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承载何种使命的国学才具有“普适价值”？ 作者：梁小阳 来源：凤凰网综合 时间：孔子二五六六年岁次乙未十月二十日辛亥 耶稣2015年12月1日 【编者按】 随着「阿拉伯之春」、「颜色革命」后所伴生的民主乱象及「中国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的崛起，以西方普适价值作为后进国家发展唯一方向这种想法受到质疑。尤于中国而言，在「中国文化」与「普适价值」之间是否可走出一条「中道」，既不泥于过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路径依赖，又能积极面对多元化、全球化的未来，就需要有超越东西方的大视野，运用中国文化的智慧，来助力思想界文化界走出困扰已久的中西之争、古今之争和左右之争。 由当代国学大师饶宗颐担任永远荣誉院长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所国学院——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于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举办「普适价值再思」论坛，对相关课题作深入探讨交流，在出入今古，兼括中西的大框架下就中国文化的价值定位、未来走向出谋献策。论坛特别邀请了在有关方面有深入思考的学者从致用性角度作专题讲演讨论，以代表不同立场、不同角度甚至互相抵牾的看法。 是次论坛围绕：反思「普适价值」的「普世性」、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普适价值」、以西方民主标准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重新定位的合理性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适用性」与「实用性」、儒家思想与民主思想的相通与相异等相关议题展开研讨。与会发表演讲的有（按演讲场次排名）：香港浸会大学的周国正、香港中文大学的郑宗义、同济大学的曾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姚中秋、武汉大学的刘仲敬、香港浸会大学的黄蕉风、清华大学的秦晖、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北京大学的干春松、中国人民大学的韩星、香港新亚文商书院的郭少棠、上海政法学院的祁志祥、香港DotAsia机构的钟宏安、华东师范大学的黄佶。香港浸会大学协理副校长黄岳顺、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副院长魏宁致开幕辞。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长陈致发表论坛总结。  活动现场 普适价值实为普西价值，中国复兴理当独行吾道 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教授周国正首先做了《独行吾道——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发言。周教授首先比照西方民主思潮以凸显中国政治理念本质上的不相容，随即对所谓「普适价值」的普世性提出质疑，并就「人人生而平等」、一人一票等西方式民主加以批驳，指出政治体制不能脱离个别民族文化性格。他认为西方普适价值观和中国儒家思想之间存在三组关系的互相对立，即：主权在民——主权在道；人民行使权利，民意至上——君主履行责任，循道为先；人人生而平等——人有贵贱贤愚。民本、道主、贤治，更符合传统儒家哲学对理想政府的构想。政治权利的行使须与知识能力配合，儒家的“贤能政治”、“君子政府”、“化成民俗”很好体现了这一要求，反而西方的「人人生而平等」却犯了政治权利平等的谬误。周教授指出普适价值实为普西价值，非唯一价值，「普世」与否不在价值高低而在国力的强弱。今天中东和东欧的乱局正是一味要求西方式民主却忽略“有效管制”所导致的；而在西方民主政治之外的中国和新加坡的成功，从事实上证明了受法律规范由民意制衡（但非由民意操控）的强有力政府对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计民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西方普适价值观亟待“去魅”。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的姚中秋教授认为现有所谓的普适价值，乃以西方一神教为根基，以一组特定的政治制度安排为其实体内容，因而本无普适属性。在历史终结的妄想下，借助强大的物质力量勉强展开之普适化过程，始终伴随着霸权和杀戮，以一律的价值和制度抹杀人类信仰、文化、习俗、政治之丰富与多样，让人类趋向于「同」。相比之下，中国人可为人类贡献更好的普适价值：仁。仁首先确定关于人的存在之基本事实：每个人都是人；由此而有人类第一伦理法则：每个人把他者当成与自己完全相同的人对待，承认他者之尊严和自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原则相辅相成，仁作为程序性普适价值，可塑造和维护个人之间、群体之间的「和而不同」，保持文化多样，而能共同生活，从而保有不同而互动、进一步演进之生机。 上海政法学院祁志祥教授对国学中的民主观与西方的民主观进行了比较。祁教授认为中国古代「民主」的本义是「民之主」。