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胡秋原先生以治学、办报与参政为主调的一生，几乎纵贯整个20世纪，并且跨入21世纪初期。在漫长的一生中，胡先生亲历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岁月。深沉的民族意识和执着的爱国情怀，致使他将探求救国救民之道作为自己一以贯之的中心关切，[1]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于抗战前夕形成并且终生秉持的“超越前进论”，即“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2] 胡先生认为，近现代中国之所以内忧外患、灾难频仍，起因于中国文化、特指其科学技术方面，在明清之际开始落后于西方；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在国家迭遭西力打击的情况下，认定固有文化已经无用，于是或追求西化，或效法苏俄，结果外患未绝，内斗不已；唯有“超越前进”，方为救国救民之正道。[3] 深究胡先生的“超越前进论”，其所谓“超越传统”，并非主张尽弃固有传统，而只是要对明清以降陷于固陋的传统予以返本开新，实质上，中国古圣先贤所确立的大中至正之道，恰恰是其“超越前进论”的根基，[4]所以胡先生明言“我所说之‘超越’指精神独立或复归于中国，然后向前走中国人之路，克服落后”；[5]因此，在“超越传统”方面，胡先生更多地是为了显示立论的平允而一带而过，并无多少系统的阐发。而所谓“超越俄化”，在胡先生那里实在有太多基于政治倾向的偏至之论，虽然对某些事件的陈述不为无据，但评价与判断基本上难称客观，故理论意义不大。唯在“超越西化”方面，胡先生对作为西化派之思想资源的西方文化作了相当全面深入的述论，梳理了西方文化兴衰流变的脉络，揭示了其长短利弊之所在，这些思想成果，对于仍然处在中西文化相互摩荡过程中的当今中国，具有不容忽视的启迪意义。 一 作为在史学领域造诣甚深的学者，胡先生说：“我觉得一部人类历史有如运动会，各国竞争，时有先后。”[6]“文化之性质相同，然各民族处境不同，历史不同，各有特色，时有高下，亦各有兴衰。”[7]“中西文化并无本质之异，只有一时进退之差。”[8]从前现代东西文化的总体比较来看，“事实上，近代西洋文化中的科学与人权观念，其对中古西洋人之陌生，尤有过于东方人。十六世纪以前，西洋人多相信东方是光明之来源。……欧洲原只是亚洲之半岛。古代希腊文明，近代欧洲文明之策源地，都是近东。从八世纪到十二世纪，回教阿拉伯世界文化超过同时代欧洲不知好远。近代欧洲人的数学，科学，哲学，大学制度，军事技术，乃至关于希腊文化的知识，首先得自阿拉伯人，仿效阿拉伯模型，由阿拉伯文翻译。此后回教文明无甚进步，然在十三世纪，伊本鲁西德（Ibn Rushd，即Averroes）是义大利，巴黎，牛津，西班牙人公认的大哲学家。创造近代历史哲学文化哲学者，是十四世纪之伊本•卡尔东。在十五世纪，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的大炮，为欧洲人所不曾梦见。正是这一事实，才逼出文艺复兴和哥伦布，开始近代欧洲之前进。直到十六世纪，土耳其人的海陆军，还是欧洲人敬畏的。而在苏莱曼大帝时代（一五二〇—一五六六），土耳其帝国有欧洲最文明政府，为今日欧洲史家所公认。近代欧洲文明两大发祥地的义大利与西班牙，也都是受回教文明遗产或其冲击最大的区域”。[9]具体到前现代的中西文化而言，“在古代、周秦、两汉文化足与希腊罗马并驾齐驱。在欧洲中古，一时有黑暗时代，而中国正是唐宋时代，当时中国文化，实世界最大光明，而亚拉伯人次之”。[10]胡先生引述美国耶鲁大学史学教授甘乃第（Paul Kennedy）所著《巨强之兴亡》（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的观点来说明前现代中国之优越于西方： 在前近代时期，没有一国比中国更进步，更优越。在十五世纪，他有一亿三千万人口，而欧洲不过五千五百万。自十一世纪以来，他有肥沃而灌溉的平原，以辉煌运河连贯起来。由有学问的儒家官僚所主持的统一政府，给中国人社会一种统一和精巧，使外国访客羡慕不置。诚然，那一种文明曾受到蒙古人蹂躏，但中国常能改变其征服者而不被征服者改变。而当明朝击败蒙古时，古老的秩序和学术依然如故。在受过教育尊敬“西方”科学的人看来，中国文明最显著的特色，就是他的技术的早熟。中国的都市，远比中世欧洲者为大。在十一世纪，中国北方的铁工业年产十二万五千吨，这是供给一百万军士使用的。中国人从事远洋贸易远在西方之前，他的海船，比西班牙的大。一四二〇年，明朝有一千三百五十条作战船只。十五世纪郑和率领几百条船由马六甲，过锡兰直达非洲。也要提到，中国海军在印度洋一带从不像欧洲人和葡萄牙人，从事劫掠和谋杀。可是一四三三年以后，中国人不再航海，并禁造海船。虽然中国有极好机会向海外发展，但中国却对世界掉头。这也许由于北方蒙古人的压力，更重要原因是儒家官僚的保守主义。他们不喜欢商业和私人资本，他们也不喜欢对外贸易，而技术也便衰败下来了。[11] 事实表明，在人类历史的“运动会”上，中国乃至东方曾经长期领先于西方。 当然，自17世纪开始，东西以及中西文化的优劣地位发生逆转，西方逐渐赶上并超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西方日益富强，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则日益贫弱，这也是历史事实。“大体而言，在十六世纪末，东西文化是平衡的。然此后天平渐倾向西方了。