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全三卷） [德]韦尔纳·耶格尔著，陈文庆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版 成书七十余载后，韦尔纳·耶格尔的《教化》（paideia）终于被引入中文世界。虽然如今并不那么如雷贯耳，但耶格尔在他的时代却是当之无愧的古典学界执牛耳者。8岁修习拉丁语，13岁修习古希腊语，23岁获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洪堡大学前身）博士学位，26岁成为巴塞尔大学古典语文学教授（尼采曾经的教席），次年以亚里士多德研究轰动学界，33岁接过其师维拉莫维茨在古典学界独占鳌头的柏林大学教席……彼时的他，在古典学界风头无两；而那时的德国，正因一战失败元气大伤。为了给陷入绝境的德国提供一剂药方，耶格尔以《教化》回溯古希腊精神源头，引领了第三波人文主义浪潮。 然而，《教化》既是饱含耶格尔个人理想的学术丰碑，却也是回天无力的时代绝响。几乎在《教化》卷一问世的同时，纳粹上台。耶格尔避祸美国，接受芝加哥大学教职，后任哈佛大学古典研究中心首任所长。对于一位欧洲知识难民，这样的归宿堪称幸运，但耶格尔也永远成了精神的流亡者。如果古典主义在德国还可以说是“衰落”，那在美国就是毫无“经典”可言，以至于耶格尔在去世前一年还在感叹：“想知道古典学问在一个不存在古典人文主义的文化中是什么样的，那你必须来美国看看。” 耶格尔的古典研究是一种“寻根”之旅，其《教化》以“千年文明的存续”为依归，意欲勾勒一条通往古希腊的道路。如今的我们已知晓，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未走向这样一条道路。然而，究竟是耶格尔开错了药方，还是病者讳疾忌医，或许言之尚早，尚待历史继续见证。但无论是考虑到中西文明的碰撞和互鉴，还是迫在眉睫的教育困境，都使我们有必要对被罗马人奉为典范、进而成为西方人文主义源头的古希腊paideia一探究竟。 教化何谓 《教化》英德两版皆以希腊文παιδεία为书名，这不单是考虑到该词的不可译性，也是有意在“用希腊词语来指称希腊事物”，提醒读者“用希腊人而非现代人的眼光看待它”。古希腊人以paideia描述其全部的艺术形式及智识和审美成就，而今人口中的文明、文化、教育种种，都“各执一端”，无一词可涵盖其全部意味。这种语言差异，或许也反映了古今思维的差异。与Paideia从“原初的统一性”到后来的分殊化相应的，是人从城邦的一员蜕化为原子化的个体。耶格尔声称，希腊文化的特殊品质就在于认识到了“人性的普遍法则”： 其他民族造神灵，造帝王，造鬼怪：只有希腊人造人。…… 希腊人的智识原则不是个人主义，而是“人文主义”，这里的“人文主义”是在其原初的和古典的意义上使用的……意指将人培养成他真实的样子，并具备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人性的这一过程。这才是真正的希腊教化……它从理想出发，而不是从个体出发。（卷一，xxiii） 循着这一人文理想，耶格尔带我们领略了古希腊教化蓝图的全景和纵深：教育了整个希腊、为希腊生活和品格定型的荷马；第一个以第一人称对同时代人说话的希腊诗人赫西俄德；第一个名副其实的雅典人梭伦；作为“时代最纯粹化身”的色诺芬；从埃斯库罗斯到索福克勒斯再到欧里庇得斯等一众关注命运对人类心灵之影响的肃剧诗人；映照人性及其弱点的谐剧诗人阿里斯托芬；踏出自觉构建文化理想第一步的智术师；探索历史背后永恒规律的修昔底德；重塑灵魂中道德秩序的苏格拉底；真正的教育哲学家柏拉图；作为柏拉图盟友和思想资源的以健康为目标的希腊医学；直面古希腊城邦积重难返的社会危机的雄辩家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梯尼……古希腊先贤轮番登场，蜂出并作。虽然他们往往各执己见甚至针锋相对，但在耶格尔眼中，“教化的理想将其统一在一起，这种理想来源于爱欲，即对areté[德性]的热爱”（卷二，192）。 