，牛没有罪，为什么要杀掉去祭钟呢？于是下令，放了牛，杀一只羊去祭钟。齐国的人听说这件事后，就嘲笑大王小气，“以小易大”，舍不得杀牛而杀羊。可是，王自己心里知道不是因为小气。王对孟子说，齐国难道还拿不出一头牛吗？但是王又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被国人误解他吝啬。孟子说，让我来告诉你吧。如果你是因为牛没有罪而被杀，被国人冤枉的话，那么，羊也没有罪啊？杀牛与杀羊有什么区别呢？王笑着说，到底是什么想法啊？我不是因为爱财而换一只羊，还惹得百姓以为我吝啬？ 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意思是说，国人误解也无伤于国君，这正是国君行仁之术！不想杀牛，是看到牛害怕，心有“不忍”，但又不能废除祭钟之礼，于是杀羊代之。由于没看到羊，就不存在对羊的“不忍”，这样做还维护了祭钟之礼，正是“得以两全而无害”。孟子之所以发现齐宣王有行仁政的可能，其着眼点正是在此处，发现了王的见牛的“不忍”之心。君子见到活的禽兽，不忍心它死去，听到禽兽将死的哀鸣，不忍心吃它的肉。人虽然与禽兽异类，但是人与禽兽都有生命。如果君子对于禽兽有不忍之心，那么，对于同类的人，更可以行仁政了。孟子论证“不忍之心”的前提是看“见”。这与《公孙丑上》篇论述“孺子将入于井”的手法是一样的。“见”与“未见”给人带来的内心感受是不一样的。“见”而“不忍”，即有“仁之端”，具备了行“仁政”的前提。 孟子的解释一下子使齐宣王心中的结打开了。他高兴的说：《诗经》里面说的“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别人的心思能猜出来，大概说的就是夫子吧。接下来，孟子又与齐宣王讨论了“非不能也”、“而不为也”的问题。应该去做，又可以做到，而不去做的事，就是“不为”。不应该去做，也不可能做到的事，是为“不能”。孟子劝说齐宣王“发政施仁”，是国君应该做的，也是可以做到的事，不去做，就是“不为”了。为政者应该做的事，自然就是为政者的责任了。 齐宣王或许被孟子描绘的仁政蓝图说动了，就请孟子教他如何去做。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至于老百姓，如果没有“恒产”，就没有“恒心”。百姓没有恒心，就会做出邪恶放纵的事情，甚至什么事能干出来。等到百姓犯了罪，然后官府去抓他们，依刑律处罚，这是陷害百姓啊！孟子劝齐宣王抓住治国的根本，即以“不忍”之心，施行“仁政”。 按照孟子的说法，“无恒产有恒心”是对士与为政者的要求。为政者是学习自然比百姓多，懂的道理自然比百姓透，那么，恒心与毅力自然要坚定。恒心即常心，无论身处什么境地，遵守社会秩序与道德规范的心。也就是说，为政者要有“不忍”之恒心，但是不能强求百姓也有。因此，士为政，就如同农民种田，各司其职。如果百姓，没有田产（恒产），就失业了。没有恒产的百姓，将会走向何方？这是士应该替百姓考虑的问题。百姓是在恒产的前提下，安分耕作，受国家役使。因此，为政者就要尽心尽责的“制民之产”，保障百姓的生存与生活。百姓的生存与生活如果出了问题，首先不是百姓的责任，而是为政者的责任。按照孟子的论证，百姓流离失所，“放辟邪侈”，犯法之后，官府去抓，那就是罔民。罔民即是为政者失责。 可见，孟子论述的“不忍之心”以及“仁爱之心”，其虽有“人皆有之”的表述，但是其理论的落脚点不是要求百姓，而是要求为政者。如果为政者没有“不忍之心”，就缺乏“仁爱之心”。孟子考察为政者是否称职的标准是以民生为标准，而保障民生正是为政者仁爱之心的体现。 梁惠王自认为自己是一个不错的君王。《梁惠王上》记载：“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当河内受灾，王实行移出百姓，移入粮食的做法，河东出现灾荒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效果并不好，于是梁惠王请教孟子。孟子给他说，你治国的方向出了问题。如果可以做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就是孟子制民之产，给百姓以恒产的仁政方案。 在孟子看来，自认为干的不错的梁惠王，是一个只顾自己，不顾百姓民生的君主。“（王）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飢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说：“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认为梁惠王不是称职的国君，其原因正是没有施行“仁政”。没有行仁政，也就没有尽到“民之父母”的责任。虽然梁惠王也采用了一些措施，但是孟子认为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不能给根本上解决问题。可见，无“仁爱之心”，没有以“不忍人之心”施行“不忍人之政”，丧失“责任之心”，细枝末节的补救无法挽回颓废的危局。 从《孟子》的整体文本来看，不难发现，孟子阐释的性善论与其仁政学说密不可分。《孟子》第一章《梁惠王上》的第一句话是“孟子见梁惠王”。在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的对话中，其主体内容是阐发“保民而王”的仁政学说。孟子的良苦用心在于试图说服当时的国君做一个有责任的“为民父母”的仁君，其前提是具有“不忍”之心的善。从这个角度来说，孟子的性善论的用意主要在于强调为政者要有仁爱之心。这种仁爱之心的检验标准，就是看为政者是否尽到了民之父母的“责任”。（来源：国际儒学联合会 作者：孔德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