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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春秋乱世，孔子到处奔走，寻找参政机会，所以有许多人便以为孔子是个官迷，一心想得到权力。孔子的确关心、也希望参与政治，但是他参政的目的是实现政治理想，使民众安居乐业，而且他参政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透过对文献的分析，能更好地把握孔子积极参政背后所体现出的现实关怀。 一、孔子对参政的期许与努力 孔子的弟子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张》）实际上孔子本人也是“学而优则仕”的践行者。只是，孔子的“仕途”比较坎坷。 孔子从年青时就有对从政的期许。《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这应该是孔子母亲去世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当时的孔子只有十六七岁。鲁国的执政之卿季武子举办招待士的宴会。其目的一方面是讨好士阶层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是从这些士中物色需要的人才。孔子了解季氏“飨士”的用意，他也希望自己能够被选中，从而得以参与政事。因此，孔子不顾自己还在为母亲服丧期间，便前往，但他遭到季氏家臣阳虎的阻拦与羞辱。这次参政希望的破灭，并没有使他放弃对从政的追求。 三十岁以后，孔子对参政的期待表现得更为明显。孔子曾自谓“三十而立”。三十岁时的孔子，经历过了幼年丧父、少年丧母的人间悲苦，也经历了生活困顿的磨难，然而，他在此期间并未沦落、自弃，而是加倍努力地学习各种文化知识。因此，到了三十岁，孔子无论是从人生阅历，还是从知识储备等方面，都已渐趋成熟。同时，他的这些道德与知识，也获得了人们的尊重与认可，在当时的鲁国已经小有名气。因此，这时候的孔子，对从政表现得信心满满，极为迫切。他曾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但是，在世卿世禄制度依旧盛行的鲁国，国家的政治大权被完全操作在“三桓”和其他世卿手中。出身低微的孔子，怎会那么容易就跻身仕途呢？ 鲁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发生内乱，致使昭公外逃，鲁国政权遂被季孙氏把持。面对这样的政治局面，孔子极为失望，已经 34岁的他不得不选择出走，寻求明君。孔子离开鲁国经过一番辗转到了齐国，想在齐国施展才华。他一度屈身做了齐景公重臣高子的家臣，也一度得到齐景公的赏识，齐景公甚至曾想以尼谿之田封孔子，但遭到晏子的阻止而未遂。孔子在齐国并没有得到具体的任命，政治抱负自然无从谈起，后来，齐景公以年老为由对孔子下了逐客令，孔子不得不离开齐国，返回鲁国。 鲁国当时的政局急剧恶化，鲁国“三桓”及其他世卿之间相互争夺，无暇顾及自己采邑内部的事情，这些大采邑便沦落到完全由家臣和邑宰控制。这也正是孔子曾说的“陪臣执国命”的政权旁落状态。 面对这样的政局，孔子表现得非常矛盾。一方面，他主张“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无道则隐”，鲁国严重恶化的局势让他不愿涉足政治；另一方面，他非常希望通过参与政治治理来改造失序的社会。因此，在出仕与否这一问题上，孔子表现得非常苦闷，也非常的矛盾。例如，《论语·阳货》篇记载季氏的家臣阳货（即阳虎）控制政权，他想拉拢孔子为他效命，孔子对阳虎虽然很反感以至躲避着他走。但对阳虎的劝说，他又有所心动，说：“诺！吾将仕矣！”但面对阳虎这样的人，他终究未涉足政治。又，鲁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也叫公山不狃），打着“张公室”的旗号对抗季氏，准备在费邑发动叛乱。公山弗扰知道孔子急于出仕，便派人前去邀请孔子。孔子不知底细，便接受了邀请。弟子子路知道了这件事，很不高兴，他对孔子说：“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意思是说，实在没地方去，那就算了，为什么一定要到公山弗扰哪里去呢？孔子解释说：“夫召我者，而其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认为，公山氏不会白白地召我去，如果有人启用我，我将把文武周公之道在东方复兴起来。但由于公山弗扰最终暴露了自己的真面目，孔子最终也没有到他那去。 可见，孔子对参政非常期许，他曾自称自己“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希望能遇到一位能赏识自己的明君。可是现实的政局没有这样一位明君，孔子又不愿同流合污。最终只能是开学授徒，等待时机。 而这一等待，将近二十年。直到鲁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鲁国统治者为了稳定国家的政局，任命当时已51岁的孔子为中都宰。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可见，孔子为政有方，成就斐然。第二年，孔子也因此升任鲁国的小司空，后很快又被提拔为大司寇，成为掌管国家司法、刑狱和社会治安的最高长官。这次出仕，可以说实现了孔子多年的梦想，终于可以一展才华，实施抱负了。的确，孔子在任期间，在齐鲁夹谷会盟中为鲁国赢得巨大荣誉，也提出了“堕三都”的这一强公室，杜私门的计划。从中都可见孔子的政治才华与为政理想。但在当时的政局下，孔子再好的理想与抱负也都难以最终施展。“堕三都”因“三桓”势力的强大而失败，孔子的政治生涯也由此终结。 综观以上，孔子一生都千方百计寻找“从政”的机会，希望得到重用，当然孔子并不是一个官迷，他之所以积极参政，是为获得能够施展抱负的从政机会，是为了谋道，而不是谋食。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有了学问和能力之后，参与政事，可以实践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匡时救弊，使国家安定富强，给民众带来福利。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只要一“为官”，就大力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二、孔子的从政为官之道 孔子提出了从政为官之道，对当政者而言，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当政者应有仁德。孔子认为管理国家的工作者必须以仁德为指导思想，这样就会象北辰一样，处在他的位置上得到众星的拱卫：“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个德必须有高超的智慧，要兼顾社会各阶层的生存空间，生存利益，才能够得到社会各阶层认可，这不仅需要智慧，也需要仁德。那么当政者需要什么样的仁德呢？孔子认为当政者应具有“五美”。所谓“五美”，是孔子在与子张谈论从政者品德时提出的：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 “惠而不费”是指让百姓们得到恩惠而自已却无所耗费；“劳而不怨”是指只让民众做他们有能力承担的事，那么民众自然不会有怨恨；“欲而不贪”是指要追求仁德而不贪图财利；“泰而不骄”是指君子对人，无论多少，势力大小，都不怠慢他们，这样才能体现为政者品行的公正和谦逊；“威而不猛”是指为政者举止应显示其庄重威严，令人敬畏，但是不能以凶悍暴戾的手段对待百姓。只有拥有这五种美德，才能不徇私，不枉法，这才是正天下的基础。