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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学者对“图书易学”的再认识 作者：陈岘（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助理教授，哲学博士） 来源：《原道》第38辑，陈明、朱汉民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9月出版 内容提要：易学类型的划分背后，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解经方法。清初学者胡渭、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等对《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图》等宋代易图展开了严厉的批评，直指宋代图书易学中的四大弊病。 但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否定宋代图书易学的全部合法性，而是蕴含着对解经方法的不同理解。在他们看来，《周易》诠释并非不可加以图象化的形象诠释，但对《周易》的诠释必须以卦爻为本，以《周易》经传为核心文本，将其中的义理阐发视为重中之重。 而以《周易》为本所发展出的学问并不能全部归入易学之列，经典诠释的边界应该被严格控制。无论是易学中的象数内容，还是从《周易》中发展出的内丹等术数之学，亦或是宋代学者所创发的《周易》图象，都应与作为儒家经典的《周易》诠释间做出必要区分，分则各美，合则两伤。 关键词：图书易学；河洛；先天；黄宗羲；胡渭 一、学术史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在易学史上，素来以象数、义理二分。象数派重卦爻与卜筮，义理派则着重阐发《周易》的思想内涵。 而图书易学之作兴，最迟产生于北宋，彼时之《周易》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兴趣取向，周敦颐、刘牧、邵雍等学者突破了以文字为主体的传统解《易》方式，而加之以图象， 不但画出了《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图》等诸多《周易》图像，更将对《周易》的诠释转移到了对作易原理之探求及对“太极”“先天”等易学哲学概念的辩析上，最终开创了河洛、先天等新的易学范式，成为了宋、元、明易学之主流。 但清代之后，图书易学受到了胡渭、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等学者的严厉批判，直斥其学术合法性。这一现象也在清代学术史与易学史中被广为关注：梁启超将之解释为清代学者对宋明理学的“反动”；钱穆则在理学派系的视角下，认为认为黄宗羲等人以阳明学之立场攻击朱子； 汪学群则折中诸说，认为清儒在批判宋代图书易学“援道入《易》”之外，也竭力维护了朱子易学的正统地位。李申、郭彧、郑吉雄、陈居渊等学者也针对清初图书易学中的诸多问题进行过专题研究与探讨。 但笔者认为，如若我们因袭前说，只将清初学者的图书易研究视作对宋代易图学的批评，则未免不够全面、准确。诚然，以胡渭、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为代表的这一派易学家对宋代图书易学确实持有一种严厉批评的态度，但学术史上对于他们批判宋代图书易学之理由的分析却过于简单。 因而，关于清初图书易学诸家之于“易图”和“图书易学”的态度，需要我们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新给出更为切实的观点。而这就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黄宗羲、胡渭等人对具体的宋代易图批判的层面，而需要上升到他们从总体上对《周易》的看法上。 二、释《易》原理之重构与拓展 无论是象数易学、义理易学，抑或是图书易学，易学类型的划分背后，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解经方法。 事实上，虽然黄氏兄弟和胡渭都认为《周易》为卜筮而作，不该抛弃其象数内容：“谓易为卜筮之书，无甚碍。”但也都以义理为研习《周易》的重中之重，尤为推崇王弼、程颐的义理易学：“其所主在义理，不为百家众技所惑也。” 