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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李宗桂教授是国内文化哲学领域的研究专家，于中国古代哲学、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等方面成绩突出、颇有建树。利用世界儒学大会之便，本刊编辑部于孔子研究院儒学会馆，对李先生进行了采访。采访中，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学历程侃侃而谈，阐发了对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儒学复兴等问题的看法，见解独到，启迪良多。本文根据访谈录音整理而成，已请李先生过目，今刊发于此，公诸同好。 《孔子文化》季刊编辑（下文简称季刊）：李先生，您好！我们曾阅读过您的不少著作和文章，如《中国文化概论》、《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等等。我们的总体印象是：您主要从事于中国古典哲学、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以及现代新儒家等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并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瞩目和肯定。您治学的时间跨度如此之长、涉及范围如此之广，是目前学术界中很少见的。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您如何评价自己在这几方面的成就？ 李宗桂先生（下文简称李先生）：我的学术研究从读研期间开始。硕士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哲学，兼修古籍整理。当时我在中文系和图书馆系修课，如古代汉语、古文翻译、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图书馆学，这与我所学的专业结合起来，优化了我的知识结构。我个人觉得中国古代哲学包括整个儒家文化体系，要解决的是人们安身立命的问题，就是要构建古代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道，大而言之称为文化价值体系。中国哲学研究本质上是文化问题，不是一个纯粹的玄学问题，一方面它是形上的，很有超越性，但另一方面它又是当下的，非常具有实践性。因此，后来我就开始关注文化问题的研究。我是1982年到1985年在中山大学师从李锦全教授读研的。在我读研的后期，文化研究已经开始升温，很快发展为遍及全国的文化讨论热潮。八十年代有关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讨论，我很关注，也参与其中，写了一些文章。留校工作之后，我于1986年开设了“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当时很多年轻人对文化问题有强烈的追求，而有关中国文化的书多是长篇大论，古文一段一段甚至一页两页，晦涩难懂。有鉴于此，我在上课的基础上，写成《中国文化概论》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中国文化概论性质的教材。写此书的目的是让青年人准确掌握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当时文化讨论轰轰烈烈，八十年代后期西化的调子非常高，批判思潮非常激进，并越走越远，对传统文化几乎是全盘否定，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现象。但是从学理的层面讲，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合理性，简单的谈论、批判说谁是谁非并不能解决问题。我觉得最根本的是先了解事实，再做价值判断；先了解真相，再发表评论。我写这本《中国文化概论》，是为了让青年一代，让我们的大学生，先了解中国文化的本真，然后再去发表评论，再去参与讨论。这本书出版后很受欢迎，发行量非常大，先后获得1988年度“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国家教委第二届优秀教材奖中青年奖，并分别在中国台湾、韩国出版了繁体字本和韩文本，现已多次再版重印。从内容上来讲，《中国文化概论》主要谈的是中国古代，也不限于谈儒家文化，但儒家为主，道家、法家、墨家、佛家都有涉及；主要阐述的是思想文化，而非一般意义的文学艺术、园林雕塑等内容；最后一章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与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发展联系起来，也回应了文化讨论的热潮。可以说，我是以这种方式参与文化讨论热潮。当然，《中国文化概论》带有普及性、大众性，是写给大学生、青年人，包括社会上对中国文化有兴趣的人的书，某种意义上说，它还不是系统的、深入的研究。 就个人来讲，我最早的个案研究是“董仲舒研究”。1985年，我在导师李锦全先生指导下，完成了题为《董仲舒——秦汉思想的统一者》的硕士学位论文。目前已经发表了二三十篇相关的文章，还写了一本书——《董仲舒与中国文化》。此书写作前后历经20多年，断断续续，现在还没有交给出版社。主要原因是随着我对问题认识的深化和提高，内容在不断地拓展，见解在不断深化。董仲舒研究是对中国古代一个代表性人物的研究，同时也是对儒家文化一个代表性人物的个案研究，这项研究对于了解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有着重要意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是一个儒学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环节，他们批判性地继承、创造性地发展了先秦文化，特别是先秦儒家文化，将孔孟儒家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孔孟儒家文化在先秦时期只是百家争鸣中的一家，显学中的一派而已，并没有成为官学，没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也没有成为全社会认同的价值体系。而通过汉代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的努力，当然包括汉武帝等统治者的支持，他们合作建构起了新型的价值体系，并通过行政的力量推向全社会。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一直沿用这一价值体系。