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研究的政治之维 作者：朱承 来源：《贵阳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时间：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八月初四日壬寅 耶稣2019年9月2日 摘要 阳明学研究的政治维度，呈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以王阳明之政治军事事功为中心的政治史考察；二是以阳明学所蕴含的理论品格、精神气质为中心的思想史考察；三是以阳明学之核心概念、命题以及社会教化活动为中心的政治哲学考察。对阳明学上述三种形式的政治维度考察，特别是对阳明学政治哲学思考，可以拓展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研究领域。 如所周知，阳明学是儒家心学的最主要代表，历来为学界研究的重要对象，最近几年来，尤为盛事。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现代以来，阳明学的心性维度开掘是最为重要的研究路径，这一心性维度集中表现为在整个宋明理学话语背景下，就心与理、心与物、意与行、良知与天理、德性与德行等问题展开思想考辩，并结合西方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道德论等等进行理论分析，斟字酌句，辩异析同。在心性维度的主要路径之外，阳明学研究也还有其他一些研究范式，如阳明学的文献整理、阳明学人物的学派考辩、阳明学人物的生活世界研究等。阳明学研究在现代学术上的多重呈现，也说明了阳明学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资源之一，具有返本开新的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主要想谈谈阳明学研究的政治之维，讨论一下从政治的角度研究阳明学何以可能的问题。 同传统儒家的礼乐之道、王霸之辩、正统道统不一样，从形式上来看，阳明学主要关注心性问题，更多的表现为理论思考，对现实政治问题关注不多。然而，生活在现实政治社会的阳明学人物，作为儒家治平天下之信仰的忠实信徒，他们的思想和行动，仍然值得从政治的维度予以思考。我们认为，阳明学的政治之维大概可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将王阳明个人的政治事功放到明代中叶政治史上予以考察。如所周知，王阳明一生事功显赫，平息南赣的匪患、平定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征剿思恩田州的暴动，这些政治功绩足以使他成为明朝中叶重要的政治人物。虽然不如张居正等人那样具有全局性的政治影响，但王阳明以其卓越的军事功绩，在明代政治史上也有着独特的地位。李贽曾针对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的功绩说道：“且夫古之立大功者亦诚多有，但未有旬日之间不待请兵请粮而即擒反者，此唯先生能之。”[1]《明史》上也说：“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藩。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2]可见，王阳明在明代政治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位人物。由此可见，研究王阳明其人其学，他的政治事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从历史学、政治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考察王阳明政治事功的背景、过程、细节以及对明代中叶政治格局的影响，也可以考察一位文臣、儒生、哲学家是如何参与到军事斗争中并建立功勋的，还可以考察他的哲学思想是如何落实到他的政治和军事谋虑中去并支撑他率领将士取得胜利的，诸如此类的研究，主要是以王阳明在政治军事上的事功为中心来展开的。除了王阳明本人之外，还有王阳明后学弟子的一些政治事迹，如欧阳德、邹守益、聂豹以及被认为是阳明再传后学的徐阶等人的政治活动，也是属于政治史领域内的研究。这是阳明学研究的政治之维的第一种表现形式。 二是将阳明学所展现出的理论品格、精神气质放到政治思想史视阈下予以考察。阳明学兴起于朱子学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局面，王阳明倡导心学，突破“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3]的思想格局，在当时来说，无疑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4]，如嵇文甫先生所言；“阳明的学说，处处打破道学的陈旧格套，处处表现出一种活动自由的精神，对于当时思想界实尽了很大的解放作用。”[5]王阳明主张人的思想观念要得之于心，强调自作主宰，他说：“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出之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6]又说天下之道、天下之学“非朱子可得而私，非孔子可得而私也”[7]。王阳明这种独立的精神，具有精神自由的气息。