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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已经习惯了黄州贬谪生活的苏轼得到一个好消息，被他牵连的好友王巩离开贬谪之地北归了。他喜不自禁，写了一首七律《喜王定国北归第五桥》，颔联有句“鸠杖先生愈少年”。据汉唐礼制，八十岁以上才赐鸠杖，而这一年王巩其实还不到四十岁。若如此算来，王巩自然称不上“鸠杖先生”，苏轼这句诗似另有所指，送给王巩显然并不合适，但若送给今年89岁高龄、他的异代知音、同样姓王的王水照先生，则实在再恰当不过了。 王水照先生早年以治苏而闻名，他的《苏轼选集》被钱锺书先生誉为“卓然优入著作之林，成一家之学”，他的《苏轼研究》以雄健笔力和高明识见展现出“苏海”的浩瀚波澜，他的《苏轼传》和《苏轼评传》描摹勾画了一代文化巨子的人生境界和思想高度，最为人们所熟知。王先生的学术研究从苏轼“一人之学”扩而至宋型文化“一代之学”，从宋代散文扩而至中国古代文章学，又及唐诗、词学、钱学（钱锺书研究）乃至通代文学史编纂等领域，领袖群伦、卓有建树，在古典文学界影响广泛而深刻。 王先生生于1934年，在2013年时，复旦大学中文系举办了“学术师承与学科建设”研讨会，实际上是为先生庆贺80岁寿诞。如果从这一年算起，至今恰好十年。这十年中，先生一如既往地陶醉遨游于学问的海洋，真可谓“乐而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持续给文史学界带来精品力作。比如2015年出版《王水照说苏东坡》，2016年出版《走马塘集》和《王安石全集》，2020年出版《钱锺书的学术人生》，2021年出版《北宋三大文人集团》和《稀见清人文话二十种》，2022年出版《王水照访谈录》……这只是他80岁以后成果的一部分，《王水照文集》最后一册所附“王水照著述年表”则显示得更为丰富。如此旺盛的学术生命力，就是与年富力强的学者相比，也是名列前茅、超越同侪的。难怪南京大学莫砺锋教授感叹，王先生“真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当代范例”。 我自2007年跟随王先生读书治学，在先生身边已经16年了，对先生这些年的工作多有参与，时常惊愕于他敏锐深邃的学术洞察力，感佩于他锲而不舍追求真知的精神。我曾经撰写过《王水照先生的学术历程与学术思想述略》一文，将先生晚年的学术总结为“用力最深的宋代文学研究”“期待最切的古代文章学研究”“牵挂最多的钱锺书学术研究”三个方面，这里不再赘述。本文只想借着苏轼的这句“鸠杖先生愈少年”，来聊聊我所知道的王水照先生近些年的学术建树，与大家共同体味王先生的学术人生。 一篇神完气足的《王安石全集序》 王先生一直很重视基础文献的整理工作。他于2007年编成出版大型文章学资料集成《历代文话》，大大推动了古代文章学的研究，让文章学研究成为古代文学领域最重要的学术生长点之一。与此相应，他也非常关心宋代作家文集的整理和出版，曾经撰写过《宋代文学研究的思考——北宋名臣文集五种出版感言》等文章，由文献整理而延及文学研究，以期通过文集整理推动相关理论思考的深入。 不知何故，王安石这样一位北宋重要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的著作多年来一直未能得到全面整理。在出版社的强烈建议下，我们于2013年启动了《王安石全集》的编纂工作，王先生任主编。编纂之初，王先生即根据王安石集官僚、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复合型身份特性，确定了全集体例，以四部分类法统摄王安石全部著作。经出版社和各位点校者的努力，此书于2016年顺利出版。 王安石是颇受争议的文化巨人，给他的全集撰写序言是一件很费斟酌思量的事。先生却举重若轻，在全集定稿不久后，即让我去他所住的养老院取来序言手稿录入电脑。我一拿到手稿，便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一气读下，犹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当时我就想到一个词——壮年之文！又想到了韩愈的著名论断“气盛言宜”，还想到了东坡的“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感觉真是酣畅淋漓。这是一篇力量充沛之作，文章13000余字，气势强劲而又娓娓道来，对王安石在中华文化史上的定位非常准确，尤其是对“王安石变法”和“荆公新学”的评述，于千载纷纭的聚讼之中，提纲挈领，剖筋析骨，公允而有力。 当下，在评价王安石变法这件事时，无论在宋史学界还是在普通读者中，都弥漫着一股非此即彼的对立情绪。