我觉得董仲舒的思想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着力进行研究，并通过这一研究探讨中国文化发展的命脉。当然，这个观点可能与学术界一般的认识不太一样，比如有人认为董仲舒是中国文化的罪人，有人将董仲舒称为“假儒家”，认为唯有孔孟才是真儒家，要回到孔孟去。其实，正是因为有了董仲舒的出现，孔孟思想的真精神才得以发扬。孔孟思想能够使国家长治久安，使个人安身立命，使仁爱精神发扬光大，人之有健全的人格得到彰显，但是这些在先秦时期得不到落实，董仲舒构建了一套体系后，又经过若干代知识分子的努力，总算得到实现。1990年我申请到国家“七五”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董仲舒与中国文化”，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知识分子的贡献彰显出来，将儒家文化的特质揭示出来，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勾连起来。 虽然董仲舒研究属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个案研究，专题、专人的研究，但是通过这个点的带动，能够探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和规律。在此过程中，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即：讲授中国文化概论、编这类书、开这门课，所为何来？要解决什么问题？其实我们最后还是要解决今天的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历史根源何在的问题，但寻求源头也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了解决中国文化的建设问题。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从根本上说，文化的现代化、社会的现代化，最终要落脚于人的现代化。这就需要一种价值依托、精神依托、人文理念的追求；这就要求我们将传统文化看成活的、有生命力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了解、认识、辨析中国传统文化，最终是要探索如何为今天所用。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我自1989年开始酝酿编写《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的原因所在。其实整个80年代的文化大讨论遍及全国，影响海外，其核心就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正因如此，我觉得应该在文化讨论的基础之上，站在当今世界发展的高度探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完成担任主编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丛书》一共5本，其中的一本《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是我写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一书也是我承担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项目《近现代中国的文化批判与价值重构——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探讨》的结项成果，1992年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近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阐述了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文化的蜕变、解体与分崩离析的过程，分析了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以及当代出路等问题，并提出创建“一体三元”现代新型文化体系。这本书将我的文化研究从古代延伸到近现代，并且落脚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明确提出了现代新型文化体系的模式及其特征。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感觉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还是不清楚，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辨析与清理。随后主编、出版《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这是我所主编的第二套丛书，为国家“八五”“九五”出版规划重点图书，主要选取中国文化史上具有代表性的19个大思想家，分为17本书，分别从其思想出发，探讨中国古代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的内在关联。 后来随着国家文化建设的发展，民族精神的问题受到重视。适应时代需要，从1995年底开始，我们启动了对于当代中华民族精神建设的学理研讨，策划、主编了《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丛书》。这一套丛书，立足于从民族精神谈当代文化建设，我个人认为五千多年以来，支撑我们不断奋进的就是民族精神。丛书中总论性的一本是《中华民族精神概论》，由我主笔，其他为分论，分别为《中国哲学精神》、《中国政治精神》、《中国经济精神》、《中国法律精神》、《中国文化精神》、《中国人文精神》、《中国教育精神》、《中国伦理精神》、《中国史学精神》、《中国文学精神》等等，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以上是我主编的三套丛书，它们整体反映了这样一个思想：我们尊重传统，承认传统文化对我们积极的影响和贡献，同时愿意继承和创新传统，并根据当代的实际积极地建设中华文化，真正实现民族复兴。我目前正在承担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研究》，就是要运用现代新型文化观念，引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价值，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提升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超越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的狭隘思维格局，超越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物馆思路和心态，超越忽视当代文化建设实际而空谈优秀传统文化的局限，创造新成果，开拓新局面。