中世末期以来，欧洲都市之发达，市民阶级之形成，民族国家之结成，在回教文明接触与冲击之下，自十五世纪以来，有一种新的意识，渐突破宗教的权威发展出来，此即所谓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学术方面政教方面发展，产生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这两个运动与航海运动结合起来，促进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以及哲学科学的新研究，终于使西方文明一步一步赶上和超过东方文明——首先是回教的土耳其人的文明。当西方人在海上战胜土耳其人后，他们也便在东亚出现了”。[12]与整个东西文化的状况一样，在中西文化方面，“一直到十六世纪，就科学与技术以及工商业的经营方式与规模而论，东方，尤其是中国与当时西方最先进地区，还是平等的。这也可说是西方在十六世纪赶上了中国。但到十七世纪，西方人在学问上已经超过中国，亦即后来居上。这首先是在自然科学上超过；显然之标志，中国过去没有可以在科学上与加利略和牛顿比肩的人物。直到十八世纪，虽然法国启蒙派还称赞中国，但以乾隆时代中国文化与启蒙时代西方相比，毕竟是有逊色；而况，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美国开始独立，法国革命发生，拿破仑出来。这是乾嘉时的学者和大将不能想像的境界与才能”。[13] 对于东西以及中西文化之优劣地位的逆转，胡先生具有切身感受。1934年春，他因受“福建事变”牵连而出境避风，经香港前往欧洲，沿途游历了印度、锡兰、埃及等东方文明古国，“在印度除了英人区域外，本地市场是拥挤混乱的bazar，农村一片荒凉。最使他吃惊的，梁漱溟以佛教代表印度文明，现在除在博物馆外，看不到一点佛教遗迹。在锡兰，只有一个庙中还有一座佛像，而头发则作西装。他有诗道：‘法显魂来狮子国，莫惊佛首已西装。’那时埃及虽在名义上结束了英国的‘保护’，实际上还在英国统治之下……。波塞港是一片混乱的洋场码头，而曾为回教文明一大中心，设立大学早于巴黎二百年的开罗，虽有回教大寺和王宫点缀，一般的景象和人民的生活是破落不堪，对照的则是西人区域的大街和高楼大厦。……一过地中海，到了欧洲。他看了古罗马帝国遗迹，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物。巴黎、柏林、伦敦的富丽堂皇，与东方的破落恰成鲜明对照。……而且，古代东方的或希腊的文物都成为现代西方国家的装饰品了。天下七奇之一的古巴比伦天空花园被德国人搬到柏林博物馆，希腊人的女神住在巴黎的卢佛宫，大英博物馆有‘爱而近大理室’，里面是希腊的雕刻，包括胜利女神像。而敦煌卷子也为法国图书馆大英博物馆所有，中国第一幅名画，顾恺之的女史箴也在英国。胡先生叹息：‘还我河山犹有日，祖先宝物少归时。’”[14]但是，由身临其境的反差印象所获得的强烈刺激，并未致使胡先生震慑或惊羡于西方文化以致鄙薄并暴弃固有文化，相反，立志于探求民族复兴之道的胡先生，由此持续关注并深入研究东西以及中西文化的诸现象及其动因，[15]从而一方面认识到东方以及中国文化的衰落乃是由于保守、僵化和停滞，以及近代西方的征服与掠夺；[16]另一方面却也了解到西方文化在不过四百年发展繁荣的后期，已经发生深刻危机。[17] 二 西方文化近四百年的发展繁荣，自始就充斥着罪恶，“数百年间西方人在东方自诩‘白人负担’，‘传播文明’。其实他们文化的迅速发展，正由于以东方为牺牲；而他们文明之内容固不尽‘文明’（势利主义），而‘传播文明’的方法，更决不‘文明’。此即贪婪、欺诈、贩奴、灭人之国，而且用科学武器灭人之种——如西班牙荷兰之屠杀菲律宾与爪哇华人；如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屠杀土人，而英法比德在印度洋和非洲都实行过灭种政策（extinction policy, genocide）。……在如此获得的财富基础上，他们在国内夸奇竞富，作声色狗马之玩好，在‘不夜之城’中作酒食男女之争逐。他们的殖民政策和享乐文化，在落后地区，所传播的一种‘次西方文明’与‘次势利主义’，全体而言，破坏性的影响也多于建设性的影响”。[18]无奈“欢乐极兮哀情多”！这种以征服与掠夺非西方世界得以发展繁荣的西方文化，自19世纪中期便已发生日益严重的社会与精神危机。 先是西方国家内部劳资对立和贫富分化引发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西方国家之间为争夺疆土与资源而爆发两次世界大战，以及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亚非古老文明地区的侵略扩张激起广泛的民族主义反抗，这些矛盾的纠结作用，致使西方文化结构动摇和欧洲时代终结。其大致社会历史脉络是，“起于法国革命时代的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东欧和西欧发展为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大日耳曼主义’，‘大斯拉夫主义’，‘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又由于科学与资本主义发展，使地球缩小，欧洲人的世界争霸，又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切便将世界推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此重大破裂而无必要的调整，西洋文化便因两种非合理主义（由机械主义过度的‘实质非合理主义’，由科学主义之反动的‘思想非合理主义’）之合流，发生根本的危机。