而在他们这种以卦爻为本、以义理为宗的指导思想中，对《周易》的解释主要有这样四大必须遵循的解经原则： （一）释必本经，经传一体 具体到《周易》的诠释上，那便是要以对卦爻象、卦爻辞的理解为基本内容来进行诠释。值得注意的是，在清初学者看来，《易传》也享有与卦爻辞同等的权威地位。 也就是说，《周易》经、传中所记载的内容均属于经典文本，既不可违背，亦不可抛开不顾。《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可以说是儒家经学中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因此，《周易》之权威性自然不能有丝毫被破坏。 而对《周易》的解释，自然要以卦、爻为核心。所以，任何一种对《周易》的解读，都应该以卦爻象、卦爻辞作为最基本的对象。任何抛开卦、爻而言《易》的做法，都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而《易传》也必须引起所有研究《周易》的学者注意，不同于其它经典的传、注，《易传》在易学史上被认为是孔子所作，从伏羲到文王、周公、孔子的作易体系是一个完整的易学系统形成的过程。 因此，在对《周易》的解释中，《易传》可以说享有与《周易》古经近似的地位。也就是说，任何明确记载于《周易》经传中的内容，都是《周易》作为一部经典的组成部分。而经典之为经典，就在于它是不能被否定的。因此，任何有悖于《周易》经传中记载的解释，都不可能是对《周易》的正确理解。 （二）推论需证，先天无据 在对《周易》的解释中，所采用的文献在来源上必须准确，尤其是文献产生的时间。以后出之文献构建新的解释是可以的，但以后出者为先在则绝对不可。 清初图书易学家们并不反对对《周易》经、传中的内容做出新的解释，但前提是，任何一种新解都需要首先明确自己提出的是一种对经典的诠释，而不可能取代经典甚至先于经典。 即便是孔子作《易传》，也是用来阐释《周易》古经的，所以说哪怕是孔子，对“十翼”的定位都是非常准确的。而宋人在图书易学的构建上，便犯了太多这种自我界定不清的错误。具体而言： 首先就是《河图》《洛书》范式以及先天学范式的构建。在胡渭们看来，这种构建本身在逻辑上就是一个错误。胡渭、黄宗羲、毛奇龄等人都断定，图书易学，完全是产生于宋代的新系统，任何将之推至上古时期的说法都是没有任何证据的胡说八道。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很多学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如归有光在其《易图论》中便指出：“以图说《易》，自邵子始”。在清人看来，这是一个确凿的事实。 但宋人却认为，这种以图解易的形式，可以追溯到上古伏羲，甚至远在伏羲以前就已经存在了，有着悠久的流传历史。而他们只是通过这种渊源有自的形式，来探求作易之初的道理。 朱子便表示：“自伏羲以上皆无文字，只有图画，最宜深玩，可见作《易》本原，精微之意。”在宋人创建的图书易学中，无论是河洛还是先天，都旨在探求伏羲画卦作易之源。 但这种推论是需要强有力的先决条件的。如果没有充足的历史证据，那么这种学说的构建就是想要凭空开创先于经典的理论学说，这首先违背了第一条中以经传为本的解经原则。 其次，这一做法非但没有严守“经典解释”的界限，反而越俎代庖，以自己所创之新说作为圣人作易之法。这种做法，甚至可以说变成了一种自我封圣的行为。 其三，宋人这种新学说的构建所采用的思想及文献来源非常广泛，其中就包含有《易传》、汉儒经说等诸多内容。但是，无论是出自孔子的《易传》还是出自汉代的经解，其在时间上都是远晚于《周易》古经中卦爻之形成的。 以这些说法来解释卦爻、解释经传，自然无可厚非。但以之为先于卦爻，当作作易之源看待，则从时间和逻辑上无法成立。换言之，如果宋人真能找出果真是出自上古伏羲之手的文献资料，那么先天学当然可以成立，但这种可能并不存在，所以这种学说也无法成立。 （三）术数自体，与易无涉 在胡渭等人看来，以《周易》中之概念为基底，创建新的学术形态，是没有问题的。但这种新学术必须与正统的易学划清界限。对正统易学的解释，必须以《周易》经传为整体，不可切割。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中的相当一部分哲学概念都是在《周易》中最先提出的，但阴阳、太极等概念早已不仅仅是局限在易学范围内运用了。这种基于易学原有概念而创建新学问的方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比如说，宋明理学中的许多概念也是源出《周易》的，易学家并不可能因为“太极”“阴阳”出自《周易》而否定宋明理学。但与此同时，这种基于易学概念而发展出的新学问事实上与《周易》间的关系并不大，其所阐发的也未必是《周易》中的道理。