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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社会上兴起了一股“国学热”。但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很多人仍然是“一知半解”，存在不少认识问题。 第一，对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认识不足。春秋战国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人们常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予以描述。但是，这一理论没有关注中国文化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事实上，学术研究与考古材料一再证实，尧舜以来中国文明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百家争鸣”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看不清中国文明的绵延之路，就容易妄自菲薄，就很难理解传统思想的高度与深度。 第二，对经学典籍的价值认识不够。经学是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这是中国独有的学问。儒家经典以“六经”（或“五经”）为核心，及于孔子及其后学遗说，包含着深沉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国学像一棵生命之树，只有区分主次，知其本末，才能培育浇灌，生生不息。弘扬儒学而弃经不读，无异于舍本逐末。当然，我不是鼓励大家都去读经，但如果你是搞这方面研究的，却不能不注重这一环节。现在社会上所谓的读经班，大多形似而神不似，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读经”。 此外，在对儒家经典等文献的认识上也存在问题。例如，不明古书传流的一般规律，不能动态观察古书的形成过程，造成对古书的很多误解；不能整体把握学术源流，颠倒了一些同类文献的先后顺序，甚至误判学派属性；不能理解各学术派别之间的纵横关系，简单化地进行学派判断……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对古代文献的利用和阐发。 第三，对博大精深的孔子儒学“莫名其妙”。孔子儒学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造，它思索人性与人的价值，胸怀天下而关注苍生，思维恢宏却包蕴精微。只有对孔子的儒学思想体系有全面、综合的理解，才能把握“大体”，在“道术”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精神”“中国气质”。 第四，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依然存在。疑古思潮本为“卫道”而生，甲午战争后却换成了“反古”的面目，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学术上的“疑古过勇”以釜底抽薪的方式，除了让人感到古籍几乎“无书不伪”“无书可读”，更使得虚无主义盛行，造成上古文化的一片空白。 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地下早期文献的不断问世，一次次揭示了疑古思潮的偏颇，学者们一次次呼吁“重写思想史”。不过，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极其深刻，消除这种影响尚需时日。 第五，尚未走出近代落后挨打的阴影。文化影响力的升降浮沉，密切联结着国力的变化。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在“帝制时代”，儒学适应专制政治与皇权至上的需要，逐渐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染上“威权色彩”。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极尽屈辱，不少人迁怒于传统文化，强化或放大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于是，20世纪的中国形成了“反传统的传统”，似乎中华民族要摆脱苦难，就必须与中华文化决裂。 这是一种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恐慌性反应”。而现在，已经到了找回文化自信的时候了，当务之急就是要全面梳理、合理扬弃。（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杨朝明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