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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收到北京方继孝先生的新书《笺墨记缘：我的收藏三十年》（文津出版社2020年1月版）。他用软笔在衬页上题词：“书写这些人和事的时候，时光似在倒流，场景似在回放。石钟扬先生清正。方继孝 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竖写且有启首印与名氏印，顿添雅趣；也让我感到“时光似在倒流”，我们友谊“场景似在回放”。 我与方君结缘于陈独秀研究。2006年6月方君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了《陈独秀先生遗稿》此一惊世之作。收录陈先生在南京狱中与流落江津时所撰《甲戌随笔》等文字学著作。这些珍宝皆方君藏品，首次披露，令人神往。南大的吴永坤先生是该书的审定者，原说要送我一本。然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吴先生到手只两套样书（原据说有十套），他送图书馆一套，自留的那套许我尽情使用。我爱不释手，且想拥有，于是花超价的钱从中间人那里买了一套。大概是2009年秋我们筹办纪念陈独秀诞辰130周年书画展时，方君知道此事，在电话里大为感慨：“他拿的是折扣价，干嘛赚钱？退他，我送你一套！”我说，不必不必，你样书也不多。他说，我读过你的《文人陈独秀》，我们还是同道，需要什么直说。我说，有这话就够了，够朋友。 我们果然成了朋友。2009年底我在先锋书店买到了方君的《旧墨三记》，其间不仅收有民国名流、五四学生领袖，还有著名“右派”尤其是“文革”冤死的吴晗、邓拓等人的墨迹与往事。图文并茂，关键是这些墨迹都是方君的藏品，那些“往事”都是他从墨迹中发掘出来的。诚如孙郁序云：“收藏家的价值，就是提供了历史的边边角角，一些碎片却连接着一个整体的历史”，令我等“听得见无数远去的灵魂的歌哭”。更渴望读到其一记二记。三记是2007年出版的，那两记更早，网上一书难求。于是我在电话中试探性地向方君求助，没想到很快得到赠书。他在《旧墨记》扉页上有题词： 是书出版后，获2006年度26种“中国最美书”之列，一年后市面已鲜见该书。敝宅仅存三本，书友常向余索，始终未敢应允，恐知音良友赏脸之时无以奉呈也。 书奉钟扬仁兄存正。 弟继孝 题词以软笔竖书且有启首与名印，宛若一幅书法作品。方君意犹未尽，于边上加署：方继孝二〇一〇年春于北京。《旧墨二记》扉页也有题词： 《旧墨记》面世后，反响很好，国图出版社干脆与余签订长期出版协议，并命名为“旧墨记”系书。十年耕耘已出版六记，七记亦已杀青。惜出版社给样书甚少，二记寓中仅存一毛（边）一简（本），今将简本送钟扬兄。 方继孝二〇一〇年二月八日 字里行间透着真诚，令我感动。到2012年5月方君已将其旧墨四、五、六记陆续赠我。2012年10月23日（重阳），他在《旧墨四记》扉页上补记：“赠书钟扬兄时尚未谋面，今秋钟扬兄到京，聚谈甚欢有相见恨晚之感，过几日（我）因会议来南京小聚，补记数语。” 人间缘分甚怪异。我与方君神交几年没见面，2012年秋峰回路转一周之内两相聚。十月中旬我偕友到北京查资料，10月16日方君邀我们到复兴路天赐酒庄小酌（席间还有几位出版界的朋友），酒后去他府上参观“双序斋”：他偶从人文社所弃废纸堆中意外获得茅盾手书《鼓吹集》序两页、巴金手书《新生》序一页，因而将其书房命名为“双序斋”，人文社的弥松颐先生为之题额。我笑他攀附“三希堂”，他忙说岂敢岂敢。“双序斋”像个袖珍美术馆，墙上柜内或挂有闻一多的油画、或呈有林徽因手制的瓦当……琳琅满目，任你欣赏，他一脸灿烂在旁偶作解说。 更引人入胜的是与书房相邻的藏宝室，面积比书房小，仅十多个平方，一张单人床与一张长条书桌依东西墙，似故意用他们的简陋来烘托那挺拔在西北墙拐的百宝箱。这是一个近两米高一米见方银灰色的保险柜。没有传说的那么神秘，他没念叨“芝麻芝麻”就打开了。他夫人冷冷地瞅了一眼就无声地走出现场。方君收藏主打项目为近现代名人文稿、手札。这保险柜里存一万多件名人手迹，我最感兴趣的当然是陈独秀手迹。方君一件件从柜中拿出，供我赏叹。 “这是《甲戌随笔》，六十八个筒子页，每页约五百字，共约六万字，是陈先生现存最完整的文稿。甲戌即民国二十三年也就是1934年，这年他入南京狱已两年。”方君展开《甲戌随笔》解说着。我的朋友在旁惊叹：“在牢房写的书，这小字真好。”方君接着说：“那年他被判八年徒刑，尘埃落地，心手双畅，才洋洋洒洒写出近六万余言的大作。”“啥内容？”朋友情不自禁地问，方君从容作答：“说是随笔，实以训诂之法考证《百家姓》之外的稀见姓氏，不少为少数民族的。