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空职”与“《王制》义” 作者：吕明烜 来源：作者授权儒家网发表，原载《中国文化》2018年第2期 时间：孔子二五六九年岁次戊戌腊月二十日壬戌 耶稣2019年1月25日 摘要 经学元典在处理诸卿次序时，往往给司空留以末位。对比之下，《礼记·王制》前置司空的现象十分特别。其原因在于，《王制》要通过司空、司徒、司寇的排序，来突出官职职守在制度建设中的递进次第。这种对次第的重视，反映了《王制》职官部分特别关注“制度生成”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王制》的性质、地位，更能启发我们接续前儒的话头、思考经义与制度的互动，从而思索经学的继续开展。 翻阅经书有关职官的记载，诸书多把司空排在司徒司马等同级官员之后，以末位出场。[1]这种排序上的后置，给人留下这样的阅读印象：相比司马司徒等职官，司空似乎稍显次要。 对比之下，《礼记·王制》对司空的排序就显得有趣而特别。 《王制》一篇大致可以分为三段，其一讲“封国制禄爵”，其二讲“天子巡狩与诸侯朝聘”，其三讲“各官职守”。[2]对司空的记载，出现在“各官职守”部分的开端。在介绍了大总管“冢宰”的各项职守之后，[3]“司空”率先出场： 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 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壮者之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五味异和，器械异制，衣服异宜。修其敎，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 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 无旷土，无游民，食节事时，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 以上司空一段，叙事凝练，结构明晰：起首句“司空执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泽，时四时。量地远近，兴事任力。”总说司空职守；其下以三个“凡”字领起三段，分说了“使民从宽”，“齐政异俗”，“地民相参”三大重要原则；最后一句“无旷土无游民”云云则描述了司空功成后的社会状态。此段经义宏深，其价值意义被历代学者所重视，兹不赘述。[4]但是，前人注解司空，却往往忽略了一个要点：司空一段在《王制》“职守”部分出现的位置，特别值得关注。 《王制》中的司空，早于司徒、司寇等出现。但如上所说，其他经典在处理诸卿次序时，惯例却是给司空留以末位。[5]我们可举两例与之对比说明，一是《周礼》将冬官司空放于书尾，二是《大戴礼·千乘》“司徒典春，司马司夏，司寇司秋，司空司冬”也让司空最后入场。这两部书，在晚清以来的《王制》研究中被反复提及，它们一个被视作《王制》的宿敌，与其水火不容各领今古（《周礼》）；[6]一个被视作《王制》的胞弟，与其同本同源互相参证（《千乘》）。[7]但在职官排序问题上，《周礼》《千乘》倒反而一致，共同与《王制》相左。 而更有意思的是，《王制》的作者对后置司空的排序方案并非全然不知。在“各官职守”的末尾，政府各部门要进行岁末的工作总结汇报，文中有这样的记录“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齐戒受质；”“百官各以其成，质于三官。大司徒、大司马、大司空以百官之成，质於天子。”这里的两次排序，都是后置司空，而与前文逐一介绍职官时安排不同。 那么，《王制》前文为何要别树一帜地前置司空？司空的位置是能够随意调换的吗？前人于此多未深究，但我认为这里恰恰有着特别的意义，能使我们窥见《王制》的别样韵味。 我们可以用《千乘》篇进行对比说明。看《千乘》，“司空司冬，以制度制地事，……治地远近，以任民力”是总起职守。而“太古食壮之食，攻老之事”可比照《王制》的“使民以宽；“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实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可比照《王制》的“齐政异俗”，“地以度邑，以度民，以观安危”可比照《王制》的“地民相参”。从内容看，《千乘》简直就是《王制》的镜像。二者的重要差别其实只在一句：《王制》在司空一段的末尾说“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尊君亲上，然后兴学。”这一句，在《千乘》中没有对应内容。——然而正是这句话，道出了关键的秘密。 这句话当然是用来总结描述司空功成后的社会理想状态的，但它还有另外一个重要作用，即连接随后的司徒的部分。《王制》记载了司徒的种种职守，但核心不出一个“学”字。无论是“简不帅教”还是“选秀升学”，都是围绕着“教”、“学”展开的。由此反观司空职结尾的“然后兴学”，恰恰就是要突出司空、司徒两职之间的不可调换的承乘关系。