要之，对易学无损。 但宋代图书易学却将这两者混淆了起来。事实上，清人对于北宋时邵雍等人的学问还是有一定程度的认可，并没有全盘否定。 但与此同时，胡渭就指出，邵雍以“数”为本的易学，充其量可以算作是基于易学中“数”的概念发展出的新分支，因为他确实建立了一个言之成理的系统。但是，这种系统并不是易学自身的系统，所以它必须与传统易学间划清界限，“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 邵雍之“数学”，在胡渭看来还勉强可以算作是易学的新枝，但先天、河洛之学，就不能算是从易学中发展出来的学问了。因为无论是先天还是河洛，均将自身定义为了易学的源头，这本身就是与以经传卦爻为中心的易学相悖的。 胡渭就指出：“若朱子所列九《图》，乃希夷、康节、刘牧之象数，非《易》之象数也。”那什么才是《周易》中之象数呢？答案非常明确：“二体六画，刚柔杂居者，象也；大衍五十，四营成易者，数也。” 既然易学正统自身的内容和形式都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对易学的新解释、新发展的界定也就非常容易了。基于正统易学原有之概念，另立新系统的发展，可以视作易学之分枝。 而如果这种新系统不但仅从易学中的个别概念入手，甚至还妄图取代、超越正统易学的做法，则必须予以坚决否定。胡渭、黄宗羲等都明确表示过，图作为一种解释经典的形式，其本身可以对经典解释做出很多贡献，但前提是这种形式也必须符合以上所说的所有限定。 很显然，宋代的图书易学并没有做到：“九图虽妙，听其为《易》外别传，勿以冠经首可也。”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其实并不是揶揄所有的易图都是《易》外别传，图本身确实可以成为一种很好的解释《周易》的方法。 但是，图的形式也仅仅是一种解释方法或者路径，归根到底，仍旧是在解释《周易》中之道理，其本身不可能超越《周易》。如果越过了这一界限，那么它自然就不能再属于易学范围内了。 而以《周易本义》前之九图为代表的宋代易图，要么就是犯了第二条中使用晚于《周易》经传的理论标榜自己是作易之源的错误；要么就是以对《周易》经传中的某一个或者几个特定概念进行发挥而构建新系统，但建成的新系统在总体上却并不符合《周易》经传中的思想。那么，这就属于割裂易学本身的思想系统的做法，自然也是不能成立的。 不过如果按照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这种基于《周易》经传中的个别概念而发展出的新学问不以自身为作易之源，甚至不以自身为易学，那么该如何对之进行定位呢？ 笔者认为，以胡渭、黄宗羲为例，他们会将之与易学分开来看待，只要没有明确贬损易学的内容，他们也不会反对这一做法。比如道家的内丹学说，就很明显具有易学思想的影响，但内丹学说的自我定位非常清楚，并没有与易学扯上太大的关系，因而胡、黄均对之表示认可。 而在宋代图书易学中，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那便是《太极图》。虽然图中“太极”“两仪”“阴阳”等概念源出《周易》，其图在解释中也大量修改了《易传》中的相关记载，比如以“五行”取代“四象”“八卦”，另行建立“太极—两仪—五行”的宇宙生成论。 但是，《太极图》并未标榜自己是在解释易学中的宇宙生成论。而正因如此，于是胡渭、黄宗羲也并没有将相关理论视作易学，因而并未对此图及相关学说在各自的易学著作中予以批评。 （四）不拘象数，必返义理 《周易》以天、地、人为范围，可谓无所不包。可正是因为《周易》无所不包，对其纲领及核心内容的把握才显得尤为关键。否则，任何事物都能被囊括在易学之内，那么其经纬天地之作用也就没有办法显现了。 而在具体的研习中，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拘泥于术数层面的占卜、预测，完全以祸福吉凶为务，而忽略了《周易》之义理。 从易学的形成和流传过程上来说，易学史上一直以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为四大关节点。伏羲画八卦，文王重八卦而演为六十四卦，周公作卦爻辞，孔子作“十翼”，《周易》的经典系统由此得以籍四位圣人之手完整的建立了起来。 而在清初图书易学家们看来，四圣之所作，不能区分开来分别看待，而要将之视作一个整体。胡渭便借郝敬之说，来表达他所认为的羲、文、周、孔不该分开的观点：“羲、文、周、孔奚不合之有？由孔子视三圣为古，自视为传；由今视四圣，则皆古也，皆经也。” 孔子作“十翼”，是用来解释卦爻的，从思想上自然是与伏羲、文王、周公保持一致的，不应将四者分离看待。 