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0年6月21日，时任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一行6人从上海开始了为期“一月差三天”的东北考察。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卢作孚一行参访了十多个城市及周边地区。实业考察虽是卢作孚的主要目的，但其间的会师访友也为此行增添了不少异彩。 从青岛到大连后，卢作孚登门拜访的第一位人士是周孝怀。周孝怀本名善培(1875—1958)，担任过四川第一任警察局局长、四川省劝业道总办，对四川近代工商交通事业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在卢作孚看来，周孝怀“是在四川建设上唯一有办法且有成绩的人。他办警察，警察有起色；办实业，实业有起色。”周孝怀对卢作孚的思想和事业也早有所知。在这次会见中，他详细询问了四川的近况。卢作孚告诉他:“这几年来，四川比较少战争了，少土匪了，军队逐渐讲究训练了，财政逐渐讲究整理了，地方经营逐渐成为风气了，尤其是修马路、办市政，全川都在进行，一个地方别离两三年，再去便会认识不得了。”周孝怀很欣慰，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比中原好”。周又问起卢作孚经营的事业，听完介绍后感叹道:“我早就听说了，以那样混乱的政局下面，还有许多朋友在那里努力创造事业，倒是难得的。”又谈到统一问题。周孝怀说:“民国以来，袁世凯有了第一个好的机会，蒋介石有了第二个好的机会。都把中国弄不好，真可惜了。进步不一定要统一，能够像四川那样不统一而在经营地方上比赛着努力，比统一还要来得活跃些。”卢作孚认为:“统一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武力一部分一部分地打下去。这个方式已经有十九年的证明不成功了。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各经营各的地方，一桩事一桩事地逐渐联合起来，最后便一切统一。这正是今后须得采用的方式。”周孝怀甚表赞同。 卢作孚此行拜访的第二位人士是旅顺的罗振玉(字叔蕴，1865—1940)。罗振玉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考古学的奠基人。卢作孚拜访罗振玉，首先是“很敬佩罗先生的学问，他藏书很富，读书很深，考证很精”。彼此寒暄一阵后，卢作孚问罗先生，近来有什么著作没有，他说，“只有几篇零碎文章。”话完，便去取所印就的文章送给卢作孚一行。卢作孚看了看室中的陈设，到处都是图书，感到最有味的是光绪皇帝赐给他的四个大字“文泉言律”，上款题的是光绪二十年，下款题的是赐顾问大臣紫禁城骑马南书房行走臣罗振玉。“罗先生固犹是前清的遗臣呵！”罗也很关心四川，问四川的战事、匪患和地方的经营，又谈了些中原的战争、北方的荒旱等。卢作孚“又觉得他不只是一个读书先生，亦很留心国事。这回出来会着许多朋友了，谈起国事，还少有这样殷勤细致的。” 类似这样的话题，一直贯穿于卢作孚东北之行的会师访友中。比如在唐山拜访四川聚兴诚银行的代表喻元恢，谈到总经理杨粲三有毅力、有见地，相信他“此后将用全力提倡抵押借款，改对人信用的习惯为对物信用的习惯，决以川滇黔为经营的中心”。拜访《大公报》的胡政之，谈到时局问题，他非常反对国内战争，认为“要国内战争消灭，有两个方法，一个方法是不让战争起来，一个方法是战争到底，不堪再有第二次牺牲”。在北平会晤晏阳初创建的平教社朋友，卢作孚一面向他们取经，一面向他们报告了三件事:“第一是有希望的川局。并说明其今天以前之种种进步。第二是我们有关系的事业，峡局方面、科学院方面、经济事业方面。第三是此番考查之所得，基于学术之研究而发生影响于社会的事业。”访问文化基金董事会的任叔永，谈到中国西部科学院的标本采集交换和邀请专门学者到川省考察几大生产事业等问题，“彼极愿约人，并愿亲自回川一行”。