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举世瞩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历时5年终于告捷，其重大成果《夏商周年表》近日向世人公布。主持这项宏大系统工程的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成为人们关注的人物，笔者最近采访了他。 工程首席科学家 今年67岁的李学勤坐在他的书房里，周围堆满了书，书柜里放不下，用纸箱装着摆在地上。他说起话来目光流露着睿智的神采，反应灵敏，且说话节奏较快，仿佛是为了节省时间。他目前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和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汉学研究所所长等数职。他诙谐地把自己比作一个多波段收音机，这么一拧是中波，那么一拧是短波。他做学术研究分秒必争，常把最近正在研究的材料带在身边，开会休息时就拿出来思考研究。他练就了一种充分利用时间的本领，能随时随地地钻进冷僻深奥的研究中去，又能随时随地地拔出来。演讲时，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出口成章，旁征博引，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在学术思路上他也是能入能出，研古而不泥古，将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相结合，论证问题严谨周密，又有极强的预见性。在学术界，他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学者，集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献学家于一身，是对考古发现利用最及时、探讨最全面、成果最显著的学者。他很早就提出研究古代文明最好采取多角度、多层次和中外比较研究的方法，这与夏商周断代工程采取多学科合作的思路契合，也许这就是夏商周断代工程选择他作为首席科学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工程始末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一直不能得到中外史学界的公认。在中国学者手里，五千年文明史也仅有三千年“有史可查”。按《史记》记载，我国古代可靠的编年史只能追溯到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从这一时间上溯，学者意见纷纭。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开始，往后约一千年的历史年代模糊不清。自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开始的两千多年来，许多中外学者试图解决这一学术悬案，由于探讨三代的年代学涉及的学术领域相当广泛，使得任何人的个人力量都难以取得突破。 1995年，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在参观了古埃及卢克索遗迹以后受到启发：古埃及第12王朝共213年，是帕克据某王登位的第7年8月16日天狼星在东方升起的月相计算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天文学家不根据中国丰富的天象记录算出夏商周的年代呢？一个想法在他的心中形成，于是他提出：处于跨世纪之交的“九五”期间，应该组织社会科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对这一重大历史问题联合攻关。1996年5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通过项目论证，正式启动，成为我国“九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工程目标就是研究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兴起和发展中占有重要位置的夏、商、西周三代的年代学，制定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为中华文明寻根。这个科研项目，涉及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科技测年等学科，分9个课题，44个专题，直接参加的专家学者就有200人，开始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跨学科门类的合作研究。 据李学勤介绍，任何一个参加研究的学者，可能从来没有与这么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合作过，因此，开始时没共同语言，这就要经常开跨学科研讨会，互相之间进行磨合，逐渐找到共通点。以“武王伐纣”年代为例，海内外学者已有44种不同说法，年代的范围就有112年的跨度。“工程”的文献学家把有关资料和中外已有不同年数的学说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考古学者则对有关考古遗址的遗存进行分期研究，提出系列样品进行C14测定；天文学家用国际天文学界最先进计算软件，对古籍中有关天象记载进行全面考察和推算……再经过反复选择，多方讨论，将武王伐纣的年代缩小到30年范围内，最后选定了公元前1046年。这个工程的启动和完成，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积累了经验。这种结合开创了新路，也将是21世纪有关科学研究发展的趋势。 学者生涯 李学勤现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精通英语的他引用了一句英文俗语“一些的一切，一切的一些”来说明自己的治学体会。“一些的一切”即学什么东西应对这个领域已有的一切都懂；“一切的一些”即对其他领域的知识也都应懂一些。他读书面很广，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涉及理科方面的内容，因有相应的基础知识，他做起工作来不觉太困难。 李学勤从小就喜欢读书，七八岁起就迷上了《科学画报》，他把书摊上的《科学画报》都买全了，每一本每一篇都认真地读，那时只是出于好奇心。为了买书，他省吃俭用，经常不吃早饭、午饭。各种各样的书他都爱看，新书买不起就看旧书。他还有一个特点，越是不易看懂的书越爱看。他的爱好影响了他的专业取向。读中学时，他对科学书、哲学书都喜欢浏览，金岳霖的名著《逻辑》，他读了好多遍，其中介绍数理逻辑的一章，和数学一样充满符号，大大激发了他的好奇心，于是他不顾希望子承父业的医学界的父亲的反对，投考了清华哲学系。上大学的时候，他凭兴趣读英文小说，免修英语课，后来还自学了日、德、俄语。当时，甲骨文等富于神秘感的古文字又吸引了他，他经常跑到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专读关于古文字的书，钻研起殷墟甲骨文来。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受到甲骨学家的赏识，应邀参加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文字缀合》的工作，从此开始了古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学术生涯。 重写《中国学术史》 也许是独特的个性和丰富的学识使然，李学勤的研究多有创见，五十年代他成为第一个综合研究战国文字的人，随后提出殷墟甲骨分期的“非卦辞说”与“两系说”，一开始引起很大争议，后来逐渐被学界所接受。近年来，他除了从事新出土的竹简帛书的研究外，还到欧、美、澳、日等国任教讲学，考察鉴定流散在国外的中国古代文物，写成《四海寻珍》等书。他发展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突出表现在对无文字的考古资料的重视和对文化学理论的运用方面，他认为考古研究同认识古代、研究古代传统的历史研究相结合，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通过对新出考古资料的研究运用，他提出“重新估价古代文明”、“重写中国学术史”，他的倡议影响了一代学风。目前，他主编了一套10卷本《中国学术史》，他在研究竹简帛书中发现的汉初法律和秦代法律即将公诸于世，此外，他还在进行国际汉学学术史的研究。 李学勤将知识带来的快乐当作最大的快乐，他自言是个比较简单的人，我却觉得，简单与丰富在他身上竟这样奇妙地统一在一起。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0年11月15日第九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