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荆公安石的君子观，是儒家君子观传承的重要环节。梁启超先生曾经这样高度赞扬王安石的君子德行：“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梁启超：《王安石传》）可是若论对其君子高论和行为的全面研究，学界至今仍有所欠缺。回顾我国历史文化中的这位君子，缅怀王荆公的丰功伟绩和高风亮节，对于传承、发扬优秀君子文化很有必要。王安石对君子的新阐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王安石像轴（江西省博物馆藏） 一、文学阐释 王安石对梅、兰、竹、菊的君子风采进行了新描绘，极富个性、哲理和启发意义，成为中国历史上以花草赞美君子的重要节点。以下谨以王安石的部分诗作略作说明。 关于梅花，王安石的诗作《梅花》家喻户晓：“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花身在墙角，默默无闻，傲然矗立，凌寒独开，暗香沁人，不惧严寒，不亢不卑，活灵活现地诠释了孔子《论语》开篇中“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君子内涵。 关于兰花，王安石对兰花之幽的描写亦入木三分：“幽兰有佳气，千载閟山阿。不出阿兰若，岂遭乾闼婆。”（王安石：《朱朝议移法云兰》）他体认到兰花远居深山，甘于千年寂寞，空香山野，矢志不渝。他向往人格独立、洁身自好的君子品格。 关于竹，王安石的《与舍弟华藏院忞君亭咏竹》诗曰：“人怜直节生来瘦，自许高材老更刚。曾与蒿藜同雨露，终随松柏到冰霜。”他讴歌竹子不怕风吹雨打、霜煎雪熬，具有君子刚正和百折不挠的气概。 关于菊花，王安石的《咏菊》描写得真真切切：“院落秋深数菊丛，缘花错莫两三蜂。蜜房岁晚能多少，酒盏重阳自不供。”这首诗抒发了诗人重阳节目睹菊花的感慨，启发君子要珍惜时间，有所作为。王安石在《残菊》诗中写道：“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擸得一枝犹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风雨中的菊花飘零，流露出几丝忧愁意味，表达了君子在逆境下的凄美，折射出了君子的忧患精神。  “梅兰竹菊”邮票 简言之，梅、兰、竹、菊四君子，在文学家王安石那里不仅仅是一些花花草草，更具有与众不同的物性、品性，可以比拟高雅的君子德性。王安石的哲理诗，巧妙打通自然与人文，借物喻人，揭示了君子的哲理内涵与高尚情操。王安石的“王学和（二程）洛学两者的升沉和消长，差不多构成了南渡前后近百年之间的宋学发展史”（陈植锷：《北宋文化史述论》）。 二、易学阐释 《周易》作为儒家经典和群经之首，奠定了君子之学的理论基础，是推广和运用君子之学的理论依据。王安石作为一名醇儒，在《易象论解》和相关文章中对君子的品性进行了详细解说。他从《周易》关于君子的论述中得到启发，在为人处世、人生选择、治国理政等方面，引经据典，谆谆告诫，发掘《周易》中的君子智慧，诠释了六十四卦的指导意义，而这大致可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类认识。 其一，在个人理想与实现方面，王安石强调《周易》中君子的远大目标和砥砺前行。他把立志自强作为一个士大夫的首要选择。在《周易》中，《乾》卦体现为君子自强不息；《坤》卦则强调君子厚德载物；《屯》卦注重君子厚积薄发；《蒙》卦则提示君子审时度势、运筹帷幄；《需》卦表现为君子养精蓄锐，做好准备；《困》卦提示君子高瞻远瞩，坚定信心，积小至大，尽力而为；《损》卦提醒君子反身修德，时时处处警惕自身的局限和过错；《益》卦则要求君子闻过即改，见善迁、有过改。王安石依据《周易》原理，强调君子在社会中应志存高远，在生活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加强修养，即使是饮食起居这样的小事，也不应麻痹大意。王安石认为：“畜德莫大乎养，故于《颐》也，‘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五《论议·易象论解》）君子具有刚健有为的乾乾气象，他以虎豹的大气象征君子风采，与小人的唯唯诺诺截然不同：“虎豹刚健。君子，大人之象也。”（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三《论议·易泛论》） 其二，在治国理政方面的要求上，王安石主张君子应按《周易》施行仁政。《周易》提倡君子积极承担责任，主动汲取先王的管理经验，力求国泰民安。《泰》卦主张君子应该尊重天道，体恤民意，推广礼义，让财富造福百姓。