甚至遇到陌生人，卢作孚也不失时机地介绍川省近年的进步，为四川招揽人才。其关心国事、川事心之切、情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卢作孚拜访罗振玉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了解张石亲先生逝世之前在他家住过的情况。张石亲(1858—1928，本名张森楷)，晚清举人、历史学家、教育家、实业家。卢作孚这次到北平除了解石亲先生去世前的情况外，还与张石亲的儿子张胜伯商量如何处理张石亲先生的遗作；与友人邓木鲁商量，如何将石亲先生的灵柩移回故里。邓木鲁告诉卢作孚:“石亲先生到平，我即迎其住在我的家中，照料其饮食起居，唯恐不周。我所以这样事石亲先生实有两点意义:第一因先生是一个艰苦卓绝的学者，在史学上曾用很博大的工夫。如在江南，早已为群流所推重，不幸而生在四川，四川人向来是不推重人的，所以亦没有人推重先生。我则尽此一点推重先生的诚意。第二因先父在时，我们在外边读书，没有得侍奉；先父死了，只有石亲先生是先父的一个朋友，侍奉石亲先生正所以追念先父。”卢作孚听后深为感动:“我觉得旧来的读书人讲究知大义，于木鲁先生的一段话也就可以看了出来。”不久之后，卢作孚把石亲先生的灵柩运回合川，隆重安葬，并在墓地旁修建了纪念堂，举办追悼会和遗著展览。 天津是卢作孚东北考察的最后一站，其重点就是拜访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并参观南开学校。卢作孚从很早的时候起就非常重视教育并终其一生，早在1916年他就著文强调“教育为救国不二之法门”，在峡区和民生公司也创办了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班，所以每到一地他都询问和观察教育状况。他在游记中写道:“这次在青岛，在大连，在抚顺，街市上，电车中，或火车中，常常见着日本读书的小孩子，很令我们回想到中国不读书的小孩子。”到北平后，他们参观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协和大学、香山慈幼院等。在南开大学他们见到了张伯苓先生，并告以东北的情形。张伯苓告诉他们，他正组织东北研究会，搜求东北的材料，研究东北的种种问题。每年暑假都有人到东北去考察。还准备从当年秋季起，中学加授东北地理，并“力劝”大学毕业生“到东北去任职”。从张伯苓处还了解到，在南开大学各级各省籍学生都有，直隶特多，东三省亦增加很速。比较各省学生学行的优劣，他说:“极南极北的学生最振奋，中部不如。所谓极南是以广东为代表，极北是以东三省为代表，其余则又较之稍差。” 张伯苓请卢作孚一行吃午饭，饭后又陪同他们参观了图书馆、丽生园、思源堂。图书馆的规模差不多同中央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样大。阅览室陈列了学校模型。所有房舍、地景、运动场、道路、河流等等，一目了然。另一区段陈列学校照片，从严氏私塾到私立中学，逐渐扩充，成立大学，成立女中，成立小学，顺次陈列，加以说明，“令人把一个生长中的南开学校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并想到其生长之延续，未来的无限的前途。前面的陈列是南开的地理，后面的陈列是南开的历史，用这种方法讲地理、历史，岂不更明白而有意义？”丽生园是唐丽生捐助的，园里养了好几十种金鱼，有人专门作金鱼的研究。思源堂是袁述之母捐银十万元建筑的，楼下为物理实验室，中为生物实验室，上为化学实验室。卢作孚问张先生:“大学分几院？有多少学生？每年经费若干万？”他说:“大学分文学、理学、商学三院。学生三百多人。全年经费几校共几十万，除基金、学费和各种固定收入外，还差十万左右，全靠募捐。”当日早上9点，他们已由一位施先生带领，参观了南开中学和成立不过七年的女中。南开还有小学一所，成立不过三年，有学生100多人，在女中对面，“因张伯苓先生在大学相待，未去参观”。（严家炎;卢晓蓉 (责任编辑：admin) |