是他《小学识字教本》之外的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在牢房做学术？”朋友惊讶。“是呀，他一门心思以监狱为实验室啊。”方君的解释引来朋友深深的感慨：“奇才，鬼才！”我们在且惊且叹中拜读了陈独秀先生不少手迹。2012年幸运，我分别在方府、台大、近代史所欣赏到陈独秀诸多手迹，并写就拙著《江上几峰青：寻找手迹中的陈独秀》。 2013年圣诞，学校多礼举办了《钟情独秀——石钟扬教授及师友书画联展》，作为我即将退休的告别仪式。方兄甚为给力，贡献两件作品。一为他的印谱，他有跋云：“钟扬兄七月十日来京，余请饭于天赐庄。席间石兄告我云：学校拟为其办一告别讲台之书画展，并嘱余将斋中所用之印制一印谱另写一与之篇幅相同的跋以为书展添彩。遵嘱吾将宅中所存之印选出十余方，为长沙罗光磊、郑州李刚田诸君所刻。钟扬兄存赏 癸已冬继孝[印]。”一为转赠一幅上海作家王小鹰之山水图。亦有跋云：“王小鹰沪上女作家，学画于沪上山水画家王康乐先生，王康乐乃黄宾虹先生弟子。双序斋存小鹰山水画二，今赠一幅予钟扬兄，不知可为兄之告别讲台书画展‘添彩’否。 癸已年十一月二九日 方继孝于北京。” 回放之镜头承载着方兄之深情厚谊，足见方兄乃性情中人，仗义，可交，令我感动、惜缘。 《笺墨记缘》讲了方兄收藏三十年中的25个故事，见证了“1980年以来中国私人收藏市场的交易真相与成长”，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由零担而地摊（店铺）而拍卖。零担时货源主要是流落在废品收购站或垃圾处理场文革劫余遗存，小商小贩窥得商机，先觉的收藏家靠人脉与信息就能买到真货；地摊（店铺）最典型是北京的潘家园，已有了“书估”（书商），要获得藏品则靠眼力与运气；拍卖水深，想得手除资本可能还要别的什么。方兄是文革后第一批踏入收藏界的先觉者之一，其有锦心有慧眼，够朋友又善交朋友，故时有意外收获，于是有“买椟还珠”，在“尿素”袋里觅得“双序”，在书估脚下巧取钱穆手迹等传奇故事。他在自序中不无得意地说：“近几年文人‘笺墨’，越来越受藏家青睐，但凡有些名气的文人笺墨，动辄几千、几万；名气大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朱自清、郁达夫、徐志摩、李叔同等的手迹，在拍场已高达几十万、上百万人民币了。而以寥寥数百元，搬回一只口袋，内装茅盾、巴金、王任叔、周立波等文学巨匠的书札、书稿，以数千元购藏‘文字改革’第一批旧档，以二三十万元买回陈梦家先生旧存的几百通友朋书信的美事，已成天方夜谭了。” 中国收藏界有人为稻粱谋、有人为投资增值、有人纯为清玩，皆属收藏市场之正常行为（至于以文物作为贿品洗“黑钱”，则另当别论）。相对而言，我更欣赏以至敬佩方继孝不断将自己训练成学者化的收藏家。鲁迅说中国历史有正史、野史之分，他更看重那野史。王国维说史料有地上、地下之分，他更看重出土文物。应该说方兄等私人收藏家不遗余力抢救文物、文献，他们整理、研究文物、文献是在修补历史。诚如陈子善所言：“（方兄）他们懂得这些历尽沧海桑田、巨劫奇变得以幸存的文人墨宝是天下公器，不敢私秘，提供出来是为了引起学界文坛的关注。某位文化名人的评价因此而改变，某段文学史或学术史的表述因此而重写，都是完全可能的。”（《从〈碎锦零笺〉说起》）是的，整理出版了《陈独秀先生遗稿》，让陈独秀作为文化领袖尤其是“学养深厚的语言文字学家”的形象再现人间；整理出版末代皇帝溥仪亲笔批注的《我的前半生》，一举澄清了此书著作权之公案；解读陈梦家书信中的往事，让人们对集诗人、古文字学家、文物（尤其青铜器与明代家具）鉴赏家的陈梦家刮目相看，更为他文革冤愤自杀感到痛惜；《撂地儿：40位天桥老艺人的沉浮命运》《旧墨记：世纪学人的墨迹与往事》系列……修复或改写了中国现代文化史的若干章节，“历史的灵光与碎片，照亮了一个个认知的盲区，像是请来无数老人，谈着昔年之影，不禁生出种种幽情。”（孙郁《关于〈旧墨四记〉》）难怪陈子善有慨于“当今学术界与收藏界的沟通很不够”“试问，搞历史的能不重视考古挖掘吗？” 方兄还撰有《书信的收藏与鉴赏》《品赏书简：名人信札收藏十五讲》，以金针度人。他还不断以收藏举办专题展览。尤其可贵的是，当朋友著述需要，他都慷慨提供相关资料。天下为公，不敢私秘，何其可贵。我多年动念编辑出版独秀的手迹，方兄知之即诺无条件提供帮助，他一冲动差点要赠我独秀真迹参展…… 方兄何许人也？其乃典型京哥儿，有燕赵之豪爽。其实他又是文都桐城方氏后裔，血液里流淌着桐城人氏之精明。“天上有九头鸟，地下有湖北佬，三个湖北佬，抵不上一个桐城佬。”这是安庆口碑上对桐城精明的表述。方兄乃北国的侠气与桐城的精明有机结合体，期待他有更多精致而厚重的著作问世供读者分享（我亦有份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