科学变为神话和权力崇拜，金力和暴力崇拜；个人与群众之矛盾，变为领袖主义与游牧部落主义；为资本主义之反动的社会主义，变为社会革命；而民族主义也便在战败国变为血族复仇：这一切结晶为独权主义，他们充分利用西洋文化之物质成就，并发展科学，集中资本，向战胜国挑战，不过也要摧毁西洋文化最大精神成就之个人尊严，理性观念和民主政治。至此科学与宗教，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皆无办法。于是西洋人便由‘精神危机’，‘文化危机’变为全面经济危机政治危机，走向第二次大战。同时，自西洋权力使世界‘西化’后，西洋思想，制度，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独裁主义，神话，势利崇拜，领袖崇拜这一套东西，亦随西洋文化本身之危机向全世界冲击，发生模仿和反击。凡此一切，固非西方文化所能解决，而且，二次大战之结果，殖民地独立，美俄‘两大’出现，欧洲历史与文化之霸权亦告终结”。[19]在这一过程中，最为西方文化之堕落记录的，就是纳粹德国在二次大战中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用科学的机关枪，煤气，电气，作集体屠杀和焚烧。在集中营中，以死人之脂肪用作燃料，未死者之身体作医学实验，同时还应用心理学的恐怖手段进攻人心。对本国人如此，到了战场之上，除了恣意屠杀之外，更迫敌人集体自掘坟墓以自埋。……要之，人肉是食粮，人血是美酒，而人的眼泪，可博他们一笑”！[20] 与西方社会病态相伴随的是社会心理的悲观绝望或麻木不仁，这类社会心理通过西方学术思想界而集中反映出来。胡先生列述布哈特（按即布克哈特）、尼采、B•亚当士、井美尔（按即齐美尔）、斯本格勒、瓦勒里（按即瓦雷里）、巴特、贝加也夫、尼布尔、东比（按即汤因比）、索罗金、威尔士（按即H•G•威尔斯）、格鲁塞、A•韦伯、普鲁斯特、马罗（按即马尔罗）、沙特尔（按即萨特）、汤麦斯•曼（按即托马斯•曼）、卡夫卡、A•赫胥黎、奥维尔、卓别林等最具睿识的西方人士的观点，表明他们都是抱持悲观态度而对“西方文化危机之确认”。[21]另如“彭涅特编‘此我之哲学’（一九五七），二十个现存思想家，大都是谈的‘危机’。最近科赫女士编‘危机时代之哲学’（一九五九），选辑十五个最有名的思想家著作，包括几个美国人在内，所谈都是‘危机’”。[22]作为悲观的社会心理之哲学表达的是实存哲学，“这是一种惨淡的悲观主义”，“他们既否定神，益认人生是向必死之挣扎，无可奈何之呕吐”；“这种哲学最近风行欧陆，不过表示欧洲无可奈何之心境而已”，“这不是一国之悲哀，而是一洲之悲哀，乃至整个西欧文化之悲哀”！[23]至于麻木不仁的社会心理，则以逻辑实证论为代表。在这一哲学派别看来，“不独上帝问题玄学问题属于无意义，即一切真美善价值问题，亦在所不顾。哲学不在建立世界观与人生观，只是语言之逻辑分析。他们说，‘逻辑之中无道德’”。[24]胡先生批评道：“我反对他们否定价值之意义及研究不可能说。反对价值即否定道德与正义之真实，此即实际上主张强权即公理，有钱即有理，此将助长帝国主义、法西主义、……及各种次殖民地的流氓主义。”[25]总之，在西方，“除极少数外，当代哲学缺乏一种基于理性与热情的救世努力，反之，主要的情调，是在当前的自由与独裁大对立中表示中立和希望中立，不是逃避于‘符号’与‘逻辑’之中，即倾向于神秘主义，或将最后的救济，求之于上帝。再不然，即是承认人生之宿命的挫折与‘悲剧感’，如实存主义”。[26] 二次大战以后，由于推行了一些新政策新机制，如经济上的福利国家或混合经济、建立联合国和其他国际合作机构以解决国际政治经济争端、放弃殖民制度，西方国家内部、西方国家之间以及西方国家与原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冲突有所缓解。[27]但是，由冷战所引发的核军备竞赛，由现代西方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以及非西方世界对这种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的仿效所引发的资源枯竭和生态破毁，由消费刺激与物欲膨胀循环递增所引发的人的心灵的萎缩、卑鄙甚至冷酷，将制造这些问题的西方乃至整个人类带入更加严重的危机境地。就冷战问题而言，“现在美俄所准备的化学战、雷射战及星战计画都可毁灭人类和地球而有余”，[28]“如不幸两霸之争变为核子大战，则浩劫之后还将有一冰冻时代，人类生存的可能性也不多了”。[29]就资源枯竭和生态破毁而言，“美国式世界不能维持另一个美国，就是一个美国也难于持久：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矿物资源支持全世界百分之六的美国居民。如果将美式扩张于其他人类，最多到百分之十八。于是其他百分之八十二的人民就无法生活了”；[30]“现在种种化学工业，杀虫剂（如DDT），或其他更毒药物，破坏环境，污染环境，业已造出许多祸害（如印度、台湾）和畸形后代，而潜伏的病原还不知多少”。[31]而人的心灵问题则如淮德海（按即怀特海）所指出的，“科学唯物论造出对价值、道德、美感之忽视，对环境重要之无知，知性之不平衡和民主政体之危险。……西方因商业与技术之发展，无人大陆之发现而赶上和超过东方以后，逐渐出现灵魂之‘省略’，经济人观念之发展与人与人之间同情与敬意之缺乏，专门教育之发展以及思辨精神之缺乏，此外，还有内心宁静之缺乏而以‘麻醉’代之”。[32]所有这些，就是西方文化引发的当今人类身处其中的严重现实。 西方文化为什么会持续发生如此严重的危机，乃至危及整个人类？