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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一直是20世纪直到今天、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界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虽然进入近现代以来，孔子思想已不再是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但她依然是一种无法被忽视的文化力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孔子思想经历了猛烈的批判，但正是这种批判，更加彰显了她的重要性，反证了她在现代所具有的生命力，让人们重新反思，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深厚历史文化传统的国家，传统的遗失根本是不可能的，在精神文明建构方面不可能割断传统的连续性。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世界人民共享的一种文化资源，可以在重构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时至今日，人类在经历了农业时代、工业时代后，已进入新媒体时代，处在古今中西文明和信息大交汇的潮流之中。中国也加入了经济、科技飞速发展，文化、文明互通交流的大潮中。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各种信息、资讯、思想、观念、文化观、价值观能够更加开放、自由地进行交流，信息传播的渠道更加畅通。在报纸、杂志、广播、电视四大传统媒体之后，逐渐发展起来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移动技术为支撑，利用计算机及网络向人们提供信息的新媒体形式，人们可以通过网络、IP电视、移动电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获取信息。正是由于这些新的传播形态和媒体形式的出现，如今的时代也被人们称之为新媒体时代。 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孔子文化如何参与新文化的建构，如何绽放新的生命力，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立足中国本土文化，扎下根来吸收其精华，并将本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与时代相结合，进而创造出新文化，是现代文化建构的基本路径。 （一）保持本土特色，与多元文明互通交流 新媒体是一种新的文化传播的载体。不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她所承载的都是文化的内容。而内容是传播的前提。一种文化只有葆有自己的特色和独特内涵，然后才有传播和交流的资本。现代新文化的构建，不是一种文化唱独角戏，而是多种文化元素合理配置，形成良性的结构，构成一个多元文化系统。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参与到新文化的建构中，正是因为她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在文化上要葆有自己的文化特色和思想传统，应该重新认识、整理自己的文化传统。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失去了民族的特色，经济上科技上再发达，也失去了意义。我们常说，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吸收其他一切文明的优秀成果，但问题是，如果我们连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都抛弃了，更何谈吸收其他民族的文明精华。 文化的民族性与经济的发展、政治的进步并不矛盾，与文化的世界性也不矛盾。在文化上立足传统，融会古今中西，谨慎、保守、温情脉脉地对待民族文化传统，是现代文化建构的基础。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指出社会的价值结构可以是多元的、复合的，他主张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政治上的自由主义，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这三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在文化方面，他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连续性，以此作为维护文明秩序的必要条件。他说：“传统在保障文化的生命力方面是不可缺少的，它使记忆连贯，告诉人们，先人们如何处理同样的生存困境的。”（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等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24页） 可以说，中国文化中的人文价值传统不但不与现代化对立，反而可以在现代化中发挥影响力。“中国社会的现实并不是什么儒家伦理化原则作为精神枷锁束缚人和社会的现代化，相反，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投机主义以及无掩饰的贪欲在社会弥散，近年已有愈演愈烈的趋势，青年一代在价值虚无的气氛中无所适从。”（陈来：《传统与现代——人文主义的视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3页）在这种情况下，古代人文传统不但不会对现代化造成阻碍，反而可以消解现代化带来的弊病。这一人文传统虽然与富国强兵无关，与功利主义无关，但可以提供给人们做人的道理、人生的意义、处世的原则规范，乃至对宇宙、自然、人类命运的基本态度。这一人文传统不但不会因为社会的现代化而失去价值，反而可以在多元文化结构中扮演较为积极的角色，作为一种深厚的精神气质对社会文化领域产生影响。 我们今天在发展经济、科技的同时，还有一个文化的使命，一个思想的使命。文化思想是社会大众共同的事业。我们应该认识自己的文化传统，承继传统，把握现实，同时，对其他文明虚心接纳，互通交流，既不排斥，也不盲目崇拜。