如果本末倒置，让追求财富占据核心，凌驾于天地大道之上，则不能实现长治久安，就会导致《否》卦的被动境地。王安石以《晋》卦、《比》卦来思索自己政事上的成败进退，指出士大夫君子出处进退应该掌握住恰当的时机，随机应变。《临》卦启迪君子要振民育德、大兴教化，使社会良序蔚然成风。教思无穷、保民无疆、观民设教，则是《观》卦的要求。至于圣贤先王观民设教，德法并重，刚柔相济，则是《噬嗑》卦的实际运用。王安石心目中的国泰民安、政通人和，需要运用《周易》智慧，实施德治，这样才能培养君子躬亲、明智、敦厚的品行。 其三，君子应该领会《周易》倡导的勤俭、谨慎、明辨、谦逊、好学、友善等美德。《同人》卦指出“君子以类族辨物”，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君子与小人泾渭分明。《大有》卦要求“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主持公道。君子作事谋始则要遵照《讼》卦，为人处世做到中庸、公正、老成持重，不仅严格要求自己，更要善待他人、朋友，以身作则，影响身边的人。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在个人言谈举止上加以贯彻，是《坎》卦的根本要求。君子以虚受人，宽以待人、严于律己，有节于内，循循善诱，外圆内方，则是《咸》卦的体现。君子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经常学习和遵守仁德，步步为营，逐渐脱险，以求突破，这是《大过》卦的必然要求。君子的优秀品性是多样的、综合的，仁、义、礼、智、信“五常”是君子必备的美德。王安石作为儒家道德传承者，在《推命对》中强调：“君子居必仁，行必义。”（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七〇《论议·推命对》） 其四，君子应该远离危险的兆头。以下的《周易》卦象特别提醒人们要夕惕若厉，战战兢兢，防微杜渐。君子谨言慎行，刚健有为，大而至刚，是《乾》卦的客观要求。交往以诚信为基础，以富其邻，诸侯间无所用武，相安无事，坦然对待各种突发事端，则是《小畜》卦的提示。先王智慧就在于应时育物，处理问题恰到好处，这是对《无妄》卦的实践。君子严格按照仁义道德行事，非礼勿履，德之昭昭，就会被世人赞扬，个人就会获得更好的发展机遇，是《大壮》和《晋》卦的积极预示。君子为人处世讲究依仁、行恭、丧哀、用俭等美德，就会走向成功，这是《小过》卦的要求。人有进步不能沾沾自喜，要居安思危，认识自己的局限性，明白任重道远的含义，这就是《未济》卦的启发。 王安石将易学和儒学融会贯通，直接将《周易》理念贯彻在《易象论解》关于君子的一言一行中，并对此加以延伸、细化。他大力弘扬君子的道德风范，以士大夫的身份表达了一个士君子爱国、忧国、保国、报国的追求。王安石在《批答富弼》中认为：“卿有忧国爱君之心，而忠以忘乎己？……小人所异，君子所同。”（王安石著，宁波等校点：《王安石全集》）王安石在此对先秦时期的君子忧患思想和宋代范仲淹的忧国忧民观念进行了不折不扣的传承。著名学者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明确指出：“范文正为未成之荆公，荆公为已成之范文正可也。”（梁启超：《王安石传》）君子之仁德突出在见利思义上，王安石在《祭李审言文》中赞扬那些君子喻于义、克己奉公的人士：“交不就利，高明所忌。莅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实在兹。公亦知我，如我公知。厥交淡如，唯正无私。”（王安石著，唐武标校：《王文公文集》）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指出，应该形成以德治国的大环境，树立君子榜样，对之加以重用，这是造就大批君子的必要条件和保证：“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后随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教之、养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王安石著，宁波等校点：《王安石全集》）王安石在《明州新刻漏铭》中指出，社会倡导君子之风、春风化雨，非常重要，不能偏废：“君子小人，兴息维时。东方未明，自公召之。彼宁不勤，得罪于时。厥荒懈废，乃政之疵。”（王安石著，宁波等校点：《王安石全集》）一个仁人志士，应该学会观察和把握时代风尚，大力发扬光大君子之风，抑恶扬善，与歪风邪气作斗争。 