王阳明还强调人人自有良知，“人人有个作圣之路”[8]，愚夫愚妇也有成为圣人的可能，认为“满大街都是圣人”，这些主张体现了王阳明心学中蕴含着平等的因子。王阳明学说中还强调自我心力的重要性，认为心力对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故而阳明学也具有意志主义的特质，如近人章太炎所说“王学岂有他长，曰自尊无畏而已”[9]，其自尊无畏的意志主义精神对于近代社会的革命家多有影响。阳明学所呈现思想解放、精神自由、人人平等、意志至上等特质，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革命的形势合拍，其自由、平等的精神因子又与现代性的根本精神相契合，故而，对阳明学予以政治思想史的考察具有历史意义。特别是当人们思考现代性精神可否从中国固有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时候，阳明学的上述政治思想倾向往往会被提出来予以分析。如现代哲学家牟宗三提出的“良知是否可以坎陷出民主与科学”的命题，就是这种现代性精神回溯的思路。除此之外，在思想界有一种倾向，往往将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追溯到阳明学的思想风气上，认为阳明学的空疏之风影响了中晚明的学风，间接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就这个意义上讲，不管是不是要将明亡的责任追溯到阳明学那里，对于明朝灭亡的政治思想渊源的分析，却是绕不开阳明学的。另外，由于阳明学对于日本近代明治维新的影响，中日学界也往往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对于阳明学的社会影响力进行分析考察。综上，无论是现代性精神的思想史回溯，还是明朝灭亡的思想史分析，乃至日本阳明学的思想史考辩，我们认为，对于阳明学的政治思想史考察都具有必要性。这是阳明学研究政治之维的第二种表现形式。 三是从阳明学的概念、命题、思想中所引申出来的政治哲学思考。阳明学主张心即理、人的良知能促使并保证道德社会的形成、人按照良知“为善去恶”便具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这些思想都集中在心性领域和道德领域，但从这些思想出发可以引申出一系列政治哲学问题。大致来说，在阳明学那里，其思想所引发的政治哲学问题主要有：第一，治心是否可以转化为治世？第二，万物一体的社会秩序如何可能？第三，良知何以成为现实规则？第四，民间社会的思想教化有何意义？第五，学术思想如何影响现实政治或者说学者如何承担政治责任？[10]就第一个问题来说，王阳明心学的核心问题在于“治心”，但是“治心”并不是王阳明哲学的目的，而是一个方法或者途径。王阳明心学学派与儒家其他思想派别一样，其念头都是在于家国天下、现实秩序、社会生活，而不仅仅是心性满足，换言之，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目标也是王阳明学派的根本追求，正如王阳明所说：“心尽而家以齐，国以治，天下以平。故圣人之学不出乎尽心。”[11]“尽心”“治心”是实现治国平天下的一种路径，在王阳明及其后学看来，这是一条实现儒家理想的更为有效的途径。因此，将“治心”的效应放大到“治世”上，则是阳明心学顺理成章的理论推演。就第二个问题来说，王阳明重视“万物一体”说，在《大学问》和“拔本塞源论”里都有集中的阐述，其后学王畿、王艮也是如此，在他们心目中，“万物一体”是世界的理想秩序，这种理想秩序不仅仅是人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更应该成为现实社会中的生活秩序。特别重要的是，王阳明及其后学人物，“万物一体”的理想秩序曾经在“三代之治”的社会里实现过，所以，对于人们来说，“万物一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具有历史可能性。就第三个问题来说，在阳明心学里，“良知”代表着人心中抽象的道德意识、道德意志、道德理性、道德情感，它决定了人们的言语和行动，“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12]作为“规矩尺度”，良知保证了人们行为的正当性，因此，如果每个人都能明确良知、推致良知，那么社会上所有人的行为都具有正当性，一个理想的、道德的社会就成为了现实。这正是阳明学注重良知对于社会生活之意义的逻辑前提，在他们看来，良知就是人之为人的准则，良知是儒家伦理规范的集中代表，按照良知行事，就能实现良好的政治社会，“世之君子惟务致其良知，则自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为治，不可得矣。”[13]就第四个问题来说，王阳明及其弟子热衷于在民间“讲学”，进行广泛的社会教化活动，他们的意图在于通过讲学，激发人们自省到自己的良知，然后按照良知来处世做人，如此，社会便可实现善治。余英时先生曾经将阳明学的这一政治意图概括为“觉民行道”，以区别于宋儒的“得君行道”。[14]阳明学以讲学活动来推动人们的道德自觉，其理论根据是在于每个人都有良知，每个人都有成善的依据，只是在现实中被利益遮蔽了，需要通过不断启发才能显现出来，一旦人们的良知自觉起来，他们的道德力量将是巨大的，足以建设一个更加良善的社会[15]。讲学的“政治意义”正在于此，也即是期望民间社会的自我觉醒来实现善治。就第五个问题来说，王阳明及其后学强调“知行合一”“政学合一”，希望儒家知识分子能够将自己的道德认知、理论认知与现实生活、政治行动结合起来，并对政治社会有所影响与改善。