王安石和司马光，一位是新法设计师，一位是旧党领头羊，在政治思想上大异其趣，但两人都是深具人格魅力的正人君子，历朝历代都拥有无数“粉丝”，他们的研究者或爱好者常常站在各自的立场互不买账甚至互相指斥。我们可以看到，从严肃的学术论文，到普及读物，再到新媒体、自媒体文章，都有不少针锋相对的言论，读得多了，有时甚至让人感觉恍惚之间又回到了“新旧党争”的熙宁、元祐年间一般，两股势力似水火不容。看到他们为古人争得面红耳赤的样子，不免觉得有些可爱，有时也觉得有些可笑。在这样的背景和氛围下，我们再来看王先生的这篇序言，就不得不佩服其中所表现出的胸襟与卓识。王先生充分肯定王安石变法的初衷及其周密的理论框架，但也明确指出其实践面临“三大困境”：一是王安石未能及时调整策略，化解与反对派的矛盾；二是执行机构仓促设置，执行未能到位；三是变法操之过急，态度激进，超出了当时社会的承受力。这三点分析都非常中肯。同时，文章也提到变法带来的积极效果，“国家财政有所增加，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西北边防形势有所起色，积贫积弱的局势有所扭转”。王安石变法以失败而告终，王先生又在文章中感叹道：“他满怀悲愤，赍志而殁，我们对他的报国雄心，理国智慧，奋斗精神，尤对他悲剧性的一生，油然产生敬意。”在理性辨析之外，多了一份对历史人物的理解与温情。序言对王安石文学理论和创作旨趣的概括总结也鞭辟入里。作为文学家的王安石是一位多面手，在散文、诗、词各体创作上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序言全面论析了王氏的文学成就，尤其是对他的诗歌特色，利用钱锺书先生手稿材料，提供给人们阅读王诗更丰富的维度。 《王安石全集序》是一篇冠于300余万字大全集之首的综论性文章，它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论文可以以偏师制胜，而是必须出以堂堂正正之师。这样的文章容易写得四平八稳，但先生这篇序言却充满锐气，既见史识史断，又见文辞之美，真可谓气足神完，令人击节。如果再联系到它的作者当时已是一位82岁的老人，则更让人肃然起敬。后来《王安石全集》获得了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一等奖，除了编纂体例新颖和整理质量较高外，先生的这篇序言无疑为此书赢得了更多读者、更多认可。 致敬钱锺书，推动“钱学”回归学术 王先生与钱锺书先生有38年的交谊，是为数不多得到钱锺书先生耳提面命的学人之一。尤其是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工作期间，他与钱先生一起编撰社科院版《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等书，相与共事18载。2020年，时值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我向出版社提议，可以将王先生所撰有关钱锺书先生的文章集于一处，出版一本《王水照说钱锺书》（后改名《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献礼钱先生的诞辰纪念会。我的原意只是检点先生旧作，以便于读者翻阅，而真正启动这项工作后，先生又新撰了两篇万字长文。当时，新冠疫情初起，人们对病毒充满恐惧，先生却在养老院静心撰著，接连让我取回《〈钱锺书的学术人生〉编后记》和《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两篇新作手稿，前者12000多字，后者14000多字。一位86岁的老人，在短短两三个月内手写完成两篇万字长文，不得不让人惊服不已。这当然得益于先生沉潜多年的积累，也得益于先生心无旁骛的一贯风格，更得益于先生毫不松懈的治学精神。 钱锺书先生的手稿集《容安馆札记》出版于2003年，是一部经钱锺书先生整理过的读书笔记，其中大量内容是有关宋诗研究的。但此书勾抹涂乙，一片斑斓，王先生曾经多次感慨“眼力不济，认不清；对他手书不熟，认不准；学力不足，读不懂”，他对于学术界未能充分利用钱先生的手稿，不能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进一步深化古典文学研究，颇为遗憾。王先生主动请缨，希望能发挥自身专业特长，将此书中论述宋诗的部分整理出来，以供学界参考使用。先生组织团队完成了篇幅近60万字的《〈容安馆札记〉宋诗资料辑录》，可惜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这部书最后未能出版。但借助整理《札记》，先生从中发掘了诸多重要学术论题，撰写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读〈容安馆札记〉拾零四则》就对钱锺书与《唐诗选》、韩愈与古文运动、杨万里与“诚斋体”、“江湖派”等重要问题都作了细致讨论。