从我们的文化之根上做起，通过把握历史传统思想，借鉴其他多元文明来开创我们时代的新思想，完成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二）结合现实，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寻求发展 如果说在文化建构中保持传统文化的本土特色是基于民族精神或文化认同感，那么关注现实，与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便是伦理道德的需要。这既来自于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伦理秩序破坏的反思，也来自于对传统文化中德性伦理价值的肯定。当我们看到某个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伦理出现问题时，往往不由自主地向传统文化中寻找解决方案。这说明现代社会并没有割断与传统的联系，传统在现代仍具有影响力。传统要在参与现代新文化的构建中获得发展，必须要关注现实，“结合现代生活而加以阐释和调整，使其基本原则和德性培育的功能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得以保持”（同上，第34页）。这是传统寻求现代发展的方向，只有这样，她才能葆有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传统不能解决现代化出现的所有社会问题，但她会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增加一种思考维度和解决路径。任何事物都是一把双刃剑，新媒体也不例外。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新媒体在带给人们全新、开放、便捷的信息体验的同时，也引发了社会伦理层面的诸多问题：“受到商业利益的驱使，一些运营单位为追求转载量、社会轰动效应，及背后的利润，沦为‘标题党’、‘狗仔队’，传播未经甄别、核实的信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往往被混淆，容易暴露个人隐私，此外，网络新媒体受众具有不同的价值取向、社会文化背景，因此对传播内容的态度有较大分歧，一些网友会因意见相左而互相谩骂攻击。”（段伟文：《网络新媒体发展需植入伦理考量》，《人民日报》2016年3月15日）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是人们的单纯经济利益思维，片面追求利益最大化，丢掉了对伦理道德的考量。如果新媒体企业和运营商们在谋求发展的同时加入伦理的调试，在利益与伦理之间寻求平衡，会避免很多弊端的产生。 不仅在新媒体领域，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都在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从政界到商界，从公务员、教师到工人、学生，从国家领导人到平民百姓，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强调文化修养的重要。在国家层面，国家提倡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传统文化的发展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在社会基层，人们开设推广传统文化的学堂、讲堂，举办读书会、网络课堂等，利用多种渠道在民间开展传统文化学习活动。从懵懂幼童到白发老翁，从政府官员到普通百姓，人们开始不断重视通过学习传统文化，吸收前人智慧，提高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种种现象表明，在物质文明发达的现代社会，人们有传承精神文明、建设新时代文化的心理需求。这是传统文化在历经数次打击之后，始终没有被打倒，依然葆有生命力的体现，也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和发展契机，为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结合带来可能。 （三）深入浅出，立足群众，讲清楚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源头，是中华民族的标识。一个民族如果丢掉了自己的源头，就不知道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就失去了自我认同感和民族凝聚力。现代社会为传统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氛围，带来了契机，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自身的理论建设变得尤为重要。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同志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传统文化深入人心，是中华民族精神基因的传承。”他认为，“我们国家的话语权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增强了，儒家文化、孔子、传统文化有影响力，孔子研究成为世界性的题目，提出了新的要求。要因势利导，深入研究，在东亚文化圈中居于主动”。对于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播，他提出了“四个讲清楚”，其中包括“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看似简单的“讲清楚”，其实真正讲清楚并不容易。传统文化经历了两千多年历史的风霜洗礼，我们对她既熟悉又陌生，需要重新认识她，在认识的基础上创新，重新建构适合时代发展的文化，使她能够“开卷有益，与时俱进”，“具有社会融入性、时代性”。 长期以来，我们将传统文化作为一种高深的学问，关进书斋里进行研究，脱离生活，脱离实际。了解传统文化的人仅限于专家和学者，而普通百姓对其知之甚少，结果造成了传统文化越讲越讲不清楚。其实圣人之学、孔子之道是不脱离人伦日用的。她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而是根源于生活，普通人也能做到的道理。一个一字不识的人也可以践行这个道理，在行为上不背离传统文化。