它宣告，只有当司空为社会奠定了乐事安居的基础之后，司徒的兴学，司马的选士等等，才能依次有效开展。 借由这种视角通观全篇，我们会发现，《王制》对职官的介绍绝非平列，它在各官职守的编次上始终存在递进感：民安方能兴学，故有司徒职；兴学方能选士，故有司马职；而上下体定，方有狱讼刑律，故有司寇职。这种递进感让《王制》的职官排列变得特殊而富有深意。 从此，《王制》的职官排列与《周礼》《千乘》等文的排列显示出理念上的差别。《周礼》《千乘》的职官划分，基于一种政治体系的既成状态，其职官排序则反映了政制既立、政府开始运行之后，官僚体系中的权力关系。《周礼》设官繁复，其设计特别关注官职间分工合作关系与层级组织结构。同时由于“合法性追溯”、“权力的分配”在政权维系、制度维系中的关键性，致使在维系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明教”、“崇礼”因其在保有、引导政治理念、目标上的突出作用而得到首要关注，这样，负责“邦教”“邦礼”的司徒、宗伯，显然应比负责“邦刑”“邦事”的司寇、司空得到更为优先的突出强调。由此，这些典籍采用司徒、司马、司寇、司空式的排序，也就毫不奇怪。[8] 而《王制》的理念与《周礼》《千乘》等书不同，它关心的重点，并非如何维系制度，而是是如何有效地生成出制度。在制度生成的视角下，有安居才有安心，有礼教也才能明确是非标准，那么在“先富后教”“不教而杀谓之虐”的教导下，开出一个司空安居、司徒兴学、司马选士、司寇明诛的递进次第，也才是符合要求的正确排序。 简单讲，《周礼》关注制度运行及权力分配，但《王制》关注制度生成及立制过程。《周礼》关心如何行一王大法，《王制》则关心如何立一王大法。由此，《王制》前置司空的现象得到了一种解答：正是由于《王制》想通过职官讲清政治秩序是如何建立出来的，所以选择了一个特殊的职官序列。这个序列以介绍职官的形式，讲清了制度生成的过程中，诸种职守的缓急次序。（而《王制》在后文“岁末总结”处对后置司空的排序方案的兼顾，可以看做它对制度运行、权力分配问题的顾全。）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理念并非由《王制》孤明先发，我们可以找到其经典渊源。其中最重要的文本应该是《尚书·洪范》。书中，箕子追溯大禹如何得到了类似政治原理的洪范九畴，以及如何将其实现、获得成功。这里我们要特别关注九畴之第三畴“八政”：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文中八政之间的具体关系如何，当然需要我们继续诠释考证。但如果简单来看，有两个要点我们不能忽视：其一，八政并非平列，伏生以来的主流诠释，也一直在强调其中的递进次序。[9]其二，截断来看，八政中四五六之司空、司徒、司寇三官次序，正与《王制》相符。这里孔颖达的疏解特别值得参考：“司空主居民，故‘司空’为四也。虽有所安居，非礼义不立，司徒教以礼义，故‘司徒’为五也。虽有礼义之教，而无刑杀之法，则彊弱相陵，司寇主奸盗，故‘司寇’为六也。”[10]孔氏正勾勒出一层层迭积的政制建立。 其实，按照这种理解，八政中“司空”“司徒”“司寇”之名号本不重要，“安居”“礼义”“刑律”之职守才最为关键；而其层层相叠之先后关系，更为关键。由此观之，《王制》又何其不然？先人有批评《王制》官职执掌不清且有疏漏，官职之间分野不明，层级关系不能确定者。[11]然而如果转换视角，这种批评何尝不是以《周礼》《千乘》等为标准来评《王制》，何尝不是些许误解了《王制》的用意了呢？若将《王制》诸官，如《洪范》般化为职守，以司空对应于“安居”，司徒对应于“兴学”，司马对应于“选士”，司寇对应于“典刑”等等，那么《王制》职官一节的排列顺序、排列逻辑将无比顺畅自然。[12] 由此，我认为聚焦于《王制》特殊的职官次序，对于今人解读《王制》文本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王制》的特点，从而探求它的性质。相比制度运行，《王制》的职官更加关注制度生成。那么，与其说《王制》是套“制度”，它或许更可以作为“立制之度”而存在。 其二，有助于我们从儒学义理的角度把握《王制》内容。近代以来的学者不断揭示，《王制》与早期的经、子、史能够形成广泛互动。就西汉及以前的著述来讲，《王制》与诸书的内容重见度极高。由此《王制》与《孟子》《荀子》《尚书大传》等经典的关系，引起了学者的普遍重视。不过既有的探讨多是基于文本的相似度而发，罕有超越文本进行义理关联的尝试——这当然也与《王制》作为制度文本的性质有关。但《王制》的职官次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契机，使我们得以尝试从义理层面比较“有恒产而有恒心”“不教而杀谓之虐”等主张与《王制》内容的关系，由此，前人提示的《王制》与《孟子》《荀子》的紧密联系，或许不仅能够被文本的重见所证明，也可以被义理的关联套上另一层坚实的保险。 透过职官次序的窗口，作为儒学的重要文本的《王制》，其内涵必将变得更为丰富。而就更为深远的层面来讲，查考《王制》的职官次序对于经学的继续开展也有重要意义。 《王制》研究在晚清民初曾是热门，廖平借以分今古，康有为借以讲变法，皮锡瑞借以考圣制。