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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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坚实基础 中国本身就是一种文明的存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积淀逐渐生成的历史。在世界众多的文明中，中华文明光辉灿烂，独树一帜，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值得认真总结、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历史漫长悠久，在形成与壮大的过程中，协同意识、协作观念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遥远的五帝时代，中国人就已经提出了明确的“协和万邦”观念，《尚书·尧典》说：“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协和，意味着协同与公平公正，意味着人民和睦相处，各邦国友好往来。这是告诫为国者要去除一己之偏爱，好恶一同于天下。亲九族、和万邦，不仅把家族、宗族治理好，还要把国家治理好，使各邦团结起来。《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大禹当年举行涂山之会时“执玉帛者万国”，众多邦国都认同大禹的统治，这应该就是“协和万邦”的意思了。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以来，人们就思考社会地位与物质财富的传承问题，由此产生了最早的规则与制度意识。中华文明从远古走来，考古学家发现，至晚在5000多年以前的龙山时代，中国就产生了礼制，夏、商、西周三代递相损益，到周公时代形成了“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孔子家语·论礼》记孔子说，“夫礼者，理也。”《礼记·礼器》说，“礼也者……理万物者也。”礼乃用以条理社会、整齐人心。既然礼依理制，其功能就在于“济变”“弥争”“决嫌疑”，以使人“知其所止”。 山东曲阜是周代鲁国的国都，周公是鲁国的始封之君，这里在历史上就建有纪念周公的鲁太庙（今俗称“周公庙”）。周公庙第一道牌坊东西相对，分别上书“制礼作乐”“经天纬地”，这正是周公最大的历史功绩。在总结继承夏、商文化的基础上，周公制订周礼，奠定了中华礼乐文明的基础。到春秋末年，天下无道，礼坏乐崩，孔子和早期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尤其把周代礼乐文明发扬光大，使礼乐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荦荦大端。 中华文化的特质在于思考人性与人的价值，思考人与人之间如何更好地相处。《荀子·王制》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明确说出了人与人之间协同协作的重要性。人发挥集体的力量，就需要“群”，就需要合作，形成群体优势。人的特点就在于所具有的社会性，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社会分工也更加细密，这对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言而喻，人越能互补互通，互帮互助，交流融合，就更能产生大的力量，以共生共赢，共同发展。 在各民族长期的交往交流和融合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文化心理。春秋时期，尽管周王室衰微，天子威权下降，但以往王官学的巨大文化影响力，列国之间仍然有许多的基本遵循，有不少高度认同的基本原则，例如尊王攘夷，例如恤孤、济困、扶危，例如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如此等等。《左传·襄公十一年》说“夫和戎狄，国之福也”，如何“和戎狄”，就是认同应有的价值观念。 早在孔子时代，人们就崇古、尚古、信而好古，这与中国上古历史的漫长发展有关。人们向后看恰恰是为了向前看，是希望从历史的过往中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案。今天我们只有走出疑古时代，认清中华民族文明之树的根扎得很深很牢，才会理解中华民族深沉的本根意识。实际上，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就是一部相互协作、共同聚合的历史，是互助互惠、合作共赢的历史，可以说中华民族就是在思考礼的过程中一步步走来的。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内涵 英国作家贡布里希（Ernst H.Gombrich，1909～2001）著有《写给大家的简明世界史》，他在记述汉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时，使用的标题是“一个伟大民族的伟大导师”，他所说的“伟大民族”当然是中华民族；他所说的“伟大导师”自然指的是孔子。他说：“在孔子学说的影响下，伟大的中华民族比世界上别的民族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他还说：“只是由于有了他的学说，这个有着众多省份的大国最终也没有瓦解。” 中华民族的紧密团结，是因为有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向心力来自共同遵循的“道”，“道”就是王道，就是尊王攘夷；凝聚力来自内心的“统”，这个“统”就是正统，就是崇尚一统。从孔子作《春秋》开始，“大一统”的观念就日渐深入人心。需要清楚的是，这里所谓“大一统”与“大统一”有一定的区别。 “大一统”的表述最早见于《公羊传·隐公元年》，其中解释《春秋》所言“王正月”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徐彦疏：“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无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据《汉书·王吉传》，汉代有人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可见，所谓“大一统”就是以一统为大；其中的“大”是重视、尊重。