尤其是钱先生与《唐诗选》的问题，王先生以《王伯祥日记》《容安馆札记》与自己的回忆相互印证，为我们“揭秘”了一段珍贵的学术史史料。 《编后记》一文，王先生本来只想简单介绍此书编撰的基本情况，但由于引入了陈寅恪与钱锺书的比较视角，越写越深入，几经斟酌考虑，先生将此文由“后记”改作了“自序”，并改题为《走进“钱学”——钱锺书与陈寅恪学术交集之意义》。此文置于《钱锺书的学术人生》开篇，围绕“钱学”研究中资料使用和有无体系两大疑点，重点以论韦庄《秦妇吟》、论牛李党争、论杨贵妃入宫、论韩愈、论杜诗“欲往城南望城北”句等五个例证说明钱、陈两位先生不同的学术旨趣，以获得对钱先生学术人生的更深层体认。在《钱锺书的学术人生》新书发布会上，王先生语重心长地指出：“他（钱锺书）的主要身份是学者，从中国学术史、文化史的层面来看，对他的学习和研究，重中之重还应该在于他的学术创造、他学问的丰富无比的内涵、令人高山仰止的境界以及所产生和将要继续产生的学术影响力。把研究的主攻方向放在诸如钱式幽默、个人轶事，恐非适宜。”类似意见先生曾多次表达过，主要是针对一些“钱（锺书）迷”热衷于寻撦钱先生的琐碎八卦而发，先生非常期盼喜爱钱锺书、钦佩钱锺书的朋友尤其是青年学人能够将更多精力放到发扬钱锺书的学问上来。先生自己关于钱锺书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示范。 先生曾经多次与我谈起，钱锺书手稿集是一座宝库，今后的学术史是绕不开的。钱锺书先生这样的大学者，他提出的问题、得出的论断，都是重要的文化遗产。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搞清楚钱先生说了些什么，只有先把“照着讲”做好，才能“接着讲”，才能有效推动古典文学研究的深入。一次，我与复旦中文系一位老师聊天，他说：“王先生当年给我们上课的风格是比较平和的，很少慷慨陈词，但也有例外，就是讲到钱锺书先生时，他讲话的声调都会变得激越一些。”这和我的印象与感受是非常一致的。这是先生感情的自然流露，更饱含着对推动“钱学”研究的深切期待。 边研究、边授课、边育人 完成《钱锺书的学术人生》不到一年，2021年7月，王先生又出版了《北宋三大文人集团》。这是一部起撰于1987年的论著，竟积累、琢磨了这么多年才出版，真可谓“三十年磨一剑”。 当年，先生给复旦的助教进修班上课，因这群学生的特殊性（均是学有专长的大学青年教师），便在课程设计上花了一番心思，希望能跳出一般文学史框架，从群体研究角度带动对北宋文学版图的重新考察。这部课堂讲义的撰写直接促成了一系列精彩论文的发表，其中就包括《北宋的文学结盟与尚“统”的社会思潮》《北宋洛阳文人集团与地域环境的关系》《嘉祐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元祐党人贬谪心态的缩影——论秦观〈千秋岁〉及苏轼等和韵词》等具有鲜明方法论启示的文章，成为奠定当代宋代文学研究基础的重要成果。 《北宋三大文人集团》一书在王先生的学术生涯中确实具有特殊意义，有媒体报道此书出版，题目径作“87岁复旦文科资深教授王水照出版第一本个人学术专著”，盖因这是一部典型的专著，非常集中而有体系地讨论了钱（惟演）幕、欧（阳修）门、苏（轼）门三个前后相衔的文人集团，与一般论文集颇不相侔。因为是缘起于课堂讲授，所以此书既是学术成果，也是教学成果，是教学相长的产物。先生在此书后记中透露：“我习惯于边研究、边授课、边写稿的工作方式，通过讲授似乎对厘清思路、疏通文气带来莫大的好处，也加快了写稿的速度。”显而易见，在先生身上，学者与教师两种身份是互相促进的，科研也是他育人的大舞台。 除了《北宋三大文人集团》这样因教学而促成的个人专著外，王先生还经常与学生合作完成学术成果。这种合作是真正的学术合作，而不是徒挂其名，由此促成了许多经典之作。比如他和七位同学合撰的《宋代文学通论》已经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入门读物；和朱刚合撰的《苏轼评传》《苏轼诗词文选评》，和崔铭合撰的《苏轼传》，也都成了读懂苏东坡的必备之书。可以说，在科研写作中锻炼学生，带动学生与他一起思考最前沿的学术问题，是先生带研究生的一大特点。而经过这种锻炼，学生自然也会在学术上得到飞跃性成长。《苏轼评传》后记中这段话就反映出这一点：“若老师既不满足于简单复述以前的论述，而学生又不能很快令自己对课题的把握提升到接近老师的水平，则写作过程便不得不与教学过程相伴随。”有过带学生经验的人，可能对这段话更有体会。有的老师这样感叹：“改一篇学生的论文，比自己写一篇还难！”这从侧面反映出一位导师要培育好研究生，需要多么投入。 我自己也非常得益于先生的这种育人模式。