《王制》的位格被诸大师层层提升，“群经大传”“素王所定”的名号应接不暇。同时，另一方面，刘师培商榷之、章太炎批驳之，刘咸炘贬损之——站在古文立场和史学立场的学者，提出了情绪同样激烈、但观点截然相反的意见。《王制》在论战中名声大噪，一度成为研讨经学无法避绕的文本。但随着新史学的兴起与经学的衰落，《王制》研究风气渐转。论经义、证法品的交锋，一变而为考时代、求名物的追索。时风的转变，使得一些尚未得到充分讨论的经学话题没入沉寂。而今天我们重新开展经学，如何激活话题的活力，回应晚清的讨论，就变得十分关键。 今天探讨《王制》的职官次序，尤其能够接上晚清今学的话头。[13]今学推尊《王制》，即以其为素王改制的蓝本。廖平以《王制》为圣法“大纲”，[14]康有为以其能“经纬天人”，[15]皮锡瑞以其“易行少弊”。[16]然而究竟如何“经纬”、如何“易行”，“大纲”如何能于圣制“包括略尽”，[17]则是有待于我们不断深入讲明的。在我看来，《王制》职官次序反映出对制度生成的关注，天然联系着今学的改制之义。它引导我们关注改制的原理而非成制本身，其中就蕴含着面向未来的设计思考。今文经师讲“圣人为万世制法”，针对不同时局的不同要求，这个大法需要不断地自我生成、随机应时，也应维持核心的立制理念而不变，即所谓“因革损益，唯在制度；伦常义理，百世可知。”[18]。那么，制度之立法大义、立法原理，与制度本身相比，就像“渔”与“鱼”的关系，唯有超越现成的“鱼”而掌握“渔”的技巧，才能真正实现圣制对万代的统摄。《王制》的职官次序虽仅一孔，但它重立法、讲生成的特点，则为我们提供了略窥通经与立制之间的关系的契机。 另外，《王制》职官次序与“先富后教”之经义的互动，也应得到充分重视。[19]尽管《论语》“庶、富、教”的语录为人熟知，《孟子》“恒产”“恒心”的教训也历历在目。但在诸经中，尤其是制度设计上，我们对这些经义的查考则有待加强。安居是立教之基，尽管种种礼教可以在安居的过程中同时开展，但是以技术手段满足人民的生存要求仍是立政之初的关键。因此《系词传》表彰古王特重其“制器成物”“前民利用”之功绩，《尚书》中尧舜禹的功绩也始自其安定民生。“民咸安其居，乐事劝功”作为政治之基础，如何强调都并不过分。尤其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技术环境的背景下，人民对于安居的期待又有差异，那么这一教训正应被思考改革、立制的人所不断重视、深化。司空掌安土居民，或也掌百工治用，它被《王制》置于司徒司寇等职之前，就意在突出民生基础在政治构建中的首要地位。其中暗示的立制原则，值得我们再作深入研究。 综上，《王制》前置司空的现象值得特别关注，通过与它经的对比分析，能够揭示《王制》职官部分关心“制度生成”的特点。这一特点，不仅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王制》的性质、地位，更能启发我们接续前儒的话头、思考经义与制度的互动，从而思索经学的继续开展。我想，除了上文讨论的内容外，这个问题尚有不断打开的空间，值得进一步发掘、探讨。 主要参考文献 1.[唐]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2.[清]廖平：《王制集说》，《六译馆丛书》本 3.[清]廖平：《今古学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4.[清]康有为：《考订王制经文》，复旦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抄本，文献系统编号：001259255 5.[清]皮锡瑞：《王制笺》，《<王制笺>校笺》（王锦民校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6.程大璋：《王制义按》，民国十九年刊本 7.王梦鸥：《礼记王制篇校记》，《孔孟学报》第9期，1965年4月 注释 [1]古代经师对司空的级别看法不一，或将之位列三公，或将之列于六卿，然而无论如何认定，司空多排在同级别官员的末位。 [2]此处沿用王梦鸥先生的分段方案，参见《礼记王制篇校记》，《孔孟学报》第9期，1965年4月。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清代以降，一批学者认为《王制》文本兼存经文与传记，他们把《王制》篇末的极端文字视作前面正文的记注。如“凡养老”云云是司徒职守“养老以致孝”的记注；“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是司徒“齐八政以防淫”的记注等等。（参考廖平：《王制集说》，《六译馆丛书》本；程大璋：《王制义按》，民国十九年刻本；王梦鸥：《礼记王制篇校记》）王梦鸥的分段方案，正是基于《王制》分经传的认识，将“经文”分成三段。 [3]《王制》中冢宰与其他职官的关系问题复杂，应另作专门考察，此处不及。 [4]比如，学者指出，“齐政异俗”一段不仅讲明了安居原则，更思考了中国戎夷的合理相处方式，从而为天下秩序的建立奠定了基调。可参考《礼记正义》《王制笺》《王制通论》等。 [5]此处说的是多数情况。