概言之，王安石从新的角度论证了《周易》六十四卦的借鉴意义，使之成为自己人生的座右铭、政治理想、社会主张乃至养生节食等方面的具体指导。其短小精悍的表达形式和富于启迪的多样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独到的个人风格。王安石紧密联系人生和社会实际，使《周易》哲理具体化、实际化、多样化、可操作化，其对君子学说的阐发与《周易》理论的运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王安石在治国理政上，运用《周易》仔细审视，着力最多，点点滴滴彰显了他作为士大夫、职业政治家（曾两度任宰相）的宏图大略，体现了君子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广博胸怀。学者杨倩描认为：“‘以言者尚其辞’和‘以动者尚其变’却是中国历史上借助《周易》而立言成说——思想家阐发学术思想、政治家倡言变法改革的真实写照。作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王安石对《周易》的这种特殊功能自然是极为重视的。”（杨倩描：《王安石〈易〉学研究》）  《王安石全集》书影 三、佛学阐释 王安石对佛学思想进行了借鉴，将其纳入儒家君子之学。鉴于学术界对其“援佛入儒”有比较多的论述，在此，笔者仅对王安石的佛学阐释作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读典、注典，深刻体悟佛教境界。王安石喜读并注释佛经，如《楞严经解》（10卷）、《维摩诘经注》（3卷）。他在《读维摩经有感》诗中表达了对佛教万事皆空的感悟：“身如泡沫亦如风，刀割香涂共一空。宴坐世间观此理，维摩虽病有神通。”他劝女儿认真拜读佛经：“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念家。”（王安石：《再次前韵》） 第二，赞美和向往佛教寺院。王安石在《法喜寺》《金山寺五首》《游杭州圣果寺》等作品中，对佛教寺院有很多溢美之词。他的“扫石出古色，洗松纳空光”（王安石：《昆山慧聚寺次孟郊韵》）、“烟云藏古意，猿鹤弄秋声”（王安石：《游北山》）皆刻画佛门清净，着意空灵超然，抒发淡远之思，意境深蕴悠长，流露无限禅机。 第三，游历并奉献寺院，乐此不疲。王安石年轻时就结交了许多高僧大德，与蒋山觉海禅师义若兄弟。王安石二次罢相回到江宁（今南京市），寓居“半山园”，念佛经，游寺院，行施舍，甚至把自己的“半山园”献出为寺院所用。  南京王安石故居“半山园” 四、道学阐释 王安石撰有《老子注》，他“援道入儒”，深刻感悟了道家的隐君子境界。 君子明于天道，是王安石特别强调的。王安石在天道观上继承《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自本自根；四季变换、新陈代谢、人生吉凶都由大道奥秘主宰，需要君子加以琢磨、运用。王安石认为：“道者，万物莫不由之者也……由于道，听于命而知之者，君子也。”（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五《论议·洪范传》）道家返璞归真的境界，令王安石陶醉，这也成为他远离政坛烦恼的避风港。大自然的山山水水，令王安石诗兴大发，他由衷感叹自然之道的无穷魅力。譬如，在其《龙虎山》一诗中写道：“弯弯苔径引青松，苍石坛高进晚风。方响乱敲云影里，琵琶高映水声中。”其中的“苔径”“青松”“苍石”“晚风”“云影”“水声”词汇，有声有色，惟妙惟肖，表达了对自然造化的赞美和对道家超凡脱俗生活的期望。王安石晚年居住在金陵，对道家境界的体悟尤为深刻，他与自然山水打成一片，徜徉其中，自得其乐。 王安石关于天道无为和人道有为之间的辩证认识，非常独到。他主张天道、自然之道、生万物者无为，而人道、事道、社会之道、成万物者有为，有为和无为之间都有各自的作用和适用范围。他强调自然、无为而然，是先天、不假人力、万物赖以生存的本源，所谓道法自然、力量无限、无为而无不为。但是人道、社会生活中则应当尽人事，不能消极地依赖。器物层面更需要人力作用，才能成就万物。后天主动参与和实践，在人生与社会生活中同样不能忽视。士大夫理应有所作为，君子之道在此点上应该儒道合一，方能道不远人，真真切切。他指出道之无为和有为是区别和统一的关系：“夫其不假人之力而万物以生，则是圣人可以无言也、无为也；至乎有待于人力而万物以成，则是圣人之所以不能无言也、无为也。”（王安石：《老子注·三十辐章第十一》） 《王安石老子注辑佚会钞》书影 由此可见，王安石对君子无为和有为、形而上与形而下、道与器、目的价值和工具价值的辩证关系，作出了透彻的说明，指出了有为与无为的适用范围，体现了儒家君子有为理想与道家无为境界的统一。儒、释、道兼收并蓄，浑然一体。