胡先生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畸形发展。他说：“近代西洋人最主要成就，实在二事——资本主义与科学——以及此二事之一时超过东方。一部近代史由此构成。由于东西文化发展之不均衡，使西方文化之发展染上一种文化之副产物毛病，这便是势利主义（The Cult of Mammon and Might）毛病，这毛病古已有之，而因科学与资本主义之发展，特别因东西两方科学与资本主义发展之不平衡而尤烈。为控制东方而竞争，一切集中于此一控制之需要，又促成西方世界发展不均衡，以及西洋文化片面发展；因而才有西洋文化本身之分裂，才有所谓科学玄学对立的观念。……然正由于西方文化之胜利，是以科学为工具，而以东方文化之失败为条件的，所以西方世界以既得利益地位，不复重视科学技术与社会制度之调和。至此科学崇拜也变为势利崇拜。所以，就西方人而言，毛病不在自然科学太多，而在其他社会科学，历史学的研究不足，而此其不足，不是没有应用科学方法于社会科学，而是误于将科学概念囚于自然科学概念，因而误用自然科学方法于社会科学。所以然者，也就是势利主义使智力地平线狭隘了。由于东西文化之分裂，以及科学哲学之分裂，愈促进势利主义之发展，这便先有帝国主义，继有独权主义之抬头，终于造成今日世界之分裂与恐怖之均衡。”[33]而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畸形发展所导致的势利主义，又必然伴生“蔑视道德和人的价值，此即虚无主义。此即所谓西方文化危机之本质”，[34]“这是人道与文化之否定。这也是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和四十几年冷战之根源”，[35]而“纳粹德国所发生的一切——特许的荒淫，以残忍为乐，屠杀病人与低能者，煤气室与电杀室之集体屠杀等——不过是整个欧洲虚无主义后果之一部分”！[36] 诚然，近代西方启蒙思想家曾经提出一系列在理论上具有崇高意义的价值理念，诸如理性、人权、自由、平等、博爱、公正、民主、进步等等，“当西方布尔乔亚与其国内之王权奋斗时，其‘自由平等博爱’之要求，是全人类的”。[37]但是，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科学主义畸变为势利主义、虚无主义的过程中，所有这些价值理念要么根本未能落实，要么发生扭曲。例如自由，“自由主义之失败，主要由于自由主义支持者（布尔乔亚）不忠于自由主义的原则。欧洲资本主义之发展，原与殖民主义不可分。殖民主义使东西资本主义发展更不平衡，且造成西方之帝国主义政策。……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为独占资本主义和经济的帝国主义。这在国内在国际，都使自由只成为‘独占自由’和‘白人自由’。这是势利主义，寄生主义。西方文化之庸俗与危机由此而来”。[38]又如民主，“许多美国人的书高谈一六二〇年‘五月花号’上面清教徒的公约‘是美国自由民主的种子’；……也是一面之见。例如，在英国被压迫的清教徒，在登陆之前宣誓实行多数统治及公正公平法律。然上陆以后，却在麻州建立了清教的暴君教会，……在殖民时代，如有人讲民主、讲平等，是要处割耳穿舌之刑的”；[39]“到了近一世纪，科学提供权力武器（所谓知识即权力），国际上权力瓜分地球，市民亦将其子弟之教育及家族扶养委于国家：此全能国家之由来。权力且以大众之名行使，使权力与法律一致。此盖由于民主政治亦只为权力竞争，并将利害与舆论混而为一。……在‘大众’名义下议会以全场一致决议，成为绝对权力。人民主权论之发展必使民主政治‘全体化’，而为一党专政开路”，[40]由此导致“多数暴政”或独裁体制；到1960年代，鉴于“大众民主”的弊害，于是美国学界与政坛又提出“新民主”口号，“他们所谓新民主，乃反对‘大众民主’，而主张‘菁英的或领袖的民主’”，[41]这又偏向“少数民主”。再如理性，“自然科学及其方法论以经验论与客观主义并吞哲学与人文科学。并有科学的价值相对主义否定价值研究之可能。凡此一切，趋向于一种结论：人不是理性动物，世界亦无绝对真理之可言。这是虚无主义之论据。虚无主义的后果——用技术而屠杀——是我们知道的”。[42]至于进步，“启蒙时代以来，欧洲人在‘进步’观念中看社会与历史。无论孔德、黑格尔或马克斯（按即马克思），都以为历史是进步的。经过两次世界大战，欧洲与世界面目全非。于是二十世纪以来，我们看见维可（按即维科）的轮回的历史观之抬头”；[43]“曾几何时，斯本格勒与东比之书先后出世。他们说西洋文化，不是唯一文化，但将与其他文化一样，趋于死亡——不是进步”！[44]如此说来，近代西方四百年发展繁荣，并非真正包含什么崇高的精神内涵，而只是依恃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然而“一点科学技术杀人技术算不得文化的。这种‘蓄积的知识’，只要有时间与金钱，谁也能够，正如狱卒能发明酷刑一样。一点政治上的手段，一点商业上的噱头，算不得文化的，这是宫廷宦官，江湖术士也都能够的。在西方的布尔乔亚使其社会空气中势利主义成分日增之时，势利主义即日益变为虚无主义之毒菌。其初对道德理想传统价值怀疑，继而否定，终于当势利主义饱和时，虚无主义便表现为毁灭人类文化的禽兽主义便实现了”！[45]这种自17世纪开始在人类文化中领先，但却自始便充斥着罪恶，并因资本主义、科学主义畸变为势利主义、虚无主义而持续引发危机以至危及整个人类的文化，必须予以扬弃的超越，这是西方睿智之士也完全赞同并且为之努力的。[46] 三 胡先生揭露西方文化的危机，虽然不无针砭西方病症的用心，但主要目的则在于矫正本国西化人物崇西贬中甚至趋西弃中的心态。 