《中庸》讲：“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所谓“中庸”，“人人能知，人人能行，此始为中庸之道”。（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3页）圣人作学问并不是隔绝群众，凭空臆想的，而是以群众作为学问的出发点，从群众的广大德性中形成既精微又高明的思想。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圣人无常师，他向生活学习，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大群众之中庸，即圣人之师。大群众之思想，即成为圣人之思想。惟大群众不自知，而圣人则学问于大群众而知之。亦惟此乃成为大知识，亦惟此乃成为大思想。”（钱穆：《中国思想通俗讲话》，第5页）圣人从群众的行为中体悟出中庸之道，并将其形成一种高明的思想。因此可以说，传统文化就包含在广大群众的行为之中，包含在社会风俗习惯的陈陈相因之中。她从未脱离群众，脱离社会，脱离现实。她之所以时至今日依然葆有生命力，正是因为她是扎根于生活，可以落实在生活中的学问，是生命的实学。正所谓道不离人，学亦不离人。 因此，我们研究传统文化，建构现代文化的理论体系，要立足社会、立足现实、立足实践，深入研究；同时要深入浅出，向群众讲清楚文化的本质，让群众能实践出来，将文化的精神落实在生活日用中。 （四）运用新媒体，传播民族文化资源，体现时代性 作为一种新兴的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传播载体，新媒体较之传统媒体而言，对文化的传播更快速、更有效、更广泛。她具有数字化、交互性、多元性、开放性、共享性等特点。所谓数字化，是因为她以计算机、网络等数字科技的发展为依托。所谓交互性，是指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单向信息传播方式不同，她可以与用户之间进行信息互动，信息的传播更具有针对性和指向性。所谓多元性，不仅指传播内容的多元，也包括传播渠道的多元。此外她还具有开放性、共享性的特点。通过利用新媒体，人们可以更加轻松、便捷、准确地获取和传播信息。 在当下纸质媒体和网络媒体交互融合的快速发展态势下，利用传播内容和传播渠道的有效配合做好传播文化的文章，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和要求。任何有助于文化传播的媒体呈现形式、传播渠道都可以加以利用。所以，传统文化的传播应该在利用书籍、杂志等传统传播渠道的基础上，拓展互联网等新媒体渠道。新媒体的发展为传统文化资源的传播提供了新的平台和广阔的环境。运用网络、IP电视、移动电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新媒体手段，可以更快捷、更有效，更广泛地传播传统文化，拓展文化传播的渠道和效力。通过新媒体渠道所传播的文化内容以及由此营造出的文化氛围将会对社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在利用新媒体传播文化方面，故宫博物院做出了积极的示范。他们利用手机软件App传播传统文化，设计推出了“每日故宫”App，以生动、形象、易懂的方式展现故宫藏品，将人们难以目睹的藏品展现在世人面前。她所推出的《胤禛美人图》《紫禁城祥瑞》《皇帝的一天》《韩熙载夜宴图》等App，均运用高科技多媒体手段，利用AR技术（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技术，简称 AR），通过画面、文字、配乐、音频、视频等多种元素展现艺术作品，并且将原本晦涩艰深的专业学术内容通过故宫专家的音视频进行生动讲解。这是将传统文化通过新媒体得到有效传播的创新做法，它将传统文化和新媒体很好地融合，有效地在更广大的受众面前展现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传统文化要想更加有效地传播，必须丰富完善传播渠道，整合媒体资源，采取富有时代性的传播方式。我们应该合理利用新媒体平台，将科技与文化融合，在新媒体这一平台上推广文化，让传统文化走进生活，贴近群众。我们应该站在国际视野上，利用新的传播手段，用更易懂、更完美的方式，展现中国文化，扩大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五）关注青年群体，扩大传统文化对青年的影响力 在新媒体的用户群体中，青年占据绝对优势，因此，主导新媒体时代的发展趋势的仍然是青年群体。他们既是新媒体的主要受众，同时又是新媒体的主导者。一方面新媒体对青年产生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青年也影响着新媒体的发展方向。在这点上，现时代的新青年在新媒体时代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对社会的主导作用有相似之处，他们堪称新媒体时代的新青年。 青年代表着自由、进步、进取，他们是现代新文化建构中的重要力量，他们的文化选择决定着未来文化的发展方向，他们的价值观影响着社会文化氛围。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现代青年的态度与五四新青年相比，更加缓和，也更加成熟。有些青年对中国文化的热衷有增无减，也有些青年对传统依然采取排斥反对的态度。但随着文化的日益多元化，人们在重新审视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的理解日益加深，青年对待传统文化的吸纳度也会提高，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传统文化融入到现代生活中。 现代青年是新媒体的主要受众，因此新媒体是影响青年文化选择和价值观的重要媒介和渠道。在推广传播传统文化中，利用好新媒体，可以更好地在青年中传播文化，推动青年与传统文化展开良性互动，使传统文化在新媒体文化的传播与构建中发挥应有的影响力。 总之，以孔子为代表的文化传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有所担当。在数字化信息化迅速发展的新媒体时代，她可以参与到现代新文化的建构之中，这既是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的体现，也是现代文明之所以能既彰显时代性，又保持民族性的必由之路。（原载：《孔子文化季刊》2017年第1期 刘敏，孔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