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先生指出：“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王安石是一个‘援法入儒’的人；作为一个学问家来说，王安石却又是一个把儒释道三家融合为一的人。”（邓广铭：《略谈宋学》，载《邓广铭治史丛稿》） 五、个人践行 王安石不仅是君子理论研究和传承的高手，而且是为官、为人皆实践君子理论的好榜样。他以君子经世致用为学问根本，以实现内圣外王为自己的最终目标。黄庭坚这样评价王安石对君子义利观的身体力行：“余尝熟观其风度，真视富贵如浮云，不溺于财利酒色，一世之伟人也。”（黄庭坚：《山谷题跋·跋王荆公禅简》） 为官，王安石不愧为忠臣，恪尽职守，造福百姓。他忠心耿耿，实行君子仁政，大胆变法，关注民生。他对北宋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弊病忧心忡忡，上万言书，积极推动变法以图富国强兵，挽救危局，这就是君子担当精神的实际呈现。他的变法宛若孔夫子周游列国时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因此获得了与众不同的“拗相公”称号。王安石大胆改革的精神，毫无疑问是君子之勇、君子之仁、君子之智“三德”的综合体现，是那些明哲保身、缩头缩尾、胆小如鼠之人所不能望其项背的。王安石主张君子从政应避免“三欺”，也同样展现了士大夫的道德情操：“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后天下无或欺之者矣。”（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七《论议·三不欺》）这就要求士大夫具有君子之德，仁义礼智信“五常”观念牢记于心，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这和当今反腐败要求“不想、不能、不敢”也有类似之处。林语堂先生指出：“王安石这个怪人……屡次谢绝朝廷的提升……一直谢绝任命，宁愿在一个偏远的省份当一小吏……位居太守，治绩斐然，行政才干之优，堪称能吏。”（林语堂著，张振玉译：《苏东坡传》） 为人，王安石洁身自好，让人刮目相看。他不贪图金钱和女色，也不贪图官位，不愧是后世尊敬的君子。古人邵伯温说：“荆公（王安石）、温公（司马光）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邵伯温：《邵氏闻见录》）王安石的夫人吴氏主动为他纳妾，他不但没有接受夫人美意，还将美人退了回去，甚至连钱也没要回来，这在封建社会实属凤毛麟角。 在待人友善上，王安石声名远扬。他遵循君子和而不同的道德原则，将政见和私交分开，相逢一笑泯恩仇，政坛上的分歧不妨碍成为生活上的朋友，摒弃了政治上的相斗、纠缠，这样注重人间友善情谊的君子之交，堪称佳话。譬如，当苏东坡“乌台诗案”发生时，已辞官的王安石挺身而出，上书皇帝，尽力营救苏东坡。苏东坡特地到江宁拜访闲居的王安石，两个老朋友诗词唱和，其乐融融。王安石和司马光同样政见不同，但两人都认为对方值得世人敬重，司马光赞扬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王安石称赞司马光“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司马光撰，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郭预衡先生认为王安石和司马光政见不同，非各营其私，都是为了国家着想，“二人品格，光明磊落，发为文章，各有特征”（郭预衡：《中国散文史长编》）。 六、回顾与反思 梁启超先生在《王安石传》中评价王安石说：“荆公之学术，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梁启超：《王安石传》）我们可以看到，王安石的儒家士君子思想有新的见解，积极传承了君子文化。他作为融文、史、哲于一身的政治大家，通过包括奏章、诗词、祭文、墓志等在内的大量作品，系统表达了自己在君子品性、德行、养成等方面的独到见解，大大强化和推进了宋代及以后的君子文化。“王安石相信，统一士的价值观，对改变社会是关键的。”（〔美〕包弼德著，刘宁译：《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  《王安石传》书影 在传承和发扬儒家君子风范上，王安石的历史影响功不可没。《宋大诏令集》中《故荆国公王安石配飨孔子庙廷诏》肯定了王安石的道德学问宗旨： 故荆国公王安石，由先觉之智，博（传）圣人之经，阐性命之幽，合道德之散。训释奥义，开明士心，总其万殊，会于一理。