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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珉中:两宋古琴浅析


    文/郑珉中
    对于传世的宋琴,过去的收藏家有一种习惯的看法,他们除肯定刻有宋款或刻有题为宋斫跋语的琴外,就是把形体扁平而又发大小蛇腹断纹的琴定为宋物。对于形体圆厚、髹栗壳色而断纹又起剑锋的宋琴,皆视为唐琴的野斫。将形体不扁平、髹黑漆、发短小的牛毛断纹的宋琴,则视为元明之器。于是把宋琴的视线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给鉴别、鉴定古琴带来了混乱。这是长期囿于“唐圆宋扁”、“官琴野斫”之说所造成的误解。他们相信款字题跋,而不采取用典型器比较的鉴定方法,故不能明辨是非。殊不知宋以后元明的制作也有形制扁平而又发蛇腹断纹的琴。由于对唐宋琴的界线和宋元明琴的区别分不清楚,因而在传世古琴中哪些是宋琴,哪些不是宋琴,就出现了极不一致的看法。
    鉴定宋琴确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是受上述传统观点影响,另一方面也确因宋琴的风格、大小、工艺与断纹特点上都存在着差别。故对宋琴特点就不能作出举一反三的概括,只能凭借传世宋琴中具有典型特点之器作为依据进行具体分析,或者对两宋古琴形制看法的基础上,进而探讨宋琴的发展变化,比之以往则大为有利了。今就管见所及,将宋琴分为北宋、南宋兼及宋斫伪品三个部分缕叙于后,以供识者参考。
    一、北宋时期古琴的发展
    宋代结束了五代以来的混乱局面,国家统一,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得以繁荣。古琴音乐在统治阶级的重视和提倡下,出现了唐代以来的新高潮,涌现了一批以鼓琴为专业、世代相传的琴师。擅长弹琴的人发展到各阶层人士之中,弹琴者的范围扩大,对琴的需求自然也多了起来,“官琴”、“野斫”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种艺术、工艺的兴起和盛衰,都是和当时经济发展情况与统治阶级的好恶分不开的。古琴在北宋得到繁荣,就直接与皇帝的爱好有关。据《宋史》载,宋太宗于至道元年(995年)下令将七弦琴改为九弦琴。及至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又采用魏汉律之说,制造了一、三、五、七、九弦的“五等琴”。在祭祀、朝贺时的大乐中,五等琴用了89张之多,仅七弦琴就有23张。从邓椿的《画继》与汪珂玉的《珊瑚网书画跋》的记载中还可知道,宋徽宗嗜琴成癖,收集古今名琴藏于“万琴堂”中。而今还可以看见赵佶亲笔绘制的、十分传神的《听琴图》传世,可见他对古琴的爱好是与书画相等的。从以上文献中可以看出,北宋宫廷中对琴的改制、应用,的确一度出现过畸形的发展,设“官琴局”造琴,自是有其必要的。
    至于当时的民间,据北宋政和间成玉磵的《琴论》记载,“京师”、“两浙”、“江西”的能琴者极多,然指法各有不同。元代吴澄在《赠琴师李天和序》中说:“浙操兴于宋……浓丽切促,里耳无不喜。”可知当时浙操之琴,绝非以后文人士大夫提倡的“轻微淡远”一类的情调,而是以优美悦耳之音为闾里百姓所喜爱,这就说明古琴在北宋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曾昌盛一时。于是,乐器的需求量增加,“野斫”之琴自然随之而发展,一些擅长造琴的名家自然相继出现。如《云烟过眼录》中记载,庆历中僧智仁、卫中正,崇宁中的朱仁济、马希仁都是北宋斫琴的大家。在这本书中还记载了若干流传于当时的唐代名琴,其中一则说:“李公略(一作公路)收雷威百衲琴,云和样,内外皆细纹,腹内容三指,内题‘大宋太平兴国七年岁壬午六月望日,殿前承旨监杭州瓷窑务赵仁济再补修进入’。”可知赵仁济不仅是一位烧瓷的窑官,也是北宋初年的一位斫琴名手,北宋初的官琴,很有可能是由他监督制造的。自北宋太祖开宝元年至宣和末年(968-1125年)的157年间就涌现出五六位造琴大师,这也是古琴音乐兴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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