胡渭此说，很显然是在批评宋人分开四圣，独尊伏羲而另立先天之学的做法。笔者认为，胡渭在这里也有隐晦地批评朱子的意思，因为朱子就曾为了表彰先天之学，而表达过四圣之间应当区分看待的观点：“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 然而，在胡、黄诸人看来，这种区分四圣的做法，使得当时之学者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图书上，而图书易学中又大量杂糅了汉代象数易学的遗存，使得象数之学经由图书的形式再一次兴起，彼时之易学于是被各种以术数为务的杂说充斥。 他们甚至隐晦的表示，陈抟、邵雍等人脱离于易图正统之外的术数之学得以作兴，甚至一度于凌驾于《周易》本文之上，跟朱子没有审慎的考虑这一说法所带来的影响是有巨大关系的。 在胡渭等人看来，如果能做到以象、辞、变、占四者为易学之纲领，而以义理为所学之目的，那么无论采取怎样的解释形式，所得到的无外乎四圣所讲的道理：“纵令深玩图画而得其精微，亦不外乎文王、周公、孔子所言之理，岂百家众技之说所得而窜入其中哉！” 反而是不以义理为务，陷于术数而不能上升到义理之高度，才会造成理解的歪曲。而宋代的图书易学便是如此。 以九图为代表，便过多的强调“先天”之意义。我们知道，“先天”一词，除了探求作易之源的目的外，同时也隐含着对后来事物的先在之知的意味。所以从根本上说，“先天”概念之建立，其预测之意味也非常之重。 因此，即便抛开以上所说的种种硬伤，在图书易学自身的理论中，也存在着讲祸福吉凶之预测太多，而讲卦画之义理太少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图也可以被视作一种“象”，因此，《周易》之卦爻象也可以被视作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易图。那么卦爻这种图象，自然是可以作为易学之核心内容的。 除此之外，其它易图则只能成为一种解释《周易》的方法，但并不是必须的。以宋代图书易学为例，他们开创了以形象之图表达抽象之易学概念的图象表达方式，在图里面使用了包括数字、方位在内的抽象的元素。 但这些元素的运用也必须符合《周易》之理，如果不合于《周易》之理，那么其意义就大打折扣了。而在胡渭等人看来，宋代创制的易图大多没有达到这一要求。因而，这些易图对于阐发《周易》之理的作用实际上并不太大。 所以说，对于《周易》的学习，仍然要把重心放在观象玩辞，对象、辞、变、占的研习上。继而，是在更深的层次上面对义理的把握，而不是除卦爻外的易图上。更不能舍弃象、辞，而专在托名伏羲之图上沉溺。 要之，易图之来源多不可靠。但即便不论这一事实，卦爻外之易图也既不是学习《周易》的主要对象，亦非研习《易》理之目的。 三、对“图书易”之批判与推进 笔者认为，图像本身也是一种经典解释的方法，而这种经典解释的方法较之文字更为形象化，通过图解，可以清晰的解释很多用文字解释不清楚的内容。 事实上，以三《礼》、《诗经》为代表，以图解经一直是历代的经学研究中常用的一种方法。然而，无论是对哪一种经典的解释，对于经典内容的诠释显然不能违背经典之记载本身。 落实到易学之中，图书易学的构建也不可能违背前文提出的四条解释《周易》的基本原则。但在胡渭等人看来，宋代的图书易学显然违背了这之中的绝大多数。而如果细数图书易学之错误，那么清初学者至少在以下四点中展开了细致入微的辨析，并在《周易》诠释理论中予以推进： （一）绕开卦爻，曲解易传 以《周易本义》前之九图为代表，在产生于宋代的有影响的易图中之内容几乎全部绕开了《周易》古经中的卦爻辞。只有在与“先天”相关之易图中才有卦爻象，且还是以“先于卦爻”之思想为前提。《河图》《洛书》《太极图》中则无论是图像本身还是所体现之思想，均既不涉及卦爻象，也不涉及卦爻辞。 无论是《河图》《洛书》，还是先天诸图，其中的主要核心内容大多源出《易传》，尤其是《系辞》。如五十五点图所基于的“天地之数”五十五，或者《伏羲八卦次序图》所基于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的宇宙生成系统，莫不如此。 然而，这些对《易传》中概念的阐发却并不符合《易传》本身的思想，与《易传》中的许多记载及《系辞》的整体思想都有相冲突之处。 （二）以后为先，割裂羲孔 在河洛之学中，五十五点图之建立基于对《系辞》之“天地之数”的解释。而先天诸图之构建，则主要有《系辞》和《说卦》两个理论来源。 无论在易学史上还是实证上，《系辞》和《说卦》之成书都被认为是晚于《周易》古经中卦爻之形成的。但河洛、先天之学，都是以“画前有《易》”为指导思想的，那么便是以《易传》为先在，将孔子所述视为伏羲所见。 