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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国学网编者按：珍视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创造，全面了解其各种情况，认真分析和研究其中的诸多问题是坚定我们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杨朝明先生认为，由于受到对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评估偏低，对经学典籍价值的认识不高，对儒学认识的全面性不够等因素影响，人们对于科学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尚存有明显不足。所以，我们必须看清坚定文化自信的制约因素或重点环节，找准着力处，看清发力点，唯此才能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进行时代文化构建和理论创造，使文化自信成为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 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指出要十分珍视中华民族绵延几千年的文化创造，绝不可以忽视这一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自信源于自知，人们自信不足、信心不够，原因十分复杂，只有全面了解各种情况，认真分析和研究，才能真正树立文化自信，才能讲清楚“学术的中国”、“理论的中国”，把真实而深刻的中国展现给世界 首先，对古代文明的发展程度评估偏低。世人都知道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时期，也是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的历史时期，但它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形成期，而是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的繁盛期、高潮期。人们常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来讲述中华文明，但这一理论没有关注中国文化在诸子时代以前的漫长发展，没有注意中国许多思想家何以那样尊崇古代“先王”。事实上，学术研究的重要进展与考古材料的惊人发现都一再证实，尧舜以来尤其夏商、周三代时期的中国文明已经有漫长的发展历程，有较高的发展水准，“百家争鸣”是对历史文化的继承、总结与反思，诸子思想的形成有一个广阔的文化背景。看不清中国文明的绵延之路，就容易妄自菲薄，很难理解传统思想的高度与深度。 第二，对经学典籍价值的认识有待提高。中华国学包罗宏富，正如文化可以分成不同的层级那样，国学也有三教九流、经史子集等很多内容。李学勤先生说，国学的主流是儒学，儒学的核心是经学。经学是训解或阐释儒家经典，这是中国独有的学问。儒家经典以六经（或五经）为核心，及于孔子及其后学遗说，包含着深沉的价值观念与民族精神。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他整理的六经被视为先王政典，儒家经典彰表道德与价值。国学研究应以经学为中心，国学就像一颗生命之树，只有区分主次、知其本末，才能培育浇灌，生生不息。我国典籍经史子集四部之分类以“经”为先，经部之后史部以“正史”居首，不都是出于“明教化”“佐治道”的社会价值考量吗？弘扬儒学而弃经不读，无异于舍本逐末。 目前，在对儒家经典等文献的认识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如怀疑古书相关记载，人为后置了不少典籍的成书年代；不明古书传流的一般规律，不能动态观察古书的形成过程，造成对古书的很多误解；不能整体把握学术源流，颠倒了一些同类文献的先后顺序，甚至误判了学派属性；不能理解各学术派别之间的纵横关系，简单化地进行学派判断……严重影响了对这些文献的利用与阐发。 第三，对儒学认识需要全面深入。孔子儒学是在继承基础上的文化创造，他们思索人性与人的价值，胸怀天下而关注苍生，思维恢宏却包蕴精微。孔子超越了他的国度与时代，只有对他的儒学思想体系有全面、综合的理解，才能把握“大体”，在“道术”的意义上理解中国精神与中国气质。如“大学之道”强调人的全面成长，倡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培养“大人”、“君子”。孙中山先生说，这是“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本来这“属于道德之范围”，但“自民族精神失去了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那是习而不察，莫名其妙的”。只有清楚孔子儒学的宏大气象，才能懂得它对于中华民族数千年和睦与和平的巨大意义。 第四，消除疑古思潮的不利影响。唐朝中后期以来，随着佛学影响的扩大，人们以儒家道统 对抗佛学法统，由此产生了对儒学经传的怀疑。自宋代开始的疑古思潮到近代“古史辨派”时期登峰造极，所谓“辨伪学”出现的偏失某种程度上造成了上古文化研究的空白。 学术研究的进展，尤其早期文献的不断问世，一次次打破了既有的成见，也揭示了疑古思潮的偏颇，学者们一次次地呼吁必须“重写学术史”、“重写思想史”，不过，消除这种影响还需要不断努力。 第五，科学准确地把握传统文化。文化影响力的升降浮沉密切联结着国力的变化，近代中国落后挨打，在反思落后原因的时候，不少人迁怒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强化或放大了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的认识。而今，时代不同了，中国屈辱的历史已经过去，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为弘扬光大传统文化提出了新要求，也为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创造了条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期，我们应该了解儒学的历史，科学理性地把握传统文化。 实际上，在 2000 多年的发展中，儒学一直在变化发展。先秦时期的原始儒学阶段，孔子儒家主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治”，强调“正名”，带有明显的“德性色彩”。在秦汉以至清朝的“帝制时代”，虽然很多儒家学者也致力于发扬儒学精神，但儒学在走向大众与社会实际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强化了君权、父权和夫权，染上了显著的“威权色彩”，呈现出为后世所诟病的一些特征。近代以来，人们反思儒学，新文化运动时期“全盘性反传统主义”，在思维方式上存在着偏颇，但客观上却主要指向具有“威权色彩”的儒学，把被扭曲了的儒学主张看得更加清楚。 总之，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社会变革的今天，必须看清坚定文化自信的制约因素或重点环节，找准着力处，看清发力点，只有通古今之变，才能激活中华文明的生命力，进行时代文化构建和理论创造，使文化自信成为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来源：《人民政协报》2016年6月27日第9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