在2006年冬，尚未忝列先生门墙的我，即幸运地被先生叫去审读《历代文话》校样，在校勘、审读实践中我明显感觉自己功底打得扎实了一些。参加工作后，我更是好几次与先生合作，深受其益。举个简单的例子。2014年，南京大学周勋初先生主编完成了新辑的《宋人轶事汇编》，出版社约先生撰写书评，先生将具体执笔任务交付给我。在我踌躇不知所措之际，先生与我聊了他的想法，即从人物形象的丰富性、编撰体例的科学性、材料搜集的广泛性等方面去思考、评价此书价值，让我豁然开朗。不仅如此，先生还提供了一个具体例证，就是从轶事所辑材料中去考察宋高宗与宋孝宗的关系，会非常有趣。有了先生传授的这些金玉良言，我如得神助，很快就完成了任务，这篇题作《活泼灵动的宋代人物画卷》的文章不久得以发表。这样的例子还很多，都是我学术成长经历中极其宝贵的财富。我想，这也是许多“王门”弟子共同的经历和感受。 一位知识人的本分与责任 说到我与王先生的合作，就不得不提2022年出版的《王水照访谈录》。这是一部了解先生人生态度和治学方法的“秘笈”。 犹记得第一次访谈，我带着疑惑问先生，学术研究中有宏观的“大判断”，也有具体的“小结裹”，两者应该如何更好地结合？先生便举了何其芳写《论〈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贡献》两篇文章的例子为我解惑。大家都比较熟悉王先生与钱锺书先生的关系，但先生曾在多个场合说过，他做学问尤其是写论文其实受何其芳的影响更大一些，因为钱锺书先生是天才式的学者，没法学习模仿，而何其芳的治学经验与论文写作方式，却是有法可循，可以揣摩的。何其芳做学问，强调基本知识、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的学习和训练，要求“系统研究理论、历史、现状三者的关系和规律”（《王水照访谈录》第103页），这给王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也深远地影响了他的治学。正是由于这层关系，先生在《访谈录》中花了很大篇幅谈何其芳。从何其芳的治所思想，到文学创作的“何其芳现象”，再到何其芳的学术贡献，先生既带着感情去回忆，也带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去审视。 2013年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成立60周年，先生觉得总结这所国家级研究机构的历史，是具有重要学术意义的，“这不只是一个研究机构的问题，而是涉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学术生态、学术发展方向以及那个时代环境下学人的各种遭遇与应对策略，或者说他们的生存环境及其反应等问题”（《王水照访谈录》第81—82页）。正是这样的格局和眼光，让先生在回忆中不断反省自己遭遇过的那段历史。在提到各种政治运动时，先生由衷感慨：“运动来了，很难不被裹挟。遇到这样的事，如何守住道德底线，是很重要的。”这种反省难能可贵，彰显出一位知识分子的理性和良知。这大概也是《王水照访谈录》在学问之外，留给我们最大的历史启迪。 当然，《王水照访谈录》主要篇幅仍然是在谈学问，宋代文学的研究格局、钱锺书手稿集的学术价值、《历代文话》的编纂经验、当代词学学科的发展趋向等等，这些问题都是王先生长久思考、念兹在兹的。他在书中透露的治学经验，与他自己的学术成果互相关联，互相辉映，是学习、研治古典文学的宝藏。 上海古籍出版社今年年初出版的300万字的《王水照文集》，收录了王先生自1958年以来60余年的主要学术成果，其中最早的一篇是参加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红皮”《中国文学史》所撰的“苏轼”一章，最近的则是2021年10月16日所撰的第五届古代文章学研讨会开幕辞。《王水照文集》折射出的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曲折的成长历程，也是60余年来中国大陆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发展、变化的生动写照。 王先生在76岁时撰文，以南宋诗人赵蕃书斋名“难斋”自警自励，希望能克服暮年的“末路之难”，努力在文化事业上续有建树，坚守一个知识人的本分。如今十多年已经过去，我们看到先生不但克服了“末路之难”，而且学术之树结出了累累硕果。在先生的学术时间表上，今年、明年、后年还将推出《司马光全集》《校补足本施顾注东坡先生诗》《历代文话新编》等大篇幅、大价值的作品，每一部都是沉浸多年的倾心之作。这些作品的出版，自然会将“鸠杖先生愈少年”演绎得更淋漓尽致。 （作者：侯体健，系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