它着眼于人民大众的劣根性，主张由英明的执政者代民作主，为君主专制的产生提供了依据，这是它最受诟病的地方；同时它要求充当「民主」的君主像「民之父母」一样「养民」、「教民」，这却是与现代「民主」追求的人民权益存有交叉面的，是古代「民主」积极的一面，不可一概否定。现代「民主」源自西方，本义是「公民自主」。它肯定每一个公民的天赋自主权，这是其积极的意义所在。不过「公民自主」往往以代议的方式实行，而代为反映民意的「间接民主」在实施环节会发生「议员变猪仔」的猫腻，所以对于现代西方式的「民主」也不可一味拔高。在国外历史上曾发生过将「民主」的「民」从全体「公民」缩小到部分「人民」，从而剥夺国家中另一部分非人民的公民的「民主」权利的沉痛教训。这是值得记取的教训。今天要建设的「民主」，应当是对全体公民而言的「公民自主」。 香港DotAsia机构行政总裁、香港互联网协会副主席钟宏安从当下互联网思维的角度提出了民主3.0的理念，以反思西方普适价值和政治哲学的有限性和不足。他认为新时代的民主理念需要进行「系统更新」。过往人们探讨「民主」，均以英美法的人民革命为典范，是17世纪理性启蒙时代（Enlightenment）思想的产物。其以个人自由为核心价值，迷信科学解释，从现代化物质社会的公平分配原则出发，建设在社会契约（Social Contract）理念及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基础之上。然而2014年3月份《经济学人（Economist）》封面专题：「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民主出了什幺错？）对现今民主政制进行了猛烈的批判，这迫使人们思考一种在讯息化知识型经济的后现代社会里，建基于现今互联网世代的「新民主」的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现象，并以此作为重新建构「民主」作为「普适价值」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基础。 直道而行中道而立，中国文化须跨越藩篱向世界开放 北京大学的干春松教授反思了儒家的王道理想与儒家世界秩序观。干教授指出，儒家的政治从来是基于「人」而不是基于一个「区域」的，因此，由修身、齐家、治国，必以平天下为最终目标。但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界所接受了发端于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并以此来认识国际秩序。民族国家从其存在之日起就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国家，因为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在其他国家的功能中来定义自身的，并和其他国家一起形成一个国家体系。这种国家体系由于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而得以加强。因此现代儒家的议题一直在「创制立国」的问题上展开，这乃不得不然，而非儒家的终极问题。因此要重建儒家的普遍主义立场，首先就要对民族国家体系进行一种批判性的讨论，从而为儒家王道政治的新发展找到方向。 香港中文大学郑宗义教授的发言代表了港台新儒家处理“儒家与民主之间关系”的其中一种观点。从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家与民主的关系，一直是学术思想界争论不休的课题。当代新儒家（又称台港新儒家）特别是其第二、三代学者，皆主张儒家与民主可以并行不悖及相辅相成。他们的主张，同意者附和者有之，否定者批判者有之。究竟孰是孰非，应该先恰当了解他们主张背后的理据。郑教授在演讲中首先重构新儒家主张背后的理据，这主要有文化哲学与政治哲学两方面的思考；继而申明新儒家对儒家、民主与普适价值的看法；最后发挥新儒家的理论，考察了儒学对当前中国的可能贡献。他指出自己无意说新儒家对这个课题的思考已经找到了最终或最好的答案，但商量旧学才能培养新知，新儒家的想法自有其不能忽略的参考价值。 同济大学的曾亦教授为近代以来广受批评的中国儒家思想中的“亲亲”、“尊尊”原则辩污，提出其正为中国文化乃至全人类文明的“普适价值”。无论亲亲还是尊尊，代表了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两个基本原则。亲亲体现了自然的原则，而尊尊体现了社会的原则。个体基于父母生养的自然事实，遂由此处理一切家庭关系及所派生出来的诸种社会关系，此为亲亲；然而，个体始终生活在某种群体之中，故必须克制自己的自然属性，而服从某种群体的普遍要求，遂有对代表群体之个体的尊崇。可以说，亲亲和尊尊两大原则，对于个体与整个人类的存在，都是不过或缺的基本原则，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中国人民大学的韩星教授持“中道”立场。他认为儒家仁爱思想可分成仁爱之心、自爱、爱亲人、泛爱众、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五个层次，以爱有差等原则由内向外、由近及远层层扩展。仁爱是一种人道思想，仁是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比较儒家仁爱与道家的慈爱、墨家的兼爱、佛教的慈悲、基督教的博爱、伊斯兰教的行善惩恶，可以看出世界不同文化都强调「爱」，但对「爱」却有不同的阐释，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儒家仁爱思想可以成为普适价值观，在当今世界越来越显现出它的独特智慧，值得我们重视和弘扬光大。 香港墨教协会主席黄蕉风质疑了当下某些新儒家论述将中西对立、置外于普世文明的狭隘立场，提出当代墨学复兴运动作为“国学反对派”不可或缺的重要性。