耶格尔指出，将areté转译为virtue，是一种错误的“现代化”。Virtue是一种政治德性，“它首先意味着理智的力量和雄辩的口才”（卷一，291）。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智术师宣称自己可教传授areté。而智术师的出现，其实是“对实际生活需要的一种响应”（卷一，295）。“智术师都是个人主义者”，因为“整个时代正在朝着个人主义大步前进”（卷一，297）。 耶格尔将智术师作为“教化”序列的开创性一环，因为从他们开始，文化理想首次得到自觉建构，希腊人从“造神”迈向“造人”。但问题也随之显现：智术师作为个人主义的代表，何以促成了基于“人文主义”智识原则的教化的生成？ 耶格尔的解释是：“我们是在根本的意义上，深思熟虑地用‘人文主义’来指那种在希腊人的精神中长期孕育之后，最终在智术师的教育中一朝分娩的文化理想。……尽管人文主义的本质一以贯之，但它是一种活的、不断发展的思想。”（卷一，301） 耶格尔所言人文主义的本质，上文已有引用。但他把智术师纳入人文主义范畴，甚至明确区分“智术师的人文主义和哲人的人文主义”，则导致人文主义—教化—理想本身丧失了客观尺度。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形态下，将产生不同的教化诉求，而不再如耶格尔所描述（或憧憬）的，始终以人的高贵为旨归。普遍化带来的是特殊性的丧失，如果paideia真的如此海纳百川，那么恐怕它并非古希腊独有。中华上下五千年，可以谱写出一部教化史；而被贬为“蛮族”的波斯，也同样有着自己的文明，自己的教化史。 教化何为 “真正的教育一直是对人的‘整个德性’的教育，但它现在已沦为看不见主要目标的纯粹专业技能训练。”（卷三，225）耶格尔用这句话描述柏拉图的时代，但在今时今日，恐怕也同样适用。 耶格尔捕捉到希腊医学对“人的自然”的发现，认为希腊的文化理想在更高的意义上也是“健康”的理想：真正的健康关注整全而非部分，因为“真正的医生永远不会不考虑整体而只考虑部分”（卷三，26）。这种整全观可以进一步延伸为对秩序、均衡的追求。 荷马教育了整个希腊，塑造了希腊人的共识。此后，“城邦规定了公民的生活方式，各类诗人都称扬城邦的神圣秩序”（卷一，321）。但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智识的启蒙，希腊进入百家争鸣时代。自然哲人和智术师开始反思社会规则甚至质疑城邦本身，引发了种种争论。人类理性的限度，决定了这些争论无从解决，于是出现了“民之难治，以其多智”的情形。希腊教化从出于公共、为了公共，走向出于私人、为了私人。尽管柏拉图试图赋予人类支离破碎的生存活动一种新的意义和统一性，但也注定不复无荷马之权威，而沦为诸多教化观念之一种。 由此可见，古希腊的文化理想并非一以贯之：无论是个人理想，还是政治理想。《教化：古希腊文化的理想》失却了英文版副标题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中ideal的复数形态，而英文标题同样无法涵盖德文版Die Formung des griechischen Menschen[形塑古希腊人]的全部意味：Paideia是活生生的、动态发展的，与希腊人的思想和实践密不可分。正如在古希腊，无论是诗歌还是哲学，都不是单纯的智识游戏，而代表着与之相应的bios[生活方式]。但这样一种paideia概念是否专属于古希腊，恐怕值得商榷。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一个惊人的事实：耶格尔以亚里士多德研究成名，但在其教化史中，亚里士多德被忽略了，而与亚里士多德生卒年相同的德摩斯梯尼则被作为终章。耶格尔的解释是，他会在论述希腊化时代的另一卷书中，将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另行论述。但既然是过渡性人物，为何耶格尔宁愿以之启下而非承上？ 