但是由于当政者总是先考虑自己和自己所属阶层的利益，孔子认为这便是“私”，是为政的最大忌讳，因而为政首先要去私。傅玄所说：“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公道亡，则礼教无所立；礼教无所立，则刑罚不用情；刑罚不用情，而下从之者，未之有也。夫去私者，所以立公道也，惟公然后可正天下也。” （《傅子·问政》） 其次，要“正名”，即要制定并遵从一套礼仪规章制度。所谓“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名不正就会导致社会秩序的混乱，孔子打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说：“觚不觚，觚哉！觚哉！”（《论语·雍也》）觚不像个觚了，这也算是觚吗？孔子概叹当今事物名不符实，强烈要求“正名”。当时社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状况，是孔子所不能容忍的，他认为只有有了“名”才可以“拨乱世，反诸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他所推崇的周礼就是因为有一套可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礼记·哀公问》)的制度，所以是规范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理想制度。而周礼是已经存在的，人们所要做的只是正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 鲁哀公十年（前485年），卫国的国君卫出公准备聘用孔子。子路听说后，就去问孔子：卫君正等着先生去实现政治主张，您准备第一件事干什么呢？孔子说：“正名!” 所谓“正名”，就是要使“名”与“实”相符合，也就是要求每个人都要遵从合乎道德的礼仪标准。他甚至批评那些隐士破坏了礼仪：“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 其三，要“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也就是说当政者要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孔子特别强调当政者要做到“修己”、“正身”，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孔子作为“公”的主导力量，当政者能否“身正”是关系到国政能否治理、百姓能否稳定的大事情。他对鲁国的当权者季康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敦敢不正？”（《论语·颜渊》）“政”的意思就是端正。作为官员自己带头端正，作出表率，谁人敢不走正道呢？有一次，季康子向孔子咨询通过刑罚治理国家的问题：“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指出：“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可见，孔子反对依靠暴力手段“折民惟刑”，他认为当政者如果不用道德来感化老百姓,而采取暴力手段对待人们是行不通的。因为在孔子看来当政者就像是“风”，百姓就像是“草”，如果当政者能行善，老百姓自然就会跟着向善。而现在正是由于季康子没有对老百姓进行很好地教化引导,没有从根本上为百姓向善创造条件,因此这完全是当政者本身的过失,根本不能归罪于老百姓。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 那么怎样才能做到“身正”呢？具体的做法不外乎提高为政的修养。在《论语·宪问》篇中，孔子和子路的一段对话说明了孔子的立场：“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尽管“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但是孔子认为当政者还是应该朝着这一方向努力。 当政者还应该以礼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当政者的言行直接对百姓产生风向标的作用，当政者以礼为政，取信于民是非常重要的。当政者只有做到“好礼”、“好义”、“好信”，以礼为政，才能要求臣子和百姓“事君以忠”，“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 其四，要“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即要让百姓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孔子是与弟子谈论国家治理问题时提出这一看法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他要求当政者务必关注百姓的愿望和要求，尽可能满足民众最基本的物质利益需要。“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论语·子路》）在孔子看来，百姓富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基本保障，更何况民众的利益和君主的利益，从根本上说是一致的呢。正如孔子的弟子有若所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老百姓富足了，当政者也就富裕了，公私实为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富民、惠民的“公”在一定程度上也保全了“私”。 其五，孔子认为当政者要以礼导民。当政者应该做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子路》））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当政者如果使用政法来诱导百姓，使用刑法来整顿百姓，人民只是暂时地免于罪过，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来诱导他们，使用礼教来整顿他们，那么就能收到人心归服的效果。对那些试图依靠暴力手段“折民惟刑”的做法，孔子提出严厉的批评： 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 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总之，在孔子看来，当政者如果能提高自身道德，那么就能实现安定有序的局面，这就是莫大的“公”。虽然孔子的出发点是维护宗法秩序，但是对于规范当政者的行为，维护人民利益还是有着重要意义的。 【参考文献】： 1．苗春德、程凯：《孔子的忧患意识、参政意识和教育救世思想》，《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 2．林松波：《略论孔子的政治个性及原因》，《克山师专学报》，2004年第3期。 3．景 云：《论孔子的政治情怀和他对中国传统士人的影响》，《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04期。 4．刘斯翰：《论孔子“仁”的伦理与政治实践意义》，《山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原载：《正本清源说孔子》，作者：齐金江，孔子研究院信息联络部部长、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