这个重大攻关项目，其重要的研究内容是儒家文化，以及儒家文化主导下的优秀传统文化的开掘、辨析和现代阐释。 另外，我的研究还涉及到现代新儒学领域。1986年，我参加了方克立、李锦全教授主持的“七五”国家重点研究课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研究》，承担了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博士点项目《现代新儒学与中国文化》。我的专题论文集《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广东人民出版1997年版）里面即有“新儒学篇”。还发表了《新儒学的形上追求及其现代意义》、《现代新儒学：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等一些论文。之所以研究现代新儒学，原因在于我认为它是当代社会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虽然有意识形态的差异，但现代新儒家的关注点也是文化的现代化问题，也是中国文化的振兴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我近些年的研究，主要是当代中国文化层面，虽然有的研究课题是传统的，但落脚点仍是当代文化建设。我主持了国家教委“七五”规划项目《当代中国人价值观与传统价值取向——建构社会主义新型价值观的研究》、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现代新儒学与中国文化》、教育部“九五”规划项目《中国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教育部“十五”重大课题《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研究》、教育部特别委托重大项目《新时期校园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教育部委托项目《中华文化前沿问题研究——天人合一的协调精神与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以及前面谈到的、目前正在进行之中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研究》等课题的研究。此外，我还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与文化建设实践研究》，准备出版《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书。此书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和文化建设实践进行了总结、探析，以专题的形式对文化建设的生态环境、文化建设与民族精神柱的锻造、“中国特色”的文化诠释、中华民族精神与当代文化建设、当代中国文化价值体系的建构、文化建设与中华民族凝聚力、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等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该书是该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哲学家丛书》中的一本，今年入选中华文化外译工程。2012年3月，我从已经发表的二百多篇学术论文和一百多篇学术文化评论中选取一批集中反映本人观点的文章，出版了个人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探讨》和《当代中国文化探讨》。 广东文化建设也是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至今已经三十多年。2008年，我们完成了《文化精神烛照下的广东——广东文化发展30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总结了改革开放30年来广东文化的发展，并强调文化精神对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我们于2012年完成了《时代精神与文化强省——广东文化建设探讨》，集中从文化和时代的层面探讨广东时代文化精神，并重视文化学建设对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特殊意义，从学术与实践相统一的层面把文化强省建设的目标落到实处。此外，我个人的关于广东文化建设的论文集《广东文化的多维思考》也于2012年3出版。2012年8月，由我牵头组织并主笔的《文化建设公务员学习读本》也已出版。 总结起来，我的研究从中国古代哲学具体是董仲舒开始，到中国文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建设问题，同时还有现代新儒家研究。所以总体上来看我所作的研究比较杂，涉及面比较广，也可以说是与时迁移，学术界关注什么问题，我作为文化人积极地参与。基于我们这一代人出生、成长的社会背景，多少有些淑世情怀，有点社会使命感，但我个人并没有多少能力，没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伟目标，只是想通过自己的努力，用学术的方式参与现代化的进程，关注社会，关注人生。按照这样的思路与目标，我的学术研究可以总结为：“从传统观照现代，从现代反思传统”，即传统与现代的双向思考，最后落脚于中华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复兴。这只是尽己所能地作了一点学术努力。我自己感觉这一学术努力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现实性。 季刊：刚才您提到曾主编、出版《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这套丛书在国内外产生重要的反响，得到学界的肯定。您能不能谈谈这套丛书最初是如何规划的？在各个时代的大思想家选择上有着怎样的标准？ 李先生：当时策划这一套书，首先列了许多人，从孔子开始，老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墨子、董仲舒、王充、王弼等等，这一批人我们称之为大哲学家、大思想家。