“大一统”就是“尊王”，就是尊王道、抑霸道，就是天下诸侯皆统系于王。“大一统”不是强调所统辖疆域的辽阔，而是指国家政治、经济制度与思想文化上的集中。人们不是各行其是，这是“天下有道”的表现。 孔子在《春秋》里寄寓了自己的政治思想，这与其他文献所显示的孔子政治思想一致。《论语·季氏》记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汉书·儒林传》说，“周道既衰，坏于幽厉，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陵夷二百余年，而孔子兴，以圣德遭季世，知言之不用而道不行，乃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尊王攘夷，崇尚一统，这是孔子和早期儒家的政治理想，也是民族共同体所必需的思想前提。 在春秋战国诸子中，“大一统”观念是一个共识，例如儒家与法家、墨家主张有异，但都强调政令统一、步调一致。孔子主张尊王自不必说，孟子也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有人问孟子：“天下恶乎定？”他简洁地回答：“定于一。”谁能定于一？孟子认为，有德者能一之，行王道者能一之。他主张“君仁臣义，君民同乐”，他认为，“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这不是因为桓文所行不是王道而是霸道吗？《吕氏春秋》说：“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一则治，两则乱。”韩非子反对“一栖两雄”“一家两贵”；墨子有“尚同”主张，希望“天下之百姓，皆上同于天子”。 尊王攘夷与那时的夷夏之辨、华夷之辨一致。王代表王道，代表华夏正统文化。但夷夏之辨中的“夷”“夏”之分，不是在血缘、血统与族群意义上，而是在文化与文明意义上。韩愈总结孔子的《春秋》笔法，明确指出这一点，他在所作《原道》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底是夷狄还是华夏，关键在于是否有礼义，是否遵行礼仪道德。因此，华夷之辨说到底在于思想观念和文化认知，是文化身份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主要标识 几千年来，历代中华儿女以共有的文化身份认同，讲道德、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在和谐中发展，在协作中进步，在中华民族这个多民族的文化共同体中，共同奏响美妙的乐章。这样的思想作为民族思想文化的主流，一直发挥着经国济世的作用。 在“诸子百家”中，孔子特别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孔子及其以后的思想家思考世道人心，继续发展与弘扬传统，所以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西方学者常将中国称为“孔子的中国”，实际是对以孔子为中心的儒家文化作用的认知。儒家主张王道，反对霸道，这样的思想强调以德为政，自正而正人、自安而安人、自尊而尊人，各民族和谐相处，共存共生，让人心悦而诚服。在绝大部分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内部的各个族群都和平和睦、友好相处。 思维模式标识或代表着价值取向，决定着行动走向。儒家讲明明德，讲致良知，着眼于止于至善，特别强调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只有知所先后，才能近道而行。抓不住根本，就是舍本逐末。要明德新民，树立好的社会风尚，就要唤醒人性，以明德引领风尚。要唤醒善性与良知，从致知入手致其良知。儒家讲为政以德，讲其身正不令而行，乃是强调为政者要以自身的正引导他人的正。人与他人之间交流与交往也是如此，首先修养自身，才能推己及人。其中，修己是关键、是根本。要使天下“无讼”，必须“见其过而内自讼”；要使社会和谐，就应各明其德、人人修身。 儒家思考人的社会性存在，就是探讨社会安宁与和谐的深层机制。他们关注根本，将个人修养放在中心位置，反求诸己，聚焦发展和成长。人们看到了内在功力，就像火之始燃、泉之始涌，扩而充之可保四海，否则就连“事父兄”也做不好。这样的思维有深邃的动力，有明晰的价值取向，它絜矩成人，至诚无息，执中而立。它以一以贯之的思维模式落地，全然思索古与今、我与世界，这样的思维格局非常宏大。埃及前总理伊萨姆·谢拉夫说：这个“无序混乱的世界”要“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做这件事情的主角应该是有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国。他强调，中国人一定要珍视自己传统的价值观，认为“不光中国人民需要这些价值观，全世界也需要”。 中华先圣、先王站在人类发展的中心点，思考人心与道心、人情与人欲、天理与人欲的关系；中华先民认知世界，以天地为师，着眼古往今来，关注四方上下。这样的思想不拘泥，不狭隘，不自私，绝不唯我独尊，不以“我”为中心，不以“我”为优先。特别注重当位而行，允执厥中。儒家内圣外王之道是“道术”而不是“方术”，就在于它“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 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子解释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也。”这个“一”就是忠恕，是整体意识，是执两用中；也是推己及人，是换位思考。这是中国古代修身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处理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个人身心关系的准则。这样的思维用于处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就是友好相处，互帮互助。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认真为对方着想。