如上所述，胡先生肯定中国文化自17世纪以降也发生了危机，“而自一百二十年前与西方世界接触以来，遭遇一连串的失败，我们不能不震惊于西洋科学的神奇，乃至政教学艺之优秀。中国文化成了问题。我们能抱残守缺吗？能不承认他人之长吗？我们开始学习和模仿。而结果是一连串的大败，以及革命和内战。还是我们没有全盘西化呢，还是我们不应西化呢？中国文化究有无一点价值呢？这便是中西文化问题，亦即‘中国文化之危机’问题。这是我们回顾百年来的思想界和各种实际活动，可以看出其重要，而此一中西问题之争论，是至今还在纠缠不休的”。[47]对于这些问题，胡先生的回答是，一方面，“讳言不如人，空言自欺自慰，不自振作，徒夸遗产祖德，正败家子习气，也才是永久之耻。……西方文化虽趋衰落，仍有可法者在，而新的西方文化尤有其长，我们应当学习，以期能人之所能。……许多人怕学习他人，会将自己长处失去，其实，学习他人之长，就是增进自己能力。自己能力增进之后，自己固有文化自然随之而发展，决不会失去的。只是自己因落后无知而不能自保之时，才会失去自己的文化”，[48]这显然是主张吸收西方文化的优长以超越明清以降的固陋传统；而另一方面，“我们的科学原在西方之先，只是一时落后而积败下来的，是有充分条件可以复兴的。我们有‘正德利用厚生’（书经）的科学理想，有衣食足而后知荣辱，与其奢也宁俭，以及藏富于民的经济理想（管子、孔子）。我们有只制侵凌，不求远征和杀伤的国防理想（杜甫），我们有仁民爱物，四海兄弟，世界大同的立国理想（孔子），将这些在学问上、政治上、经济上充分以新科学技术表现出来，就可与西方国内的文化平衡运动，苏俄国内的人权运动联合起来，促进人类的新文明和新世界之出现”，[49]这则体现了对于固有文化的高度自信。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完全不相矛盾，而恰恰是一种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文化主体意识和处剥知复、守先待后的民族文化信心。 但正是在上述两个方面，西化人物却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只知趋西而不知守中,“他们大多不知代表古代西方文化的希腊人罗马人与代表近世西方文化的西方人根本是不同的民族。他们以为西方文化就是赛先生、德先生，而且自希腊以来即是如此，而中国是从来没有这两位的。他们不知近世西方文化之母体是基督教。他们不知西方科学原在中国和阿拉伯人之后，而西方人知道希腊学问，还是经由阿拉伯人之译本，……他们亦不知道一切民族都有原始的民主，……因此，他们不知道中国过去不是没有科学与民主，只是没有发展到现代西方高度而已。至于‘西方文化危机’之说，他们从不注意，且似乎从未听见。直到九一八之时，‘全盘西化派’（如陈序经）还以为西方文化就是世界文化或其标准”。[50]这种学问上的肤浅和认识上的错误的思想根源，就在于“在优势西方文化之前陷于自卑感。不自知自己问题及需要之所在，亦不作学问根本研究。非缠绵故纸之中，即对西方学术，只盲从一时潮流，慕其时髦，而不究其所以然之故，及其真相之所在”。[51]而其后果“是拾洋人唾余崇洋媚外，对内自雄”，[52]“不仅以他人之哲学为自己之哲学，而且以他人之欺诈为自己的出路”，[53]由此在文化方面“只知道反传统，否定中国古史，乃至主张废止汉字”，“舍己从人，是自断其根；而失其自主，亦决无文化可言”；在精神方面“造成精神上之混乱、堕落与分裂”；在社会现实方面则“不仅未能再建国家，根绝外侮，反而自相斗争至今未已”。[54] 作为认可并接受西方价值的民族主义者，胡先生对西化人物提出规劝，他说： 中外社会是不同的，所以外国社会科学必须参考，但不能照本宣科。至于哲学，尤其要自己创造。……我国很多人曾大谈马克斯、杜威、罗素，今日复大谈卡纳普、沙特尔，但这些哲学家毕竟是人家的人。当然人智是人类共同财产，但我们不能老作外国人的跟班。哲学是爱智，不是耳食，不是学舌。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哲学，表示该国尚未在精神上成熟，而别国的哲学，亦不能作我们自己精神成熟之代用品。……大家须知，哲学是做什么的？对一时代最根本最重大问题作最根本、深入而包括之思索的；同时，提出一个理想的。哲学根本是理想之学。古人如此，西人亦然。今日西洋思想界讨论的最重大而中心题目是什么呢？西洋人的命运，西洋文化的前途，而此自亦是在他们过去背景之下，当前世界之中，并对未来展望而思索的。然而，一个在文化史上有地位的中国，何以衰乱至于今日？中国的命运如何？中国文化的前途如何？而中国与西方与世界之将来关系又如何？——这难道不应是好学深思的青年的大问题吗？……哲学是一种‘看法’，而看法首先要有一个立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成功失败与苦难，参考古人的研究，研究外国人的问题，研究西洋学术的成就，研究世界及其文化之变化，大家苦心的研究、思考、讨论，然后拿出自己的哲学，鼓舞自己的同胞，向前追求一个更适于中国与人类自由与尊严的世界，而这亦必能对全人类有所贡献。只有中国人思考自身的问题，提出理想，而此一思考与理想，对于世界问题与思考能有裨益之时，才是中国人在思想上之成年。这是我们研究哲学者应有的抱负。”[55] 由此可见胡先生是在赞成借鉴西方文化的同时，特别强调基于中国人的立场，做中国人的学问，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进而有所贡献于整个人类，这也正是他所汲汲提倡的“三大尊严”，即“人格、民族和学问的尊严。[56] 应该说，随着中华民族逐渐走出百年坎陷而转入一阳来复的新境，西化思潮的影响力也日益减小。