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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而农业文明是保守的、安于现状、抗拒变革的。也有人认为，儒家思想是保守的，是反对变革的。这些观点在今天也仍然被一些人所秉持着。 《周易》号称群经之首，在六经中最富有普遍理论的意义，也是中华文明最为古老的经典体系。易学是研究《易经》的学问，是汉代以后中国经学绵延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也是儒学的重要部分。“易”的基本意义就是变易，《易经》的基本思想就是整个世界处于永恒的变易之中，而人必须顺应这个永久变易的世界，建立起变易的世界观。所以，展示《易经》中的变易思想，我们就很容易看清上面所说的两种观点是错误的。 中华文明中自古就有源远流长的变革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支持了中华文明数千年连续不断的发展。《周易》的变易思想，在理论上的表述集中体现在《易传》，尤其是《系辞传》中。 唯变所适 《易传》特别重视宇宙中各种对立面要素的分化和互相作用，如动静、刚柔、天地、乾坤，认为它们作为宇宙世界的基本要素，其相互作用决定并丰富了宇宙的运动和变化。对立面的分化造成了丰富的世界万象，造成了变化的可能，而对立面的相摩相荡促进了变化的深刻展开。这就是“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而“变化”两字就是关键词。古代哲人积极地运用人为的变化体系模型（即《周易》卦象体系）模拟世界的变化，以谋求理解、把握世界的变化及其结果。这种积极应变的思维，与文明的产业基础(农业)没有必然关系，体现的是人类主观能动性不断成熟发展，谋求掌握世界变化的方向趋势，趋利避害，求得最好的结果。这种不回避变化，不预期世界静止不变，反而积极主动去了解变化的心态，绝不是一种保守的心态。 《周易》的作者力图彻底了解天地的幽明、世人的死生、宇宙的始终、鬼神的情状，要囊括事物的万变，促成事物的发展，这种心态也绝不是保守的心态，更是积极把握世界及其变化规律的宏大胸怀。所谓“神无方而易无体”，这里的易不仅仅指易卦自身，更是指宇宙变化的全体；无方无体，是指世界的变化没有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无限动态的。 这就提出了关于“易道”的问题。所谓“易道”就是整个天地之道，强调变易是宇宙的普遍原理和法则。道始终在流转变迁，从不把自己固定于一个固定处所，一切事物相互变易。变动不居是说不断地变化，不可为典要是说没有一定之规。变化才是整个世界唯一的原理。天道即“易道”的总体，分而言之，可以三才之道来说明，即天道、地道、人道；狭义的天道讲阴与阳，地道则讲柔与刚，人道专讲仁与义。“易道”是一个变化之道，所以说“道有变动”。 观察变化 变化是世界的原理，也是世界的普遍现象，但这不等于说人们就能自然地了解变化的普遍性和意义。因此，《易传》要求人们要“观变”，即善于观察事物的变化和对立统一，进而了解整个世界与变化的关系，达到穷理尽性的境界。 《易传》中既讲“观”，也讲“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和察的对象就是时变，因为在《易传》作者看来，变不能脱离时，时总是和变相结合的，时变就是处于一定时空之中的变化，把变化置于一定时空环境中来观察，才能获得对变化的具体了解。 《说卦传》又提出：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妙”就是促使事物发生多样的变化。雷是鼓动万物的，风是吹拂万物的，水是润泽万物的，神就是促使事物变化的。所以，事物的变化有其“能变化”的原因，《易传》认为这个原因就是“神”，神的功能就是妙运万物，以成就变化。但这个神不是古代宗教的神灵，而是《易传》对宇宙变化的内在动力因的一种说法。因此，人们在观变于阴阳、察乎时变的同时，还要深刻理解事物变化的根源，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对于变化的理解。“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的变化是造成万物生长繁盛的根本原因，有变化才有生成。 通其变化 《系辞传》提出了“通变”的重要观念。宇宙的变化是在一阴一阳的变化反复中展开的，要认识这些无方无体的变化并不容易。《易传》的作者认为，宇宙的变化，特别是反映在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人世间，就是“日新”和“生生”。从这里就可以把握变化的真谛。“日新”是说变化不断产生新的要素，新的东西；“生生”是说生命的展开不是重复，而是生命力的蓬勃发展。这种变化不已、生生不息的世界观，是一种充满乐观、包容的宇宙观。特别是，提出人面对世界的变化要谋求“通变”，也就是通晓事物的变化，把握世界的变化，以指导我们的实践。通变可以成就事业，所以说“通变之谓事”。这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即不仅要认知世界的变化，而且要推动事物的变化，以符合人类实践的目的。 通变的思想是《周易》重要的指导思想。“通变”又叫“变通”，通变的工具是易卦体系，而这一体系是以模拟天地四时的变化为基础的。通过这种相似相配于天地之变化流行，以揭示出宇宙的变化机制，促进人类应对变化的发展。 通变不仅仅是一种哲学智慧的理解，而且强调事和利，指向对实际事务的指导。不可否认，“变而通之以尽利”包含了这样的思想：对现有事物进行改革，理顺事物的合理关系，以发挥出最充分的效能，以求得最大的利益。这样的思想，可以说就是改革的思想。 自然世界的“变”是自然的过程，不是人所造成的。人的有心参与，则是“动”。