亚氏分明是一位教育大家，何不以其收尾，以实现古希腊教化蓝图的圆满？ 这种出人意料的编排，或许与二人的身份和结局有关：亚氏既非雅典本土人士，又因与马其顿皇室关系密切，在亚历山大死后被控不敬神，为“避免雅典人再次犯罪”而逃离雅典——简言之，其教化已不再专属和服务于希腊，其逃离则与苏格拉底之死一样，属于雅典的污点；而德摩斯梯尼带领雅典对抗马其顿，失败后服毒自杀，其“重新教育雅典人”的努力，在耶格尔眼中足以作为雅典最后的荣光。遗憾的是，史载德摩斯梯尼“临阵无勇又难逃受贿指责……对于古人的美德，他只能赞扬而未能效法”（《希腊罗马名人传》20.1.14）。耶格尔撰写过关于德摩斯梯尼的专著（Demosthenes: Der Staatsmann und sein Werden，1963），不可能不知其人有着临阵脱逃等劣迹，却对此只字不提，执意将其塑造为试图挽大厦于将倾却无力回天的悲壮志士，简直有“德氏死，希腊亡”之感。但这与其说是在美化德摩斯梯尼，不如说是对古希腊的偏爱，想给古希腊一个体面结局。 耶格尔以“德摩斯梯尼：城邦的垂死挣扎和变形”为三卷终章，突显出一种阴郁气质，而这或许与其彼时的心境有关：他眼睁睁看着欧洲像希腊一样一步步走向纷争与衰弱却无能为力。既然如此，我们不禁要问：知其不可，教化何为？ 聊以自慰的是，虽然古希腊失去了一切，只剩下paideia，但paideia本身，却恰恰代表着古希腊的全部价值：希腊文化并未随古希腊覆亡，而是不断在后世回响。教化非一日之功，而是百世之业。从个体功利主义角度寄望于教化，无疑会招致失望，而从自身精进，从整个民族甚至全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则又不乏希望。 流亡美国的耶格尔，或许对此有切身之感，亦想以此维护欧洲文明的尊严，因为据其所述，“希腊人的理想似乎与现代欧洲的理想一致”，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古代东方的“自我-否定”（卷一，xix）。这种贬抑东方文明的论调，无疑反映了一种文明优越论。因着这种忽视，耶格尔甚至出现记忆偏差，把柏拉图在《法义》中提到的两种政治母型说成是宪政国家和斯巴达军事国家，而实际上应是以雅典为代表的民主制和以波斯为代表的君主制。耶格尔本应正视作为希腊文明对手的东方（波斯）文明，就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作为雅典邦民，却也不会吝啬对斯巴达甚至波斯的肯定，就像希波战争谱写了希腊的不朽——伟大的对手，才能成就伟大的胜利。耶格尔盛赞德摩斯梯尼看到了马其顿才是希腊世界真正的威胁，却对自身世界的“马其顿”视而不见，无疑令人遗憾。耶格尔个人的命运，恐怕也更近于亚里士多德而非德摩斯梯尼，其学问已难有益于本邦。 究其缘由，盖因一样事物往往在生长阶段最易塑型，之后便不易改变了。柏拉图在《法义》中强调了paide⁃ia与pais[幼儿]的关联：paideia最初指幼儿的养育，其后才延展到成人。无论是柏拉图还是耶格尔，他们都身处一艘惯性大到无法转向的帝国巨舰，面对的是无法扭转的时代大势。在现实中屡屡碰壁的柏拉图，在畅想好的政制时，无论是《王制》还是《法义》，都选择了从头开始。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的：“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万幸的是，我们种下的是良好的种子，有机会接受古今中外优秀理念的教化。耶格尔的《教化》提醒我们，古代研究可作为活生生的思想资源，用以反思现代人的盲点，指引未来的方向。这种思想资源植根于人的本性，其中并无“进步”可言，自然也不会因为时代发展而失去价值。古希腊文明如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明亦如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