以忠恕思维交朋友，以推己及人打交道，中华民族各民族之间才更和睦和平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 如果把中华文明比喻成一棵生生不息的大树，这棵中华文明之树在不同时期吸收了不同的文化养分，各民族优秀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千百年来，中国人遵循着谦和礼让、求同存异的传统，主张“礼之用，和为贵”；与之同时，也强调以礼节和，不离中道。在政治上，柔远人、怀诸侯，宽柔以教。这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要求，是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所以能使“近者悦，远者来”。 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理想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可视为“回家”的哲学。中国有“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之类的观念，中国文化重视家庭，从而以家为本位，主张由孝悌出发培养爱和敬。儒学关注天下国家，注重家风建设，把孝悌看成做人的基础，视之为“为人之本”。孔子极重亲亲之爱、尊长之敬，说“立爱自亲始”“立敬自长始”。既然把孝与悌看成“人之本”，因而把爱与敬看成“政之本”。 每个人生来都属于一个家庭，都离不开父母家人的关怀，在特定的家庭和家族中，人们自幼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爱，得到了心灵的滋养，那么，父母指出的人生道路就注定影响他的一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被视为孝的重要表现。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人都是由家庭走向社会，家与国于是就应该建立有机的链接。于是，儒家把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打通，把父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社会化，即进行社会化应用与理解，这就产生了家国一体观念。 曾子说：“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养父母，这是人的基本孝道。不辱没父母的名声，为人子者要尽力做到。一个成功的人应是“大孝”之人。“尊亲”即“使亲尊”，就是“扬名声，显父母”。意思是大孝之人应该给父母带来荣耀，使父母受世人敬仰。要做到这一点，个人的作为必须得到世人的认可，这就规定了治家的方向性，就是要与社会价值观保持一致。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社会认可，才能给家族带来荣耀，才是一个人的大孝。《大学》说“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齐而后国治”，这就是身修、家齐与国治的内在关联。好家风的底色是道德，受社会认可的家风一定基于正确的价值追求和高尚的行为方式，与社会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相协调。那么，如何治理“邦家”？《论语》记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无论家还是国，公平公正、安宁安定、和谐和睦都应是一贯的追求。 儒家希望世人讲信修睦，希望“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鳏寡孤疾皆有所养”。孔子称这样的社会状态是“大同”，大同则意味着求同存异，意味着互谅互让、互帮互助、相互尊重。孔子还称“大同”为“大顺”，大顺意味着共同的价值遵循，人心和顺，和睦相处。这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成为处理各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 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最晚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形成。周初分封诸侯，有姬姓国家，也有异姓国家。异姓诸侯有的是功臣，有的是周朝建立前的方国被纳入到了周的统治体系，这些异姓诸侯之间往往彼此联姻，通过各种方式建立联系。同姓诸侯互为兄弟之国，异姓诸侯互为甥舅之国，这成为彼此和睦交流的重要纽带。 人都属于一个家，也都属于一个国。家与国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小我与大我的关系。秦统一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是为了不同族群、不同区域之间更好交流。汉代以后，出现了中原汉族政权与边地少数民族的“和亲”，其他各民族之间也有类似的“和亲”方式，这与西周时期异姓诸侯国之间的联姻有相似之处，各民族由此交流交融，守望相助，手足情深，促进了各民族在理想、信念、情感上的凝聚与统一。这都可以视为“家文化”的放大。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是外来文化与华夏文化有机融通的典范，从魏晋时期的三教之争，到隋代王通等的“三教可一”，再到后来佛徒主张“力扶姬孔”，佛教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 人莫不亲其亲，莫不爱其家。家是讲爱与敬的地方，家是年轻人学习爱与敬的地方。一个人心中有爱有敬，懂得爱敬，才能把这种爱敬推而广之，一个重视家庭的民族才会使得各个族群之间以爱敬之心相互对待，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成为强大精神纽带，产生和谐与和睦。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与这种懂爱知敬的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有内在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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