变通属于人的主观努力，这种努力必须符合客观事物的变化规律，懂得这个规律，又能主动适应变化的规律，采取正确的应变行动，就能促使事物朝着有利方向发展。而其中一个关键之处在于掌握改革的时机，这就是“变通者，趣时者也”。 成其变化 《系辞传》很重视“成其变化”的观念：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拟议以成其变化。所谓“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这个动也是指变动；而“观其会通”，亦包含有通变的意义在其中。更重要的是，《易传》提出“成其变化”的观念，这就是说，人利用《周易》的体系，不仅为了模拟和了解世界，更在于成就世界的变化，体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换言之，既要通其变化，又要成其变化。 易的作用就是开通人们的心思，去理解世界的变化，消除心中的疑惑。一开一合就是“变”，往来不断就是“通”，对立面的交互替代就是变，进程的反复连接就是通，“变”与矛盾对立及其转化有关，“通”则联系着不断的流行过程。 四时既是变化的，又是流行不断的，四时的变化流行最明显地体现了变通的意义。天地是永恒变化的，而圣人的使命就是仿效天地的变化，掌握变化的法则，做出合理的决策。所以，“变通”是人的社会历史实践中永远要把握的枢纽。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改革永远在路上。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极天下之赜者存乎卦，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化而裁之存乎变，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这个思想在人世的应用，意味着改革应该是中断与连续的统一，措之于天下之民的事业，必须要兼顾非连续性与连续性二者的统一，才能真正取得合理的、符合民众要求的效果。那种休克式改革，正是忽视连续性、渐进性，只偏向裁断的非连续性的改革思维。 损益乃革 “损益”是古代对社会渐进变革的表达。《杂卦传》说：损、益，盛衰之始也。说明损益的概念不仅应用于变化的自然界，更多的是用于人类的历史变化的概念。 《论语》中记载孔子和弟子子张的对话：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因”是传承，但传承中有损有益，这是传承中的变化、改变。孔子认为，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但每一代对前一代都会有所改变，有所调整，有所增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损益表达了人的主观努力，而不是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损益也就是变化，所以，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这里的变，带有进步的改变之意。 《易传》特别强调损益与“时”的关系：损益盈虚，与时偕行。或损或益，要依据时势的变化，顺应时势的变化而进行。这个时势，对于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言，就是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世界发展变化的大潮流；跟上世界发展的大潮流，就是“损益盈虚，与时偕行”。 照《系辞传》的看法，人类文明社会就是在变通中不断发展的，从黄帝到尧舜，都是为了人民的方便，进行了变化、改革，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器物上，都加以变通。《易传》还做了哲学的论断：所谓易道，就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发展到极点就会变化，变化才能使发展通达无碍，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人们在实践中，也必须在事物发展的节点上主动地推进变革。 相比于“损益”代表渐进的改变，“革”代表剧烈的改变。革，去故也；鼎，取新也。革代表变革的原理，去除一切旧的东西；鼎代表趋新的原则，迎取一切新的东西。革也是天道的内涵之一。革卦的《彖传》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从天地来说，四时的迭相取代，就体现了革的意义，在时间的过程中，后者对前者的取代，就是革。没有这种革，就没有四时。从人事来说，商汤代夏，武王伐殷，都体现了革的意义，故《易传》称之为“革命”。《易传》的作者认为，变革的意义和变革的时机，都需要特别重视，这对于革命，更是关键。可见，《易传》的变革思想，既关注渐进性改革，也肯定根本性变革，乃至革命，这也是《周易》思想内涵的必然结论。 由以上所述可见，《周易》中包含了丰富的变革思维，它主张世界本质上是不断变化的，人必须通晓世界的变化，才能认识世界；人不仅要认识这个变化的世界，还要推动变化的过程，成就这个世界的变化。人必须与世界的变化相配合，形成自觉的变化观，才能更深地理解世界，实现自己的目的。人的历史实践，既有损益的渐变，也有剧变式的革命，而人类大部分的活动，是通过改革实现制度和自我的不断更新，以促进人类生活的繁盛发展。《周易》的变易哲学不仅在历史上曾经是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中华民族实践智慧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