虽然清初图书易学们普遍认为羲、文、周、孔四圣为整体而不应割裂，但是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显然无法逆向错乱。而清人通过考察认为，河洛、先天诸图的构建中又融合了更晚时期的诸多汉人郑玄、宋人邵雍的理论于图中。那便成了以汉人经说、宋人经说为伏羲所见，与以《易传》为“先天”是基于同一性质但程度更为夸张的错误。 即便不论图书易学创建中所犯的各种错误，其舍弃卦爻和《易传》，而去探寻伏羲作易之源的这种行为，也实属割裂《周易》的经典创作谱系的行为。 如果说文王、周公、孔子对八卦的解释和易学系统的发展不合于伏羲画八卦之理，那么六十四卦、卦爻辞、《易传》不可能成为《周易》经典的一部分。这实际上是对《周易》经典地位的挑战。 事实上，脱离了后三者的易学也绝不是完整的易学体系。如果说文王、周公、孔子可以质疑和反对，那么伏羲圣人之地位也将同样不保，《周易》的经典地位也自然不复存在了。 （三）援道解易，消解经典 学术史上往往认为，清人总是以出自道家为由，站在“儒道之辨”的角度批评宋代图学。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事实上并不是清人批判图书易学的主要理由，他们指出图学中的一部分内容与内丹学间有联系，也只是反对第三条中的“以后出为先在”，而并非对道家的偏见。 事实上，黄氏兄弟和胡渭都相当推崇王弼的易学，这也可以反证他们对道家的评价还是相当公正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王弼虽然有着很强的老、庄思想，但他解《易》本诸卦爻而重在阐发义理，是切合于易道的。 所以此条所说之“以它说解易学”，主要指的是用与《周易》确实无关的内容解释《周易》、画出易图，其典型代表就是河洛之学中的四十五点图。胡渭等人指出，虽然五十五点图对“天地之数”的解释不合于《系辞》，但从一至十的“天地之数”确实本诸《系辞》。 而四十五点图所本的从一至九的四十五数却在易学中找不到任何依据。四十五点图之构画，是以三纵三横的九宫图为原本，无论是源出九畴还是明堂九室，均与易学无涉。以之为作易之源的《河图》或是《洛书》，实属无稽之谈。 胡渭等人对易学的界限加以了严格的圈定，对什么算作易学，什么是基于易学的新分枝以及什么是《易》外别传都有不同的界定。以邵雍为例，其基于“数”的易学与传统易学不可等而视之，但也可算得上言之成理。 但是，朱子以邵雍“加一倍法”之学，创建出一套先天生卦理论，那么就是以这种新形式的易学分枝加之于正统易学之上，一下子突破了正统易学的界限。事实上，各种门类的图书易学中都广泛存在着这一问题。 这一问题之根源仍旧在于对自身的定位不准，如果将自身定位为对易学的解释，而不加之于上，那么很多易图都可以自立成说。比如为胡渭所推崇的《阴阳鱼太极图》就是一例，从图书易学的角度来说，此图既可以被解释为对《系辞》的解释，也可以被诠释为一种“先天”的理念，如何对之进行定位，是尤为关键的问题。 （四）拘泥术数，不及义理 言数多而理少，这是胡渭、黄宗羲等所认为的汉代象数易学和宋代图书易学共同存在的通病。因为这两者在很多观点的解释上有密切联系，所以在很多时候被清人皆冠以“象数”之名。不过，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宋代象数易学存在过多的涉猎于术数的话，这一客观事实是确实存在的。 但如果说宋代图书易学跟汉代象数易学一样拘泥于术数而不及义理，其实是稍显牵强的。客观地说，北宋时期的诸多易图确实有很多汉代象数之遗存，卜筮之气息非常之重。但经由朱子统合之后，以九图为代表的图书易学系统还是以义理为要务的。 只是因为朱子想要树立先天、河洛之地位，以“太极”概念将整个易学纳入了进来，犯了一些理论上的错误。所以说，尤其以朱子为代表，宋代之图书易学所言之义理确实不同于清人眼中的易学正统，也不同于王弼、程颐所释《易》之路径，但如果说其不讲义理，则亦不客观。 当然，以先天学构建之宇宙论为代表，这些易图及其背后之思想在清人看来，于正统易学的解释中是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 四、基于易学哲学史的再思考 我们之所以要对清人至于图书易学的态度做出新的判断，是因为学术史上的成说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在大部分清代学术史所做出的一般结论中，会有一个基于对乾嘉学术之认识为基础的判断，即将汉学和宋学做对立的两方来看待。 这一观点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汉、宋之争也确实清代学术史上广泛存在的一个学术路线的争论。