但是，从清末经五四、“文革”乃至1980年代的所谓“新启蒙运动”，西化思潮在中国毕竟积淀了相当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以至于在当今西方文化的优越性不断降低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日益高扬的形势下，仍有西化人物放言西方文化一贯优秀并且永远优秀，且将理论形态的近代西方启蒙价值认作西方社会的现实而大加鼓吹；相应地丑诋中国文化自始至今都只是错误和失败，只有融入西方文化才是唯一出路，并在所谓“新批判主义”的旗号下对世人公认的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价值加以肆意歪曲和糟蹋。他们片面的、甚至是污蔑不实的言论，对于国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自信心和凝聚感，对于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具有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针对这种状况，对胡先生“超越前进论”中所包含的“超越西化”思想予以特别表彰，无疑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早在1960年代初，胡先生有见于西方文化的式微和西化人物的盲从，曾以富于诗意的语言点化道：“如一味崇拜西洋，拾其一说以自矜，固由不知其本末及所以然之故，亦由一种荣利之见，仰慕王谢高门；而未睹三玄，亦作清谈之状。至于今日，尚仍以西方文化至上，是犹抱六十年前之历书，不知乌衣巷口，日早西斜矣。”[57]诚哉斯言！西化人物若不幡然醒悟，改弦易辙，或不免随着西方文化一道沉入历史的暗夜之中！ 注释 [1] 胡先生青年时代曾服膺马克思主义，对欧美文化也颇为欣赏，至1930年代中期游历欧洲、苏联和美国之后，所见所闻与读书思考使他终于立定民族主义立场；而此前在他的心灵深处也埋藏着民族主义的根芽，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他撰写《日本侵略下之满蒙》一书以表示抗日态度，以及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毅然放弃公费留日学业，即为例证。参见氏著《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编辑部《胡秋原先生之学问思想及其意义》，载中华杂志编辑部编《祝贺胡秋原先生七十寿辰文集》，台北：学术出版社1981年版，第321-322页。 [2] 见《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第24页。这一提法又作为胡先生一篇书信体文章的题目，见氏著《文化复兴与超越前进论》，台北：学术出版社1980年版，第527页。胡先生有时还将这一提法表述为“超越传统主义、西化主义、俄化主义而前进”（《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论工业化与现代化》，第1499页）或“超越传统、西化、俄化而前进”（同书《现象学之发展及其批评》，第501页；同书《自我割让与当代思想》，第1100页）。 [3] 参见《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前记》，第10页，同书《中下册前记》，第3页。 [4] 胡先生关于中国文化至明清之际开始衰落的言论在在多有，例见《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前记》，第10页；同书《中下册前记》，第29页；同书《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第1146页。他对中国圣贤传统的肯定以及对中国文化的信念也随处可见，如谓中国传统中“有极宝贵的东西，如人文主义之特别发达（非宗教、非阶级、亲亲、仁民），戒杀人、反侵略、爱和平；义利之辨，道统高于政统；蔑视不义之富贵及威权、尊重人民，且承认反抗暴君之权利。儒家的德治主义传到西方，促进启蒙运动，发展自由民主理论，有功于美法革命，是美法学界所承认的。对照今日西方文化中之拜金主义与苏俄‘古拉格群岛’文化，中国儒道释的思想中实有甚多优良观念可以发扬，足为未来人类文化之重要成分的”（同书《中下册前记》，第21页）；又谓“中国文化之大建筑虽然早已衰败，然在不断的风暴与苦痛之中，不但看见他的基础的花岗岩石安然不动，而且这建筑内面常发出闪闪精光。此亦见中国文化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因而有其伟大的将来”（同书《近代西洋哲学之背景与概况》，第297页）。 [5]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自我割让与当代思想》，第1100页。 [6]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第5页。 [7]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第3页。 [8]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东西文化问题及科学与哲学问题》，第286页。 [9]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近代西洋哲学之背景与概况》，第289-290页。