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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如说儒》第三讲:《民主的陷阱》


    《晋如说儒》是腾讯网儒学频道、深圳儒家文化研究会联手打造的高端文化讲座,学术性思辩性强,非常适宜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精英人士。讲座完全颠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习惯观点,带领听众重新思考近代史,重新审视儒家文化。
    主讲人徐晋如为古典文献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兼任深圳市儒家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国学院教务长,香港孔教学院永远名誉院长。著有文言诗文集《忏慧堂集》,学术专著《禅心剑气相思骨—中国诗词的道与法》、《缀石轩论诗杂著》等,是当代儒家诗教的首倡者。
    在第三讲《民主的陷阱》中,徐晋如认为,新文化运动以来,把中国一切问题,归罪于孔子和儒学,其实都是受日本人远籐隆吉影响。反孔是当时的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文化阴谋。新文化运动的反孔,除了受日本人影响,还因为生吞活剥西方政治学理论,不知中国是一种士人政府,而误以为中国政治传统是君主专制。更不知孔子思想恰恰是最反专制的。徐晋如认同康有为的见解,古代中国早就保障了人民的自由,只不过这种自由,并不是以民主共和的面目出现。同时,更尖锐地指出,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德先生”,并不是自由的民主,而是一种多数的暴政。孔子被这样的“民主”当成敌人,正说明孔学具有伟大普世的意义。最后,徐晋如讽刺道:“1939年10月6日,早年积极反孔的胡适,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主持美国皮兹堡大学孔子纪念堂揭幕典礼时却说:‘中国受孔子民主理想及其教育方法之熏陶,故富于民主思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自由主义及民主主义国家者,孔子之学说有以致之也。’胡适这样说的时候,距离五四运动,正好过去二十年。”
    (特别鸣谢:汉字创意设计师霍者先生)
    《晋如说儒》第三讲:《民主的陷阱》
    
    中国古代政体并非君主专制(图为唐太宗)
    徐晋如: 继第一讲“现代性的癌症”、第二讲“科学的魔咒”之后,第三讲我们要探讨民主的问题。今天这一讲可以冠名叫做“民主的陷井”。

    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中国一个至高无上、不可纠结,谁要是反对谁就是“五毛”的这样一个词语。当一个词,当一个概念,已经变得任何人都不能够去反思都不能够批评的时候,这个概念它究竟是一种学说,还是一种邪教,我们已经很难分辨得清了。很少有人认真地去思考一下,民主究竟是什么意思,它背后的哲学底蕴又是什么,它是否跟我们的文化传统、跟我们的国民性可以配合得无间,所有这一切很少有人思索。
    我有一位朋友,是香港人,叫做潘加惠。潘先生他师从于我在当代最景仰的思想家之一霍韬晦先生,上一讲我也特意提到了霍先生的大名。所以他经常在微博上表达自己对于民主的批判,他一旦发表这样的言论,马上就有无数人上来,用各种各样恶毒的言词来攻击他,用广东话来说就经常“问候佢(他)老母”,非常非常地没有教养的一些人。潘先生是一个涵养功夫特别好的人,他每次都会把这些骂他人的那些恶毒的词语都给收集在一起,再给他们转帖出来,让大家都看一看这些人有多下流。潘先生的意思很简单:这一群人,这一群没有任何教养的暴民,如果由他们来当家作主,该是何等地可怕!
    其实,如果说这些人但凡有一点理性,他们认真地看一看潘先生他的微博上面的话,会发现潘先生经常强调,说我不是反对民主,我只是认为民主可以更好,而我们现在没有能够做到更好。所以这种思考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严重缺乏的。
    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就有两个响入云天的口号,一个是“赛先生”——上一讲我们剖析了“赛先生”背后的那颗魔心,一个就是“德先生”。因为崇尚“德先生”,所以就认为中国的传统一无是处;中国的传统又被认为是孔子所树立的,所以就把孔子批得一无是处。当时有一位大学者叫做柳诒徵,字翼谋,江苏镇江人。柳诒徵先生和王伯沆先生并称为“南雍双柱”——所谓“南雍”就是当时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的两个柱石,两个最重要的教授。柳诒徵先生在当时跟新文化派唱反调的杂志《学衡》——这个杂志非常重要——在《学衡》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叫《论中国近世之病原》,他开头就说,今天这些新文化派都在那里骂孔子,他说我本人不是孔教会中的人,我并不是一个像孔教会中人那样把孔子当成教主的人。如果说新文化派骂孔子骂得有道理,中国近代的种种的病征都是由孔子所造成的,那么我会完全赞同你们的观点,并且我会跟着你们后面一起骂。但是他说事实胜于雄辩,孔子有没有教你卖国?有没有教你贪污?有没有教你不守诚信?有没有教你面对敌人那么软弱、不敢打?这些全部没有教嘛。他说我平生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凡是那些认真地读孔子的书,按照孔子的教诲去认真地行事的人,在社会中就有一个词来称呼他们,这个词叫做“书呆子”。他说中国两千多年以来,我们的孔学、我们的正道其实都是由这群“书呆子”坚守。你把这些当官的、贪腐的、军阀的各种种种恶行都归结到孔子的身上,这不是大为荒谬的一件事情吗?胡适有一个经典的为学的方法,叫做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句话我见到过的最幽默的用法出自于一本书叫做《1957:新湖南报》(应为:《1957:新湖南报人》),《新湖南报》就是今天《湖南日报》的前身。当时反右派的时候,《新湖南报》不像其他单位所规定的右派一般5%,最多10%,多的地方到10%,而是三分之二的人都成了右派。所以这些成为右派的人,几十年之后,来回忆自己当时所遭受的厄运就说到,某一些人把他们打成右派,某一些人对他们进行阶级敌人式的搜查的时候,从来不惮于大胆地假设,但是从来没有小心地求证。这是我所见到的对这句话最幽默的用法。
    那么胡适在批判孔子的时候,却从来只是大胆地假设,从来没有小心地求证。他在做他的最得意的一门学问,就是做通俗小说的考据的时候,他总是喜欢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答。这种问题意识当然是现代学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功,好,我们就是要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用胡适当初的方法来问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政体是专制的吗?第二个问题,孔子是否应当对中国的专制负责任?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我们也就知道胡适以及他的同道对于孔学、对于儒家的批判究竟是不是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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