当然，《王制》之外，亦有前置司空的例子，如《韩诗外传》：“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马、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以及下文将提到的《尚书·洪范》：“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等，但此类例子绝非主流。 [6]廖平一变平分今古即本于《王制》《周礼》的制度差异。参见廖平：《今古学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7]廖平、皮锡瑞、金德建等，均以《千乘》制度本于《王制》。参见廖平：《王制集说》；皮锡瑞：《王制笺》，，《<王制笺>校笺》（王锦民校笺），华夏出版社，2005年；金德建：《王制制度为大戴礼记千乘篇所本考》，《王制丛考》，《制言》1939年10月 [8]有学者认为，《王制》之司空职于《周礼》当属司徒，《周礼》六卿中之司空与《王制》之三公中之司空迥异。诚然，《周礼》司空与《王制》司空地位确实不同，职守也应有差异，可以再辩。但认为《王制》司空职于《周礼》全属司徒则未必正确，应该说，《王制》司空的一些职守确与《周礼》司徒的部分内容近似，但《周礼》司徒主教民，所管甚宽，其超出教职处可视作沟通诸职协调合作的设计，同时，教事本来就需要多管齐下，因此职守中容纳诸多内容，也是合理的。仅就大司徒职来看，若以其“以土会之法辨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名物相民宅”视作司空职，那么“以五礼防万民之伪”应视为宗伯职“以乡八刑纠万民”应视为司寇职，由此，司徒简直成为淆乱职守的杂烩了。而从小宰职的叙官部分来看“以官府之六属举邦治：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司徒职守，核心在教，司空职守核心在事，大势与《王制》无异，只因冬官已佚，其具体异同不可得见。而绝不可以《王制》司空等同《周礼》司徒。 [9]西汉伏生《尚书大传》不传，但所幸保留一条佚文：“八政何以先食？传曰：食者万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参考皮锡瑞：《尚书大传疏证》，《皮锡瑞全集》，中华书局，2015年，165页）可知伏生以为八政具有次序。其后《汉书·王莽传》《论衡·讥日》《后汉·章帝纪》均从此说。郑玄云：“此数本诸其职先后之宜也。”亦证此意。唐时孔颖达发明伪孔意，所说最为详备：“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则死，食於人最急，故食为先也。有食又须衣货为人之用，故“货”为二也。所以得食货，乃是明灵祐之，人当敬事鬼神，故“祀”为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当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故“司空”为四也。虽有所安居，非礼义不立，司徒教以礼义，故“司徒”为五也。虽有礼义之教，而无刑杀之法，则彊弱相陵，司寇主奸盗，故“司寇”为六也。民不往来，则无相亲之好，故“宾”为七也。寇贼为害，则民不安居，故“师”为八也。此用於民缓急而为次也。” [10]孔颖达：《尚书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05页 [11]参见刘咸炘：《周官王制论》，《刘咸炘学术论集》（黄曙辉编校），广西师大出版社，2010年 [12]《王制》之司马司徒职守互相纠缠，本文作其二职分别，其实亦可以视兴学选士为同一职守，合并与司徒名下。若此，则王制“安民”“兴学”“典刑”之次序全同《洪范》之“司空”“司徒”“司寇”。 [13]诸学者推尊《王制》，为其重编文序、离析经传，并特重其与《周礼》的差异。但在处理《王制》职官部分时，诸学者却并未足够重视职官次序的意义。《周礼》的职官模式，潜在地影响了诸人，使他们力图将《王制》职官勾勒为一具有层级分工的系统。然而，打破这种认知模式，聚焦于《王制》职官重制度生成的特点，其实能够更好地辅证今文经说。参见《王制集说》《考订王制经文》《王制义按》 [14]廖平：《王制集说·凡例》 [15]康有为：《考订王制经文序》，《康有为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15页 [16]皮锡瑞：《王制笺》，《<王制笺>校笺》，6页 [17]廖平：《王制集说·凡例》 [18]廖平：《今古学考》，《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廖平蒙文通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43页 [19]这一点，康有为已经率先揭示，《考订王制经文》：“以《尧典》考之，禹作司空，弃作后稷，先于契作司徒。盖先王以养民为主，富而后教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