我们觉得单纯地从哲学层面去探讨他们是不够的，他们在历史上最大的影响是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对中国文化价值体系与民族心理的影响。策划这一套丛书准备解决的问题是：第一，真正了解和发掘这些思想家在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不是为了单纯地肯定或者表彰他们，而是要了解他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对中国文化的构建和发展所作的努力和贡献；第二，从他们的身上，探寻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而研究中国文化发展的特质与规律，包括思维方式、理想人格、价值观念、国民品性乃至审美情趣等等；第三，从一个侧面揭示、解释中国文化史，昭示当今中国文化建设的应有路向。 至于各个时代的大思想家选择标准，当时也是研究了很久，最后确定的选择范围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在思想领域、价值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并且有独立、系统著述的人物。标准确定，所选人物也基本确定。先秦有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韩子、墨子。当时有人提出周公当入选，可是周公事迹很多只是传说，不能坐实，最后放弃。汉代及以后有董仲舒、王充、王弼、惠能、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黄宗羲、戴震、王夫之等等。这套丛书共十七本，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我个人总体的看法是：只有清晰地把握这些不同时代具体人物的文化思想，以及他们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才能写出一部有质量的中国文化史。 季刊：如果说您在中国“文化史”方面的建树，是顺应近年来传统文化“热”中的“冷”思考，那么，您的《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一书则是对传统文化转型“冷”过程中的“热”展望。您能不能谈谈儒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有着怎样的作用？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和复兴，儒学怎样才能走出困境？ 李先生：这个问题我感觉很重要。首先要肯定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儒学是能够起特定作用的。不过儒学是一个内容丰富、复杂的有机整体，具有两重性。其一，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构成，且它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儒学的价值理念、传播方式、实践方式都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国作风、做派，从这一点上讲我们不能割掉传统，抛弃儒学。如果我们承认任何文化都是特定的民族意义上的文化，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世代相继、长期奋斗创造出来的文化。今天，我们讲要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在2005年初，应《人民日报》之约，我撰写了《重视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一文，就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应当注意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从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的一面对待民族传统文化，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注意保持并努力发展文化的民族性，尊重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合理利用传统文化这个重要资源。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有其合理的成分，对于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发展曾起到积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正视这份遗产、这份传统，而且要积极地对儒学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吸纳它为现代社会服务。换句话说，儒学的精华在今天仍然能够起积极作用。我曾做过一个讲演《仁义礼智何处寻——孟子思想的当代意义》，指出目前社会大环境是浮躁的，急功近利的，行为失范，价值失落，而孟子的思想可以作为当代社会空气的净化剂，从个人的内在修养出发，有助于重建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在我看来，“仁义礼智信”——五常也是有生命力的，有助于培育现代人健全的人格，应该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予以光大。当然儒学还有很多好的方面，我不再细举。其二，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儒学内部还含有很多负面内容，像“三纲”、“三从四德”等。概言之，其负面的内容主要在于政治文化领域，比如说尊君卑臣，为专制政治张目的一些东西。现代新儒家徐复观也在《汉代思想史》中对儒学的专制政治思想做了严厉的批评。对于我们今天来讲，文化建设重在“立”，需正面去吸收、转化、提升儒学在这个时代有积极意义、有生命力的内容为我所用，发挥其积极作用。 目前，我认为，儒学要实现自身的价值，实现复兴，走出困境，有许多工作要做。第一，儒学要面对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今天我们理解儒家思想，并用它批判现实、抨击现实，这是对的，但这并不是说儒学和现实过不去，儒学要积极地融入、参加到现代化建设中来。换句话说，即儒学本身要现代化，要适应现代化，参与现代化。第二，儒学的优秀成份，必须要有承载其价值理念的阶层性群体。任何一种价值理想，要想落到实处，必须有一个承载它的整体性的载体。