于是学者廓然如睹日月，咸知六经之为尊，有功于孔子至矣。其施于有政，则相我神考，力追唐、虞、三代之隆，因时制宜，创法垂后。小大精粗，靡有遗余；内圣外王，无乎不备。（詹大和等撰，戎默、苏贤整理：《王安石全集附录》） 王安石的《易象论解》将六十四卦卦象与人生、社会紧密对应，面面俱到，发人深省，堪称一部完整的座右铭；通俗易懂，便于使用，无论是作为君子之学或者是作为周易之学，都是十分罕见的。陆九渊在其《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中高度评价王安石上接尧舜禹汤、孔孟之道为正统的君子理念：“英特迈往，不屑于流俗，声色利达之习，介然无毫毛得以入于其心，洁白之操，寒于冰霜，公之质也。扫俗学之凡陋，振弊法之因循，道术必为孔孟，勋绩必为伊周，公之志也。”（陆九渊：《陆九渊集》卷一九） 但是，王安石的君子见解往往是欲言又止，缺乏严谨的概念界定与深入的系统论述，留下很多遗憾和悬念。譬如，在王安石那里，“君子”概念含混不清，有时是君王、君主的含义，如“盖君子之为政，立善法于天下”（王安石：《周公》）；有时则为达官贵人、当政士大夫的称谓，如“君子，谓大夫以上也”（王安石：《议郊庙太牢劄子》）；有时则为丈夫的说法，如“夫妇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为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关雎》”（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六《论议·〈周南〉诗次解》）。如此等等，使“君子”的道德实质与官位、身份产生混淆，倒退到孔子以道德界定君子之前。王安石对君子的界定也并不一贯，有时是按照“君子喻于义”来说明，如“交不就利，高明所忌。莅不失宜，孤寡所思。凡今君子，疚实在兹”（王安石：《祭李审言文》）；有时则按照性情来确定，如“君子之所以为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为小人，莫非情也”（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七《论议·性情》）。 王安石的君子天道与人道之间的论述，在理论体系上，存在儒家和道家不兼容的矛盾。二程批评他将天人一体的“道”进行了分裂，其“道”不能一以贯之：“介甫自不识道字。道未始有天人之别。”“道一也，未有尽人而不尽天者也，以天人为二，非道也。”（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王安石的君子之道尝试将儒、释、道融会贯通，丰富君子之学的兼容性，力图以儒家强烈的时代使命感承担这一重任，但是其理论杂多凌乱，反而丧失了很多儒家阵地，并未建构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善的思想体系。“相对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中本体论建构这一目标而言，新学的本体论是不成功的，存在着天人二本的缺陷，与稍后的理学本体论相比较，还显得不成熟，有失理论上的精致细密。”（萧永明：《北宋新学与理学》）  江西抚州市王安石纪念馆 总之，王安石孜孜以求的是君子之风，他希望将孔子的君子人格理想发扬光大，其思想“内容虽博杂而难于一致，基本上是属于孔、孟一系，他不但注意心性修养，也极注重心性之学……在儒学复兴初期，王安石乃第一人”（韦政通：《中国思想史》）。他直面社会矛盾，试图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实现富国强兵；而在自身为人处世上，则心怀正直、行侠仗义。在当今社会，这些仍具有“古为今用”的借鉴意义。他博学多才，精通文史，其文学和政论笔力雄健，韵律幽雅，有的警世惊人，有的娓娓道来，感人肺腑、耐人寻味，其字里行间蕴含的君子观不仅展现了人生哲理，也展示了君子文化非凡、强大的感染力和吸引力，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宝藏。“在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是融杰出官员与文学才华为一身的重要表率之一。”（〔美〕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刘倩等译：《剑桥中国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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