而汉、宋之争，在学术史的论述中也往往会一转而为经学、理学之争。 而清代以乾嘉学术为代表的经学、考据学的研究水平非常之高，因而这种扬经学而贬理学、扬汉学而贬宋学的论断，在对清代学术史的认识上是非常常见的看法。基于这一论断，有很多学者便试图在清初学者中找到这一学术脉络之渊源。 众所周知，明末清初乃是中国政治、思想、学术均处在大变革的历史时期，许多新的思想、新的学术形式开始崭露头角。而清初学者对图书易学的研究，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而这种基于思想脉络及文献渊源考察的易学模式，与乾嘉考据学有着不少共通之处。所以，清初学者对宋代图书易学的批评，不但被视作清代考据学的开端，也被套用到了汉宋之争、经学理学之争的模式中。 “汉学”一词，最早就是指的汉代的象数易学。因此，黄、胡等人对宋代图书易学的批判，也尝尝被视作在经学角度对理学的批评，在汉学角度对宋学的批判。 而事实上，在黄氏兄弟、胡渭等人之后不长的一段时间内，清代的易学也确实兴起了一股重新对汉代易学进行研究的风气，如惠栋、张惠言、孙堂、马国翰、李道平等等，或辑佚汉代易学旧说，或专研郑玄、虞翻，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复兴汉易的影响。 但是，一来这一汉学研究的风气并不是直接由清初图书易学家们发起的。二来，对汉代易学进行研究，是不是就意味着在立场上一定是以汉批宋？笔者认为，这恐怕不能直接划等号。 而在对清初图书易学的判断上，尤其如此。以黄宗羲为例，其作《易学象数论》，专以批判象数之学为要务，对于汉代象数之学的批判不遗余力。我们难道可以说，黄宗羲大量研究了汉代象数易，因而持有扬汉抑宋的主张？显然不可。 胡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他认为，返归到汉代象数易学的思路是一种倒退。汉儒那种肆意比附、沉溺术数的手段已经被王弼彻底批判一过，然后走上了一条以义理为正的正确道路。 即便王弼有道家背景，但在以卦爻为本、义理为宗这两点上是符合于《周易》之正宗的。而宋儒程颐也完全认可此说，并在这条道路上继续坚持。但图书易学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走以义理为宗之正路，反而犯下了一系列的理论错误。 所以说，针对学术史上关于清初图书易学之成说，我们至少需要在这样几点中做出必要的明确说明：其一，清初图书易学诸家对汉代象数易学持有与对宋代图书易学同等的批判态度，并不存在以汉批宋、扬汉抑宋、返归汉学的倾向。 如果说惠栋、张惠言等人的易汉学立场受到了清初图书易学的影响，那么最多只可以说是受到了这种追本溯源、实事求是的学风之影响，而绝没有学术倾向上的传递。 其二，清初图书易学诸家多以王弼、程颐之义理易学为易学之正统及正确方向，并不因王弼出于道家而对之加以否定。因而，清初图书易学并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站在“儒道之辨”立场来批判道家的思路。 其三，清初图书易学诸家虽然对文献来源、思想渊源之考据非常细致，对卜筮之学也视作易学纲领之一，但诸家均强调，义理才是易学之大要，尤其反对拘泥术数而忽视阐发义理。 在厘清清初学者对易学及图书易学的总体评价之后，他们对待“易图”之态度也就非常明确了。除非将《周易》自身的卦爻象也视作图，否则其余之易图均非必须。图，可以成为一种经典解释之方法，但这种方法并不能高于任何其它的经典解释方法，必须遵循于经典解释的原则。 但只要能够做到遵循这些原则，易图则确实可以起到佐书之不能尽的作用。比如胡渭就对《阴阳鱼太极图》推崇有加，认为此图真正理解了《系辞》中的宇宙生成系统。虽然说，在对此图渊源的考察中，胡渭自己也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 但是，我们由此可以看到这一类本义“先天”思想为目的的易图，在合乎释《易》原则的方法中，也可以成为解释《周易》经传的绝佳辅助工具，也可以以易学思想为基底，创建全新的思想系统。 而在他们之后的清代易学中，这种以图为工具解释《周易》、甚至另建易学解释方法的做法也屡有出现。在笔者看来，这些现象的出现，与清初图书易学的影响之间，或许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值得进一步的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周易图学史研究”（17ZDAO11）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