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如说儒》第三讲：《民主的陷阱》(8)
http://www.newdu.com 2024/11/28 06:11:21 腾讯儒学 徐晋如 参加讨论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新文化派所倡导的“德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东东。 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期，他写了一本书，一共二十四篇，叫做《劝学篇》。这个书呢它基本的核心思想是认为一个天下国家，它的表面上看，它的运作是政治，本质上是文化、是学术，所以他认为一定要把中国的学术问题给考虑清楚，这些政治哲学的问题要考虑清楚。当时不叫民主，当时那时候一个词叫“民权”。这个民权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他说西方的民权的说法不过是国家有议院——议会，民间可以发表公论来畅达民情罢了，只是要让老百姓能够很好地申诉他们的诉求，而不是要让老百姓来大权独揽。张之洞所讲的就是自由的民主，也就是所谓的代议制民主的真相。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从古以来，内圣者不能外王，外王者并非内圣，一切的有深刻思想的人，他的观点永远是不能够被多数人所接受的。所以张之洞的思想是深刻的，是正确的，当时也是应者寥寥。他的书一直到1903年在纽约重版，美国人给它改了一个名字，翻译过来就叫《中国唯一的希望》。可惜呢，这个书出版的时候，他对于当时中国的民权学说、民主学说盛行以后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开始体现了，他当时的预言是民权之说一旦大倡，一旦提倡这种民权的说法，一定的结果就是中国的那些暴民起来反抗洋人，去焚烧教堂、去盲目排外，最终结果会造成西方人就有了口实来进攻我们，后来果然就出现了义和团，后来就果然出现了八国联军。所以他所有的预言也都验证了。 新文化派从来没有兴趣去搞清楚什么是自由的民主，什么是不自由的民主，什么是集权的民主——法国大革命的那种是集权的民主，所有权利、一切权利都归委员会。事实上新文化派所讲的“德先生”正是不自由的民主——集权的民主。因为在五四知识分子的学术根基那里，五四知识分子他们的学术根基是民粹主义，是乌托邦主义，他们没有一个对西方自由主义理论的深刻的梳理，西方自由主义的提出者他们本身都是那种不讲功利的清教徒。而像胡适所崇拜的杜威，是一个实用主义者，这个实用主义者是不可能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的，因为实用主义者永远会认为你的东西既然没有用，你的东西不能够带来财富，那你的东西没有价值。所以在新文化派那里，他们把人民崇拜到了极致，可是他们心目中的人民是抽象的人民，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这种抽象的人民又被他们又给简单地归纳成是劳工、第四阶级、下层民众、贫民，这样的话——像陈独秀就多次地表达了这种观点，就认为说下层的人是最伟大的——这种思想是非常要不得的，因为下层的民众他因为知识上的缺陷，由于他所处的这种环境、后天的教育等等，他们是很难有一个引导社会向上的动力的。真正的一个社会，最能够让这个社会稳定靠的是中产阶级，让这个社会向上靠的是贵族。所以新文化派他们讲的“德先生”，更多的是一种偏向于平等的学说，而不是注重自由的学说。所以新文化派所要求的不是大家各个阶层，我们每个阶层选出我们的议员，而是每一个人，尤其是下层的人都能够参政议政，那恰恰就是作为自由的民主，也就是代议制民主的对立面——这种直接民主，这种普遍民主，这种不自由的民主。一旦普遍了的结果，就是平庸的声音占据多数，社会上的少数派往往就会被多数派所压制。 所以新文化派作为反孔大旗的“德先生”，其实是一个被西方人所唾弃的假民主、不自由的民主，被这样的民主当成最大的仇人，这不是孔子的悲剧，这是孔子的光荣。所以具有非常讽刺意味的事情，就是1939的年时候，早年积极反孔的胡适，他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主持美国匹兹堡大学孔子纪念堂揭幕典礼，他说：“中国受孔子民主理想及其教育方法的熏陶，故富于民主思想，中国之所以能成为自由主义及民主主义国家者，孔子之学说有以致之也。”胡适这样说的时候，距离新文化运动刚好过去20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