每个学者都应该承担自己对于公共社会的责任，即使是对于“心性”的探讨，也是在为人类的正当行为寻找恰当的人性根据，从而更好的鼓励和推广正当行为，并以此来建设美好社会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阳明学的“政学合一”思想，为学者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提供了依据，更提供了路径。上述五个问题，既是阳明学思想里包含的政治哲学维度的历史呈现，也是在政治哲学意义上进行的逻辑推演，对阳明学政治哲学的分析与推演，既有历史意义上的依据性，也有逻辑意义上的合理性。基于此，对阳明学所蕴含的政治哲学维度进行探究，使得阳明学与先秦儒家的政治关怀、人类普遍的伦理秩序精神接续起来，可以展现阳明学为实现更美好的人类社会生活所做的理论努力，也可谓中国古典政治哲学开拓出心学的独特致思方向。这是阳明学政治之维的第三种表现形式。 阳明学的上述三种形式，一为政治史，二为政治思想史，三为政治哲学，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三种形式皆可称为“政治维度”。不同的是，政治史偏向于从历史事实以及中晚明社会政治格局的层面考察王阳明及其后学的政治军事行动，政治思想史偏重于从中晚明思想史以及近代政治思想追溯的层面考察阳明学与现代性思想的历史关联问题，而政治哲学则从一般普遍的层面考察儒家伦理政治的心学样态。对于阳明学研究来说，虽然阳明对于明代中期政治有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是具有全局性意义的，而且其功绩更多是军事层面，故而政治史领域可拓展的空间不大；而政治思想史领域，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对于思想解放、人人平等、精神自由、意志力量等思想诉求，学界已经做了大量的阐发，不过，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还并没有彻底完成，从中国固有传统（包括阳明学）中寻求现代性的思想资源和精神支撑，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政治哲学领域，阳明学的政治哲学思想研究，着眼于从普遍的人心、人性层面来探讨政治社会的道德根基，着眼于伦理维度讨论理想社会的秩序，着眼于从教化层面思考社会成员与共同体之关系，具有超越一定时间、空间的普遍性理论价值，可以成为阳明学研究的新领域，同样十分值得学界关注。 注释 [1]（明）李贽：《续焚书》卷三，中华书局，2009年，第89页。 [2]（清）张廷玉等：《明史·王守仁传》，《明史》第17册，中华书局，1974年，第5170页。 [3]（清）黄宗羲：《姚江学案·序》，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十，中华书局，1985年，第179页。 [4]萨孟武先生著《中国政治思想史》时，就辟专章“王守仁的思想解放论”，申述王阳明思想的解放意义。参见萨孟武：《中国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2008年。同样的，萧公权先生也在其《中国政治思想史》里说：阳明学“虽不敢直接攻击专制政治之本身，而对于专制政府所利用之正统学术则力加破坏。王守仁开其风，李贽极其流。以儒攻儒，波澜壮阔，几乎欲取千余年传统思想之网罗，一举而冲决摧毁之。”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8页。 [5]嵇文甫：《晚明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页。 [6]（明）王阳明：《传习录》中，吴光、钱明、董平、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85页。 [7]（明）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第88页。 [8]（清）黄宗羲：《姚江学案·序》，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十，第179页 [9]章太炎：《答铁铮》，《章太炎全集》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9页。 [10]参见朱承：《良知与信念——阳明后学的政治哲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47页。 [11]（明）王阳明：《重修山阴学记》，《王阳明全集》卷七，第287页。 [12]（明）王阳明：《传习录》下，《王阳明全集》卷三，第105页。 [13]（明）王阳明：《传习录》中，《王阳明全集》卷二，第90页。 [14]参见余英时：《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 [15] 沟口雄三曾经指出：阳明学“开始致力于把政治-道德的主体扩散到民众中处于指导地位的、具有自觉意识的阶层中去。”[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冲击》，王瑞根译，孙歌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06页。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