黄蕉风指出，一个学派的出身基本锁定其未来的发展路径，选择往往是没有用的。但历史留下的不尽都是精华，淘汰的也不尽都是糟粕。墨家作为儒家最早的反对派，其身位和精神品质自先秦时代已被定型。秦火和儒家「一教独尊」之后沦为千年绝学，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异端」和「支流」，却在清末民初以至今天一直存在着复兴的潜流和冲动。在当代中国由上行官方到下行民间共同推动的以儒学复兴为代表的国学浪潮之中，墨家与其说得到一个借壳上市庇荫于国学卵翼下的全新生机，毋宁说是面临重新定位自身学派价值的关键节点。当代墨学复兴的局面总体上挑战大于机遇，如何摆脱旧墨学的老路，并在和当代儒家的论辩中站住身位，取决于在「立墨」和「非儒」之间行出一条中道。当代墨学复兴运动应该起到一个作用，即提醒国人——国学不应局限于儒学，还有诸子百家之学；国学不应只是中国之学，更应该成为普世之学。只有须跨越藩篱向世界开放，直道而行中道而立，中国文化的未来才有希望。 能够承载「活化」使命的国学，才能说它具有普适价值 华东师范大学的许纪霖教授批判了当代中国思想界有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原教旨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文明一元论」， 相信世界各国、各民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殊途同归」，与此截然相反的是国家主义者所持有的「文化相对论」，认为各个民族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各有其价值所在，是「分道扬镳」。许教授旨在提出一种以「文化多元主义」为基础的普世文明论。其基本理念是「理一万殊」。它承认不同的文化之间虽然有质的不同，但彼此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并且在一些最重要的核心价值上，有可能获得共约性，不同的现代性既具有相似性，也具有可比性，现代性有品质高下之分，有好的与不好的区别。现代性的普适价值，是以维特根斯坦「家族类似」的方式存在的。 清华大学秦晖教授通过回顾新文化运动百年历程，提出应探索一条符合普适价值的中华文化之路。秦教授指出“探索之路”有五个要素尤须引起国人注意：一，普适价值相容多元主义，但真正的多元主义必须首先是每个文化内的多元主义。二，普适价值必须处理好「群己权界」：群域要民主，己域要自由；权界可以游移、调整以体现多元，群己则不能模糊，更不能颠倒，这是底线。三，陈独秀与刘锡鸿的说法：父权君权强制下的忠君、孝父肯定是假的，自由人才谈得上真忠真孝，更不用说仁义道德了。四，普世的价值，各别的问题：「问题殖民」比「文化殖民」更严重。五，中国文化必须跳出「荆轲刺孔子」与「荆轲颂秦王」循环的怪圈。 香港新亚文商书院院长郭少棠教授由自己几十年投身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实践的历程出发，展望了2049年中国文化的新面貌和国情国学的可能性景观。他指出新文化运动中「打倒孔家店」已经过去，反孔的文化激进主义思潮现为国学复兴的思潮所取代。当初港台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慨叹「中华民族花果飘零」的局势确已转易。因此国人对待国学、儒学不应再带有「报复性反弹」的情绪和悲情色彩。国学或儒学现在面临的局面，正居处于杜维明先生所说的由「第二次轴心时代」、「文化中国」理念跃进一步成为「灵性的人文主义」 ( spiritual humanism) 的阶段。当下时代走进网络化、碎片化、全球化的波涛巨浪之中，内地传统文化复兴的呼声此起放落，大有百花齐放及百家争鸣的气势。不过，这个文化探索始终逃不脱时代翻天覆地的政治社会经济蜕变。也就是当下的国学或者未来的新国学，均离不开「当体即是」的实践生活。能够承载「活化」使命的国学，才能说它具有普适价值。 历史学者刘仲敬在演讲中提醒注意文明认同与组织资源之间的隐微关系。他指出，秩序是文明的关键词，文明就是组织资源足够丰富，足以产生剩余秩序输出的能力。人们经常错误地幻想，文明的资源永无止境，然而人世间没有永无止境的资源。文明的繁荣是消耗组织资源的结果，如果消耗超过生产，就会需要输入秩序。中华文明并不是因为太落后而没有发展到西方政治所标榜的阶段，而是已经略过这个青年阶段进入各阶级和各邦国被大一统权力毁灭的老年状态。中华文明是文明组织资源耗尽以后的灰烬，像阿拉伯人的埃及一样借用了古老光荣的名字，能否构成新文明的原材料尚在未定之中。如果对文明格局的认知出现了严重偏差，在没有新生组织资源可以依赖的情况下，强行破坏原有秩序，那么多半要面对非常糟糕的局面。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黄佶充分肯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的集体主义在中国追赶西方列强时发挥的重要作用。但他亦指出，在超越救亡图存的阶段性目标及其后阶段，中国前方已不再有榜样，因此创新至关重要。能否充分发挥个人的探索积极性，决定中国的未来。但个人自由和集体主义必须均衡。个体的彻底解放往往意味着族群开始走向消亡。因此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是渐进的，必须给予文化和社会基础足够的时间以跟上制度的进步和变化。应该充分利用现有的基础，例如利用人大作为各利益群体的博弈平台，有序可控地利用民众的力量推动改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