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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如说儒》第一讲:现代性导致人类普遍堕落(6)


    由于大众普遍认为只有自己看得懂、听得懂的才是知识,那么他们必然会选择那些懂得去谄媚他们的,具有高度市场意识的所谓的“老师”。那么高雅文化被粗暴地以“过时”、“艰深”、“没有用”诸种理由否定掉,整个社会文化也就江河日下。有一个词叫做“三俗”,就是“庸俗、低俗、媚俗”——三俗文化盛行。在从前,文化的价值体现在它能够引导人心的向上。什么叫文化?“文化”这个词最早出自于孔子作的《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才叫做“文化”,是有那些具有美好的文章的君子,他去教化民众,让整个天下呈现出一种缉熙光明之象,这才叫做“文化”。可是今天这个社会拒绝高尚,拒绝高雅,文化变成了什么呢?文化产业。整个社会没有了美德和知识的楷模,道德良知、美序良俗——这些人类数千年才形成的文明的基础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有一个例子我经常讲,我导师他跟我说,你们这一代人,像你这样的,非常聪明,禀赋很好,你去学诗,学文言文,很快都能够学得很好,写得很像。但是你们有一个根本的缺陷,跟我们这一代人相比,你们缺的是有非常好的老先生作为你们的榜样。他说现在的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很多品格是非常糟糕的,大家也可以看到。现在经常有这样的报道,老人在路上他自己摔倒了,他结果诬陷路人说别人把他给撞了。可是在从前,我老师年轻的时候他所见到的老人不是这样的。广州有一位老学者叫做佟绍弼,佟绍弼先生早年曾经帮助广州最大的藏书楼——南州书楼——去整理过目录,在座的有图书馆专业毕业的,对古籍整理目录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体力劳动,是需要具有非常精深的版本目录学的知识积淀,有非常大的学问才能够做得好。他当时给南州书楼做目录的时候,他是以朋友的身份帮忙,没有收过对方的钱。到了文革结束了,他要去申请惠阳图书馆的馆员的职务,于是他就写了一份简历,让我的导师——那个时候很年轻——去帮他跑这些手续。我的导师拿了他的简历以后又在底下加了一行字,意思是曾经某年某月曾经给南州书楼做过目录。结果这个事儿就被佟绍弼先生知道了,佟绍弼先生当时就跟我导师的父亲说,说你儿子不是一个好人,说我年轻的时候给南州书楼去做目录,我只是作为一个朋友帮忙,这期间不是雇佣关系,不能写到我的工作履历中去。所以大家想,古代人,或者说从前的人、古典的人,他们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这样来判断的,是这样来做选择的。
    中国在近代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鸦片战争以后,朝廷的策略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我们学习西方的长处,再来对付西方。在工业器物的层面上去学习西方,并且产生了一个短暂的经济繁荣,号称叫“同治中兴”——有洋务运动——同治年间有一种中兴气象叫做“同治中兴”。但是甲午战争中国竟然败给了蕞(zuì)尔小国的日本,于是当时就有一批公共知识分子坐不住了,就认为我们中国的根本问题不是出在器物层面上,是出在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文化上,所以当时就提出来我们一定要在制度上文化上全面地学习西方。从甲午战争,然后就有了戊戌变法,然后就有了1905年的废除科举,然后就有了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
    这个时候对传统的无知与隔阂,对科学和工具理性的迷信,对现代生活的盲目崇拜,就成了朝野上下最主流的思潮。提出“全盘西化”的胡适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是一个在中国传统学问上极其粗疏的人,他是一个不读书只翻书的人。他编选了一部词选,中国古代的词,里面经常会有一个词叫“檀郎”。什么叫“檀郎”呢?“檀”是古代一个著名的美男子叫潘岳的小字,小字叫檀奴。所以一个女子称她的情郎叫檀郎,意思是说“你像潘安一样貌美的美少年,我爱你”这个意思。胡适他的阅读量比较浅,也懒得去查工具书,竟然解释成什么呢?“檀”就是“香”,“檀郎”就是“香喷喷的郎君”。正是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传统文化持一种彻底否定的态度。那么在新文化运动以后,冲决一切网罗,破坏一切砸烂一切的痞子英雄成为了社会的主流。这些人对于传统没有下过多少功夫,却不惮于把所有的仇恨都集矢到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去,仿佛近代以来的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种种令人不堪的现象,全部都是孔子造成的。胡适有一个极其荒谬的逻辑,他说既然两千年以来,所有的吃人的礼教都是打着孔子的旗号,那么不管孔子是不是一个好人,我们也要把这个招牌取下来,捶碎,烧掉。按照胡适的这个逻辑,假如有人冒胡适的名字发表了一篇文章去宣扬一种邪恶的思想,那么胡适就要为这篇文章负责任;假如有人冒胡适的名字出去杀人了,在粉墙上写上“杀人者,胡适也”,那胡适就要去偿命。所以这在逻辑上就是不通的。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魔咒就是认为:第一,中国传统是专制的;第二,中国的国民性是奴性的。却很少有人去思考一下,我们中国古代的传统究竟是不是专制。关于这个问题我建议大家去阅读钱穆先生的著作,中国社会里面真正属于专制的时代并不多。关于中国人的国民性是奴性的,这是否有以偏概全之嫌?八十年代有一本书也曾经风行一时影响极坏,就是台湾的一位杂文家柏杨所写的《丑陋的中国人》。中国人究竟是不是真的丑陋?那么我们历史上那么多的英雄人物从哪里来呢?鲁迅说过“我们中国历史上从来不乏埋头苦干的人,从来不乏为民请命的人,即使是为帝王将相做家谱的正史《二十四史》也掩盖不了他们的光芒,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如果说我们承认柏杨的话是对的,那么鲁迅的这句话就是错的,这是一种排他律。所以我有一个理想,当然我现在手边要做的学术工作太多,我想等手边的工作告一段落以后,我想潜心地写一本书叫《高贵的中国人》——写我们的历史上那些因为他们的精神的高贵在我们的青史上留下光亮的人——伯夷、叔齐、屈原——写这些人。从新文化运动以后,对现代性有一种五体投地的膜拜,对传统道德伦理进行彻底地破坏,从而使得整个社会的发展愈加地急功近利,我们凡事只问有用没用,绝不问这个事情当做不当做,只为眼前利益没有长远打算,导致了道德缺失、人心沦丧、人心冷漠、各司其私。台湾有一位学者叫韦政通,韦政通先生在深圳大学讲座,说了一句话我非常赞同,他说我们必须得承认现在的中国人是历史上最坏的一群人。他接着解释这句话,他说我们传统的好的东西被我们丢掉了,而那些西方的好的东西我们又没有学到,我们学到的全部是西方坏的东西。这句话非常地难听,但是你仔细想一想,就算你不完全赞同,你也不得不承认它至少对这个社会现象是有一定的相关度的。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我们的当代知识分子因为对于西方古典学问的短板,他们意识不到西方学术、西方文化它的来源是来源于古希腊和古希伯来,这就是所谓的“两希传统”,古希腊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理性的精神。古希伯来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什么精神呢?宗教的精神。古希腊崇尚玄思,不务实用,所以它才能够在科学上做出巨大的成就。古希伯来因为他们敬事神祇,因为他们崇尚宗教,所以他们才能够贡献出那么多的影响人类历史的人物。大家不要看犹太民族那么小的一个民族,只有数千万人,但是犹太民族他们所贡献出来的影响世界的人物是最多的,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人是最多的,更不要说其他各方面的人才,西方的财富主要就掌握在犹太人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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