在传统中国，承载传统儒学价值理想的，是整个官僚行政系统，是各级官吏、士大夫，类似今天的公务员系统的人们，以及知识分子阶层。如果没有这样的群体，儒学就很难走出困境。第三，儒学要真正实现自身价值，要和广大民众的现实关怀相结合，同时和政府的文化发展战略相结合。我们不能媚俗、媚上，但也要合理地、理性地通过行政的力量、渠道来传播自己的思想。历史上，董仲舒之所以能够成功，不在于他多么伟大，其实他是利用了汉武帝的行政力量，即统治者的政治力量，将之制度化，使儒学立为一尊，广泛传播开来。因此今天我们弘扬儒学还要讲究策略，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要融入这个社会，使自己的观点更有吸引力、亲和力， 季刊：除了研究通史性质的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外，您还是当前广东省区域文化的规划与建设专家。过去人们常常认为，先秦时期长江以南的楚文化比较落伍。然而，近年来新出土文献似乎表明，战国时期此地已经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您赞同此种看法吗？通过考察广东区域文化史，儒学对此区域有着怎样的影响？在当前广东省的文化建设中，孔子儒学在其中起着怎样的作用？对当前山东区域文化建设和提高文化软实力有怎样的借鉴意义？ 李先生：广东属于岭南地区，它的文化属于岭南文化，不属于楚文化，并不是长江以南都属于楚文化。有这样一种说法，广东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地，我赞同这种看法。近代以来广东地区英雄辈出，鸦片战争、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合作等皆从广东开始，故而人称广东为“四地”，即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起源地、近代民主革命的策源地、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原因在于它的文化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学者们讨论岭南文化有若干特征，一是崇尚实用，二是重视现实，第三远儒。远儒的意思是，它偏处岭南，正统的以儒学为主的官方文化对其影响比较淡薄。这只是某些学者的一种看法，我对此持保留态度。我个人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岭南文化也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一个特点，即实用理性，重视实际与实践。其实岭南文化是一个很复杂的矛盾综合体，它吸收了儒家文化的长处，受其影响，从古代到近现代它的整个架构和基本体制还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所以远儒性还需要讨论。只能说它不像内地受儒学影响那么直接，而是有所变通，但并未脱离儒家文化的框架。近代以来广东的一些知名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他们的作法也是如此，如孙中山在1894年同盟会成立时，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振兴中华”即体现了中华文化自强不息的基本精神，而“自强不息”一词出自《周易》，还是儒家文化的表现。他的三民主义，其中的民族主义即表现了典型的儒家情怀，从本质上讲三民主义还是属于儒家文化范畴，是传统文化的先进方面与西方现代民主政治相结合的产物，既吸收、创发了儒家文化的优秀内容，也借鉴、吸纳了西方的先进文化。 一提到山东，大家都会想起“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具体到儒学对山东文化的建设意义，我个人认为，如果很好地挖掘、开发儒学，而不是简单的商业化、庸俗化，真正吸收其精华，赋予时代精神，使之成为山东全省上下自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对于提高全省人民的素质当是有重要积极作用的，这也是山东最大的软实力。 季刊：去年广东“两会”期间，省人大代表刘小峰和另外8位代表联名提议，为重拾道德，广东应该在大学城、科技城、知识城和海心沙或白云山等地树孔子塑像。您如何评价这一事件？ 李先生：对于省人大代表提议树孔子像一事，我有所关注。刘小峰先生是一个企业家，首先，我觉得作为企业家关注儒家文化、关注孔子，这是好的事情。儒家文化的一个作用是，矫正人的物化倾向，使之走向人化方向，所以有这样的提议是好事。其次，在广东这种商品经济比较发达、商业氛围浓厚的地方，有人愿意崇尚人文理想，认可儒家思想的价值，也是一件好事。具体到这件事情，在大学城、科技城、知识城、海心沙或白云山等地树立孔子塑像的提议，我认为则过于理想、主观化。仅仅通过在城市的中心地、标志地或者重要公共文化场所树立孔子像这一方式来解决道德问题，是把道德建设看得太简单了。我们现在所树立的各种塑像，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招牌而已。靠树孔子像，来弘扬儒家文化，不是治本之法、高明之策。这一方法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需要做的是宣传儒学优秀的道德理念，使人具有道德感或者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人人向上、向善。 季刊：为重拾道德，为避免此类活动流于形式，在塑孔子像的同时，为使儒学深入人心、儒学复兴见实效，当前更紧迫的任务应该是什么？ 李先生：首先关于儒学复兴这一问题，我推荐大家看汤一介先生《关于儒学复兴的思考》这篇文章，很有启发意义。目前要使儒学真正的为大众所了解，要使儒家的正面价值、孔子所倡导的健康理想能重新为人民所认识，儒家文化积极健康的内容得以光大，即如上所说，首先要有承载儒家文化价值理念的载体。这一载体并非一两个人，而是阶层性的群体，具体说来就是我们的公务员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中国古代就是这样，社会主流的价值观靠官员和士大夫来承载的。所以目前我们的公务员群体和知识分子群体，需要认真去学习、了解儒家文化，吸收其精华。第二，我们要从制度上保障包括儒家文化在内的民族传统文化落到实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能够用现代的方式为儒家文化的精华赋予现代涵义，使之时代化，包括用现代的传播方式使之大众化，传播开来，这样儒学的内容和思想理念才能深入人心。（原载：《孔子文化季刊》总第10期 作者：李宗桂，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孔子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