关于古代东方文化长期领先于西方文化的叙述，另见同书《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第1135-1136页。 [10]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第1146页。 [11]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美国精神逆转中之社会学、政治学及其批评》，第1290-1291页。 [12]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近代西洋哲学之背景与概况》，第290页。 [13]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美国精神逆转中之社会学、政治学及其批评》，第1235-1236页。 [14] 编辑部《胡秋原先生之学问思想及其意义》，载中华杂志编辑部编《祝贺胡秋原先生七十寿辰文集》，第323-325页。胡先生本人对此也有简括陈述，见《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第5页；同书《现象学之发展及其批评》，第500页。 [15] 胡先生说：“当一九三〇年左右西方思想危机发展时，也是我开始有系统的研究西方思想史之时，而这也是我一生心力之所在。”见《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71页。 [16] 参见《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第1146页；同书《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最近西方哲学潮流》，第1422页。 [17] 胡先生说：“我西行以后才真正了解西方文化危机之深刻”。见《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由现象学论当代科玄之战》，第31页。 [18]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40-241页。另参见同书《美国精神逆转中之社会学、政治学及其批评》，第1237页。 [19]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由科玄之战论西洋文化危机》，第44-45页。 [20]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由科玄之战论西洋文化危机》，第101-102页。 [21]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由科玄之战论西洋文化危机》，第103-108页。同书《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43页）还提到纪德、觉伊斯（按即乔伊斯）等也都表达悲观情绪。 [22]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由科玄之战论西洋文化危机》，第109页。 [23]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谈最近世界思潮》，第405-406页。按此所谓“实存哲学”即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胡先生又译作“实存主义”、“生存哲学”、“生存主义”。关于译名问题，胡先生有专门辨析，见同书《论生存哲学》，第508页；同书《实存哲学与今日中国青年》，第516-517页。 [24]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谈最近世界思潮》，第407页。 [25]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论实证派反实证派与颇柏》，第1022页。 [26]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近代西洋哲学之过程》，第18页。 [27] 参见《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与实际新趋势及殖民主义独权主义之克服》，第214、217、220页；同书《中下册前记》，第11页；同书《最近西方哲学潮流》，第1426页。 [28]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论最近西方哲学新潮与科学帝国主义》，第1479页。 [29]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最近西方哲学潮流》，第1427-1428页。苏联解体之后，冷战虽然结束，但核大国的核军备依然存在，恐怖平衡依然维持，且又出现了核扩散的新威胁，核毁灭的危险性依然甚至更加严重。 [30]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经济学之危机与新反省》，第1371页。 [31]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论最近西方哲学新潮与科学帝国主义》，第1479页。 [32]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论淮德海之有机体哲学与西方文化论》，第684页。 [33]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东西文化问题及科学与哲学问题》，第285-286页。 [34]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第8页。 [35]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第28页。 [36]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56页。 [37]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40页。 [38]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政治经济思想与实际新趋势及殖民主义独权主义之克服》，第181页。另参见同文，第232页；同书《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57页；同书《现象学之发展及其批评》，第500页；同书《美国精神逆转中之社会学、政治学及其批评》，第1238页。 [39]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美国精神逆转中之社会学、政治学及其批评》，第1238-1240页。 [40]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57页。 [41]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美国精神逆转中之社会学、政治学及其批评》，第1261页。 [42]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现象学要义》，第456页。 [43]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二十世纪西方历史哲学与社会科学之哲学》，第1207页。 [44]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44页。 [45]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49-250页。末句似有语病，原文如此。 [46] 参见《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由科玄之战论西洋文化危机》，第103-110页；同书《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51-268页；同书《论耶士培》，第557-576页；同书《论淮德海之有机体哲学与西方文化论》，第684-687页；同书《罗素论科学与道德，中西文化与世界和战》，第772-786页；同书《二十世纪之历史、文化、知识社会学》，第1195-1196页；同书《纪念施维泽博士》，第1231-1234页；同书《论最近西方哲学新潮与科学帝国主义》，第1474-1487页。在以上文章列述的诸位西方人士中，凯赛林、施维泽（按即史怀哲）、耶士培（按即雅斯贝尔斯）、淮德海（按即怀特海）、罗素都对东方或中国文化深怀同情与敬意。 [47]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东西文化问题及科学与哲学问题》，第282页。 [48]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历史哲学基本问题兼评东比之“历史研究”》，第1147页。 [49]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论最近西方哲学新潮与科学帝国主义》，第1486页。由此亦可概见胡先生所谓“超越传统”的真实涵义乃是返本开新。 [50]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第2页。 [51]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评逻辑实证论》，第831页。 [52]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论最近西方哲学新潮与科学帝国主义》，第1486页。 [53]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现象学之发展及其批评》，第499页。 [54]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第3、4、13页。胡先生在此往往将“西化派”与所谓“俄化派”对举而论，究竟如何评说当然还可以讨论，但文化思想取向上的偏颇与分歧造成近现代以来整个民族的不幸，却是事实。 [55]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评逻辑实证论》，第832-833页。 [56]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中下册前记》，第25页。 [57] 《西方文化危机与二十世纪思潮•西方文化新动向与虚无主义及西方中心主义之克服》，第271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